传播学重点名词一、拟态环境（李普曼《公众舆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
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
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
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
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
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
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二、把关人（库尔特·卢因）“把关人”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率先提出的。
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1947年）一文中，首先提出“把关”（gate keeping）一词。
他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
”“信息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
”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式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
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
从此，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从人们的不自觉行为成为大众传媒组织的有意操作，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或明或暗的影响新闻实践。
论公众舆论与司法公正之良性互动摘要：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体现着现代社会中民主与法治的深层联系，舆论监督代表了民主的基本要求，司法公正代表了法治的基本要求。
尽管有区别，但二者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大众传媒可以引发并引导舆论的方向，而舆论在发挥社会监督功能的时候，也影响着本应理性至上的司法活动。
我们要理性审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意义，克服公众舆论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促进公众舆论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公众舆论；司法公正；监督；互动一、公众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和意义“舆论”和”监督”在《辞海》中的解释分别是“公众的言论”和”监察督促”。
监察的目的是发现问题，督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所谓”公众舆论监督”就是社会各界通过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形成促使问题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从而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以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实行制约。
舆论监督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却有一种精神的、道德的力量。
当分散的、个别的看法和议论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并经过各种传播媒介形成社会舆论时，舆论便体现出”民意表达和民众力量显示”的本质特点，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舆论监督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它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
司法公正主体是以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
司法公正的对象包括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名词解释两级传播理论：大众传播的过程是大众传播—意见领袖—普通受众。
也可以具体理解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及其影响不是一般认为的直接流向或者传达给普通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介，这里的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对大众媒介保持较多接触，在特定领域能够对他人发挥个人影响的人，再由意见领袖传达给受众。
这个理论是在4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等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
举例说在欧美换届选举中，一般选民们对于自己所要选择的政党的改变很少直接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对于他们的选择起重要作用的反而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一般有关的信息和想法都是从某一个候选人那里通过大众媒介达到意见领袖那里，这主要是一个信息传达的过程，然后在通过意见领袖把信息传播到普通民众那里，这主要是人际影响的扩散。
它使人们认识到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渠道在人们信息获取、态度形成、转变以及具体的行动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它是由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理论。
大众传播可以为公众提供一种“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可以给那些“议题”分清轻重缓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对社会上的某些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作突出报道，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以此来影响民众对周围世界的重要事件的判断。
而且大众传播不能决定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具体看法，也无法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但是可以通过那些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举例说，之前发生的“7·23”动车事故，全国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这次事故的相关追踪报道，在报纸和电视媒体上都是放在第一位报道的，这在第一时间就吸引了民众的重视，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而当时的其他一些事件就没有都不是那么地引人注意了。
可见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作者：丁永刚周金玲来源：《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20期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过程，它是自然人转化为政治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影响人们政治社会化的因素较多，大众传媒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影响力量。
当今时代是复杂多变的信息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大众传媒的包围之中，大众传媒舆论导向能力增强，对人们的政治社会化影响较大，正如学者张开所言：“大众传媒是现代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法逃避其影响的‘社会空气’。
”①大众传媒正全方位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塑造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为人们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前所未有的政治舞台；大众传媒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它不仅为人们传授政治知识、政治技能，还向受众宣传政党的政治价值观，使人们接受政治教化，转变政治态度，树立价值判断标杆，完善政治人格，实现从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过渡。
一、大众传媒与政治社会化（一）大众传媒传播是利用一定的中介传递、表达、反映信息的方式。
它既不是简单的输出，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复杂的双向交流。
传播离不开中介物。
信息的传播需要依附于某种中介物上，特别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和肢体表达显然已不够用了，人们要在彼此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进行交流，就必须借助现代的传播工具。
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传播中介作用的，就是“传播媒介”。
它是信息传播所通过的“中介、桥梁、渠道、通道”。
“传媒”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事件、物体、组织等都可以成为传媒。
②“大众传媒”，也可称为“大众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是一般传媒的外延的扩大，它是在广播电台出现以后才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新概念，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间的传播渠道，一般专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及网络③。
简单地说，大众传媒就是向大众传输信息的传播媒介，它包括传统的印刷媒介（书籍、报纸和杂志等）、传统的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与新兴的数字电子媒介（网络、第三代移动电话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