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理论流派综述

经济人类学理论流派综述

经济人类学具有一个特殊术语论辩的短暂历史 ,也有一个分析内容与人类学学科同样悠远的“真实”历史。它的批评性论战在本原意义上 ,提供一个进行“经济”比较的视野并解析“经济”的结构。经济人类学建立的真正本质 ,是对人们学术视野的一个新开拓 ,是对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渴求 ;它为之努力的 ,实质上是要基于原始资料的具体分析 ,来建立一个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 ;它在一个极为广阔而深远的视野中观察经济所提出的问题 ,实质上已向整个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经济人类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 ;成为一个从总体结构上 ,考察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结构化“经济”活动的科学 ;成为有自己独立范畴体系、理论框架、方法论和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

学科历史背景：

经济人类学的历史很短。从术语的角度来说，是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兹在1952年，吸收了弗兰克.奈特对其1940年发表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的批评观点，对原书修订再版为《经济人类学：比较经济研究》后，而使“经济人类学”得到了首次使用。但以实体主义学派的创立者而最为著名的卡尔.波朗尼，在经济人类学的成长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直到1957年，其闻名于今的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中发表后，“形式—实体”的论战，才把经济人类学确立为一个值得理论关注的领域。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对跨文化经济的讨论，支配并取代了这一论战。形式论者和实体论者都同样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为新的信仰而奋发割断他们对前者的忠诚联系。1971年经济人类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到来。

但是，如果仅仅把目光局限于这种理论论辩，就会放弃“真正”的经济人类学历史，而只展现出经济人类学的一种“虚化”历史。在人类的历史存在中，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面对如此基本的事实，以至人类学家无法避开对它们的讨论。基于此，经济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力图解释不同民族的社会组织的方式和机制的过程中，展示出其基础性的作用。因此，经济人类学的“真正”历史，与人类学科同样古老。

学科特征：

经济人类学是在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中崛起的，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又是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中实现的。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个新学科的产生视为原有的经济学与传统人类学简单相加的结果，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扩展，往往也意味着对一种新视野的寻求和新的研究方法的确立。经济人类学的产生，就是看到了无论经济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看到了经济所具有的物质的、数量的属性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以往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上所做的那些表层分析，并不能洞悉经济的结构。经济人类学的意义，就是要跨越传统经济学的藩篱，去探寻潜藏在经济制度底下的深层动因，以及决定这些动因的系统。

“经济”和“人类学分析”的涵义，确定了这一学科的视野和局限。“经济”意指人们为控制生产、消费和衣食住行的循环流通而构建起的社会关系。“人类学分析”意指对活生生的人们的直接观察、和对其最近历史资料的整理。其最首要的是。关注于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对经济人类学来说，研究的对象是位于某一时空的一个可选人类群体。

应该认识到，经济人类学在其深层本质上，一开始就把对人类本质实现的关怀和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包容在了自己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人类相异性的研究，来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的。因此，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对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超越和新的融合。这种超越和融合，使经济人类学深入到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中，而且广泛涉及了经济史、各种具体的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以及对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贫穷、不平等和发展等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人类学界人才辈出，群星闪耀。众多经济人类学者在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主张和利益诉求方面或近似或区别，汇聚了形形色色的学术流派。一般认为至少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主要根据方法论差异而划的、粗线条的“两分”法，即推崇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形式主义流派”和强调人类学田野工作传统的“实在主义流派”，即上述所说的“形式—实体”的论战；还有一种是比较具体的“四分”法，著名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就持这种看法，他提出，应分为以马凌诺斯基、弗士等为代表的经济民族史及功能主义流派，以波朗尼、多尔顿等人为代表的实在主义流派，以戈德利尔、梅拉索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普莱特纳、夏皮罗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流派（纯粹形式主义流派）。

主要流派：

我们认为，划分经济人类学各流派，一方面应坚持“四个基本一致”的原则，即在理论上观点基本一致、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一致、在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和在利益诉求上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后该学科的广义发展趋势，则经济人类学应可以划分为形式主义流派、实在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新广义派（或称新综合派）四个主要派别。

一、 形式主义流派。

形式主义流派是经济人类学中历时最久的、影响最大和人数最多的一个学派。其特点是：以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自己的基础，以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指导，有意识地将上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西方社会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生活的研究领域。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有许多，像四五十年代的弗士、六七十年代的库克、八十年代的斯内德尔、及现阶段的普莱特纳等。

普莱特纳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一位“纯粹形式主义学者”，其学术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的最新发展。他的著作颇丰，主要有：《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市场和营销》《经济人类学》。

198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经济人类学》，堪称普莱特纳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他自己认为“这是自70年代以来经济人类学领域第一部体系完备、内容综合的教科书。”该书充分体现了普莱特纳“广义的”或者说是“改良的”形式主义学术思想，而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全新阐述则构成了其核心的内容。

普莱特纳认为，经济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学角度出发，运用民族志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学科。因此，人类学、经济学和民族志三方面交叉、混合在一起，共同架构了经济人类学研究领域。首先，经济人类学具有人类学的特质。其次，经济人类学具有民族志研究的特质。再次，经济人类学具有经济学的特质。

普莱特纳认为，经济人类学至少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原始状态下氏族、部落或从事狩猎、游牧与农耕的不同民族的研究。在普莱特纳看来，人类学中传统的进化学派的理论和新兴的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大多与这一主题有关。第二，从不同角度（包括宏观的全球视角与微观的社区角度）对农业社会经济的研究。普莱特纳指出，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业社会中，从事着零散的、自己自足的家庭生产，而不是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因此，关于乡民社会的研究仍然是经济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第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既有市场条件下个人经济行为的微观研究，也有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宏观分析。随着经济人类学向广义发展，这部分内容不断扩展，重要性也日益上升。第四，涵盖多方面的、比较综合性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诸如性别角色、非正式经济因素的作用人类学与经济学在理论方法上的区别等。普莱特纳基本上把难以具体归入上面三类的内容都划入了这一综合领域。

二、 实在主义流派。

在60年代的学术辩论声浪中崛起的实在主义流派，是经济人类学界除形式主义学派外另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广泛的学派。由于匈牙利经济史思想家卡尔.波朗尼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所以又被称为波朗尼学派。实在主义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赞同关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的形式主义看法，而主张从社会、生态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问题。波朗尼提出了“经济被嵌和在社会中”的重要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尽管可能不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是由血缘关系、宗教信仰或社会习俗所决定的人们行为中，实际上暗含着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功能；而为了每个人的自然生存，社会需要连续不断地供给物品与服务，并由此形成了一定的结构，这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就是实在者眼中的“经济”。

实在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波朗尼和他的学生乔治. 多尔顿。尤其后者，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不断得整理和宣扬波朗尼的学术思想，并且运用实在主义的理论方法在经济人类学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素，被称为“现代波朗尼学派的领袖”。除他们两外，其他有名的具有实在主义观点的学者还有：与波朗尼合作编撰《古代帝国的商业与市场》的康拉德.阿伦斯伯格教授和哈里.皮尔逊。

多尔顿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非洲的市场》《经济人类学研究》等。从总体来看，多尔顿的学术探素大致分三类：一类是关于波朗尼实在主义思想的归纳与阐述；一类是将这种实在主义观点方法具体应用于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有关现实课题；还有一类则是结合比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构建与拓展广义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框架。

多尔顿概括总结了在整个60年代对经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种趋势：

第一 杰出的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朗尼和一些人类学、经济学家一起，倡导建立一种特殊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 用以研究有别于西方社会的、 前工业化体系中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经济制度，这些被称为 “实在主义学派” 的学者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概念与方法，向建立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大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二 一些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类学家主张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借鉴形式经济学的概念术语、主要理论和方法论，以能够量化地去分析评估原始和农业经济的行为与现象，这是所谓的形式主义思潮或 “反波朗尼主义”。

第三 二战以后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兴起的反殖民主义浪潮，使得世界上出现了数十个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它们的民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日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并且促使许多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交叉科学)和地区研究快速发展起来。用多尔顿自己的话说就是,发展中世界的结构性转变过程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几乎所有(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一趋势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等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

他还看来，经济人类学研究发展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侧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小规模的部落或乡民经济的制度结构与经济行为，以及这些制度和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和特征。因此，经济人类学与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等许多也研究发展问题的学科相比较，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 是它的研究兴趣主要针对于小规模的部落或乡村经济的部分；二 是它的重点研究范围是当今发展中世界所分布的数以百计的小型社区；三 是它以参与性的田野调查法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产生了许多关于传统经济体系发展变化的民族志式的研究成果；四 是它着重分析的是经济制度，尤其强调经济与生态环境、文化和社会之间关系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