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拓展与困境(之一)

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拓展与困境（之一）

王岳川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00年04期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1999年05期第4～18页

【作者简介】王岳川，195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从小说、美术、音乐三个方面论述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现实处境与面临的诸多问题。文章指出，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力图挣脱这种困境。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总体转型，先锋艺术的身份变得日益暖昧、日益复杂，甚至成为变化迅猛世界的旁观者；另一方面，真正的先锋仍然在漂泊中寻求新的锚地，在一片废墟中发现新大陆。我们只有走进先锋们的精神世界，去深切体味先锋的现实焦虑、存在处境、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的内在压力和渴望。

【关 键 词】中国先锋艺术/当代小说/当代美术/当代音乐

先锋艺术作为思想解放的产物，在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总体转型，先锋艺术的身份变得日益暖昧、日益复杂，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先锋已经成为变化迅猛世界的旁观者，或许可表述为：先锋正在成为“后卫”。

在我的研究中，我并不将小说、美术、音乐作为“史”来研究，而是作为“知识范型”来研究，不关心排行榜上那些自封为前卫的或时髦的艺术家，只关注具有文化学术意义的文本与创作，将一些尽管时髦一时，但不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作家、画家、歌手淡化掉，而将我所关注的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沉默的一群”的创作，作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延伸的“问题表征”来处理。作为学术史描述，我力求客观而非面面俱到地评述各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为人物排座次，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决定取舍标准。当然，任何阐释都必然会带有论者的自身思想烙印，这也是反复被当代解释学所证明的道理。

一、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也许，90年代的小说是最领风骚的，但它也是最为寂寞的。因为，它再也不是艺术领域中一道最明亮的风景线了。据中国作协统计，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超过100部，可到了1993年，就已经超过200部，1994年接近400部，1995年为700部，1996年据说已达近千部，1997年和1998年几乎超过1000部，到了1999年，一些知名作家已经公开向媒体坦言，自己基本上不看当代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既费时又是低水平的重复。

这种愈演愈烈、粗制滥造的小说，这种大多兑了水分的小说，这种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私生活一览无余的所谓“私小说”，却促使读者日益扭身而去。它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收回了期待视野而将目光投向了其它更为现实的行业。小说的旺年旺季却如此背运，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1999年一开始，不少纯文学刊物就纷纷宣布倒闭，实行了商品社会冰冷逻辑的“安乐死”。

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因此，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来招徕读者，甚至作家刘震云闭门八年写出长达20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 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小说回到了想象虚构叙事，回到了个体私人内语言的描写，回到了语言的重新组合，不再负载小说以外的精神及道义，小说只是小说。于是，充满语言游戏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一，本能欲望写作与私人化写作

更深一层看，小说创作事实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写作危机。当某些作家打出文学世俗化旗号时，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私人写作，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浅层次状态，于是，在现代化即世俗化这个新神话面前，他们以世俗化为依据，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崇高、神圣和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回到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但殊不知，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神学的压制下逃离出来而标榜人的合法性的，而现代的作家在标榜人的合法性时并未遭受到神学的压制，相反，他们是在反人性、反人的尊严、反人的深度的时候，一步步地张扬了人的兽性成分，或者说告别了人性而逐渐走向人的自然性。

其实，福科早就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与学院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在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阅读评论中，先锋文学才得以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小说不再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是成为作家玩弄叙事的狭窄领域，以及搞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或许可以说明，小说创作是怎样变成文化游离中的本能叙事的，成为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的玩弄者，成为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于是“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小说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小说不再成为大众反省生活、直视灵魂和感悟世界的窗口，也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成为世界沉沦中的自我身体抚摩的确证。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小说领域滋长这一重写私人话语和本能欲望的氛围。我认为，当代作品中对“个体”或“身体”欲望写作的关注，以及其向世俗性写作发展的理论根据，都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我承认人的合理欲望，不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表达，认为在“文革”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之后，应该给真正合理的欲望正名。但是，我强调“度”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握好人与神、人与兽之间的度，人一方面可能被重新异化为神，重演那种世界性的神话灾难；另一方面，如果不把握好人的生存之间的状态而滑向兽性，同样也会出现大面积的兽性爆发。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的几次兽性大爆发和欲望大暴露，仍然存在我们痛苦的历史记忆中。

9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告别政治话语时，仍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着暖昧的语义缠绕，甚至满足于在个人欲望话语的泡沫中剔除残存的诗意。但是，我仍可以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文学将在告别“政治化写作”与“欲望化写作”之后，走出写作困境和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

近十几年来，先锋小说遭遇到市民性小说的强有力挑战，其中，尤其以王朔式的“世俗关怀”的调侃性和日常口语凡俗性，日益明显地消解着先锋们的实验性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无疑在整个文学界使先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王朔关于知识分子和写作有两段话极有代表性。他说：“我没有上过什么大学，走上了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我‘写字’，就是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我写时不是手对着心，而是手对着纸。现在主要从口语中借鉴，各行各路的流行语都有，好看。”王朔已将语言颠覆和打倒翻身之类相提并论了，当此风成为一种时髦时，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想、批判精神在痞子文学中被消解掉了，甚至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

大体上说，“顽主”文化之所以能在精英文化和意识文化对峙的空场中登台，主要在于他在特殊的时间嵌进了历史的缝隙。90年代初，它以“政治波普”的方式嘲弄了意识话语的神圣感，并对极左思潮那一套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使精英文化误以为1968年风行欧美的消解浪潮可以再次在中国重演，从而使得现实无力感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然而，顽主文化在“收编”了世俗文化以后，指向了精英文化——它要打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批判精神，嘲笑知识分子“思想”的权力，拆解书面“语言”的批判魅力，消散价值关怀的“道体”光辉，使犬儒哲学消解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使意识话语从终极理想转向世俗实用。如此一来，取消了严肃文化、消解了当代最值得正视、讨论、关注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于是，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知识分子陷入本世纪第三次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之际，大众文化全面兴起，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并同市场文化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合谋，基本上左右了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层面的世俗性需求。先锋小说进一步让出自己的地盘，并失去了左右市民社会审美风尚的能力。

二，泛审美时代中颓败的先锋姿态

先锋存在的基本处境，是对当代中国个体的“自我身份”那无可名状的网状压力的承担，以及对自身历史的质疑（虚无化）和对整个“全球化”世界的对抗式隔膜。于是，先锋作家在向传统开战的同时，又得承受西方的后殖民文化的压力；在对理性的反抗中，参与感性审美的颠覆活动使文化秩序失调，同时又必须面对自我价值失效的商业化时代的冷酷和知识价值的贬值；而世俗化社会的个体性多元选择，又使得先锋的“悲壮突围”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如何在当代社会变革历史语境中，以当代个体生存根基和“自我”意义为基点，对当代文化语境及其困惑进行深切自审，变得尤为急迫。

处在这种语境下，四处飘散零落的个人书写（海子、顾城、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莫言、池莉、叶兆言、刘恒），具有了一种时代的错位形式。也许，先锋就是时代错位的产物，他总是超前性地感领到某种新的存在状态，某种掀起历史一角的新可能性。因而，他能在拒绝“媚俗”中显出自己的批判勇气，在“冷漠叙述”中，还原世界在技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主体被物化的事实，从而展示出当今世界数字化复制系统中，个体存在的整体性被肢解、个体生存方式处于零散化的当下状态。这种先锋的命运，使得价值的非确定性、意义的非有效性、语言的非传达性成为存在模式的新阐释代码。在文本空洞的技巧试验和叙事游戏中，将“意义空间”转化为“意义空洞”，并使反先锋的世俗文化得以乘机对无意义存在加以更虚无的“填空”。 先锋小说与历史记忆有着深层次关系。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类生命的脆弱和意识权力的暴力，使得人性不断扭曲变态。先锋作家因为对历史血腥痛苦的体验记忆，而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暴力所造成的民族精神创伤，并进而揭露人生经历中那挥之不去的噩梦。杨小滨在《中国先锋文学与历史创伤》中认为：先锋派的努力就是对原初压抑的语言性毁形，从而瓦解和抵抗对过去的霸权式解释。先锋文学所要把握的不是“文革”话语及其后果的具体残暴，而是它储存在意识之外的野蛮的、可怖的、癫狂的感受。而那个不可识别之物永远作为不能记忆的东西、无法再现的东西遗留在意识之外，而只有通过语言毁形的现时运作中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生动地衬现出来。先锋通过召唤毁形的力量，不是指明原初的震惊，而是把由震惊传送来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用畸形的语象叙述出来。如余华的叙述模式是对话语野蛮的穿透，这种野蛮长期被遮掩在高调的、宏伟而庄严的“文革”话语风格中，因为“文革”话语中的一切残暴的、血腥的内涵都显示为道德与正义。在余华的作品中，真正的、不断重现的暴虐不是真实的政治迫害的呈现，而是对“文革”话语的功能性和实践性的敏锐的觉察，对血腥事件的平静的、随意的叙述并不指示出确实的来源，而成为对话语统治的意义和效果的内在残酷的麻木反应。这种对肆虐的麻木感性，通过展示出情感和行为的冷漠迫近了更为基本的震惊体验。中国先锋文学的反历史主义存在于对现时的绝对关注，无意识的感受只能在本亚明意义上的现时中涌现，其中过去的事件不是呈现出历史的总体性，而是弥漫成废墟、断裂或拼贴从而促使革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一闪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