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反封建的斗士--女性主义视域下重读汤亭亭的《女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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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７月 第２９卷第１３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ｏｆ Ｗｅｉｎａｎ Ｎｏｒ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Ｖ０１．２９ Ｎｏ．１３
【文学研究】
“女勇士＂：反封建的斗士 ——女性主义视域下重读汤亭亭的《女勇士》 杨秋娟 （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９９）
摘要：汤亭亭在《女勇士》中通过极富想像力的虚构与简洁的“说故事”的叙事模式，向读者展示了生活在她周围的 三位反封建、反父权的“女勇士”形象：违背封建礼教、以死抗争的无名姑姑；勇于与男权社会相抗衡的“双性同体”花木兰 以及敢于向封建传统叫板的英兰。作品充满了女性主义色彩。 关键词：汤亭亭；《女勇士》；女性主义；“双性同体”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１２８（２０１４）１３—００６３—０４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科研项目：中国西部地域文化“走出去”战略视角下的译介策略研究 （２０１３Ｚ０８５）；陕西省社会科学艺术项目：英汉经典电影中的生态思想研究（陕艺课题（２０１３年）００１８号）；渭南师范学院人 文社科项目：“说故事”与“话本小说”：基于２Ｏ世纪美国华裔小说叙事模式研究（１３ＳＫＹＭ０４１） 作者简介：杨秋娟（１９７７一），女，陕西富平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英语语 言教学研究。
２Ｏ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在美国大地掀起的第二 次追求性别平等的政治运动规模之宏大，对整个世 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处于性别和种族双重宰 制下的华裔女作家更是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响应。 １９７６年，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带有浓厚弱 势族裔色彩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问世了。该书 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美国读者及评论界的欢迎。 在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一方面，作品挪用、改编甚或扭曲中国大陆的神异 鬼怪、仙风道骨、自由战斗的女英雄故事，向读者展 示备受主流文化歧视与排斥的华裔美国女性在西 方霸权的压制下寻求自我反抗与斗争的精神。另 一方面，作品以中国为背景．通过极富想象力的虚 构与简洁的“说故事”的叙事模式，向读者展示了 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 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的现实生活．整个作品充满了 女性主义色彩，因此，也被评论界誉为女性主义代 表作。笔者通过浏览近几年来中国知网以及万方 数据库收录的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发现多数 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处于性别和种族双重宰制下的 华裔女作家寻求身份认同以及作品中反映出来的 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两大方面。也有一些基于女 性视角的研究成果，但较为零散。尤其是对作品中 所涉及到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女性反封建的研究则 是少之又少。为了使后者更显完整与系统，本文试 图立足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解读本部作品，进一 步挖掘作品中所描述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勇士” 反封建的历程。
一、
“花木兰＂：与男权社会
相抗衡的“双性同体”新形象
“双性同体”（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 个重要概念，最早发端于英国女性主义文学先驱弗 吉尼亚・伍尔夫。她在讨论文学创作时．在自己的 著名经典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双性同体” 释义如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都有两个力量在 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 最适意的情况的出现则有赖于这两种力量的和谐 相处与精诚合作……”［１］根据丽萨・塔特尔（Ｌｉｓａ Ｔｕｔｔｌｅ）言论，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是由希腊文词根ａｎｄｒｏ（男） 和ｇｙｎ（女）组合而成，在使用时并不严格界定性别 作用，是指某种意境或某种状态。其“男性即是女 性”，“女性即是男性”的命题相互整合并可以自由 表达ｏ［２ ３５０５从以上的释义我们可以看出．双性同体 ・６４・ 杨秋娟：“女勇士”：反封建的斗士 第２９卷 是指一个人，既具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 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与温柔、果断与 细致等性格特征。不难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双 性同体”这一观点，是女性主义批评者做出的与男 性中心观标准的一种抗衡，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的一 种尝试性的解构。在《女勇士》中，作者笔下的花 木兰形象明显不同于《木兰辞》中那位勇于自我牺 牲、追求忠孝两全、不图名利的巾帼英雄，她是一位 敢于与男性社会相抗衡的“双性同体”新形象。 在性格上，作者笔下的花木兰完全迥异于《木 兰辞》中原版木兰。原版木兰身上无时不表现出 东方女性的“柔”：和平时期，她恪守着一位普通女 孩的本分，在家纺线织布；战争时期，出于孝道，她 毅然决定代父从军。在军队中．她既没有建功立 业的憧憬，也没有封官加爵的野心，在立下赫赫战 功后，她没有贪恋高官加赏，而是匆忙赶回家与亲 人团聚。返乡后，她“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复归红妆素裹的女儿身。此外．东方女性特有的 “内敛”品质也在她身上有着充分体现：从军十年 中，她严格恪守“妇道”，在男性的世界里竭力掩饰 自己的女儿身。相比之下，作者笔下的木兰则像男 性一样“刚性、奔放”：她自小便有一种英雄情结， 并且为了化解这种情结。她追随鸟儿的召唤．进山 跟师傅刻苦修炼；学成后，怀着报复私仇及抗议男 性社会之不公的抱负，下山从军；在征程中，她使用 唤来的“天剑”英勇杀敌。“‘我’冲着那些自己仇 恨的人的肚子上来一下．一定会给他们的衣服上 ……添点颜色”；“幻想着有朝一日，凭借‘我’学到 的高超的本领．夺回被‘强权’夺走的父母的洗衣 房”＿３』４ 。不仅如此，在军队中，她也毫不掩饰自己 的女儿身，相反，对自己的身份大胆地加以张扬，借 以向世人宣告：女人同男人一样，在危难时机，可以 为国建功立业 在价值取向上，《女勇士》所描写的花木兰与 传统的花木兰一样，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但是两 位女英雄的价值取向却截然不同。就传统的花木 兰而言，她替父从军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忠孝两 不渝），其中，也包含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期待：在当 时的“花木兰”文化中，女人“替父从军”纵然可行， 但这不是赋权．而是权宜之计——为了满足一个更 高——父亲的需要：即国家、皇权的需要。在这个 意义上．传统的木兰依然是一个服从的角色。相比 之下．作者笔下的木兰替父从军则是为了争取自我 解放或自我实现而与男权社会相抗衡。表现在作 品中：从军前，木兰杀富济贫、建功立业，向她那些 持“重男轻女”“养女无用”观念的父辈们展示女孩 绝非他们认为的无用之辈；从军后，她骁勇善战、带 领子弟兵一路所向披靡，直击京城，杀了皇帝 不 仅如此，她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主张婚姻自由．在 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在军营里与自 己的未婚夫结婚生子。孩子的出生非但没有带给 她束缚，反而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她怀兜孩子．背 负仇恨，像男人一样骑在马背上，刺刀直击敌人的 心脏”［４］４９。她的行为向父权社会毫无顾忌地展示 了女性主动、果敢、积极、能干的一面：回到故乡后． 她带领乡亲们同土豪恶霸作斗争，并且在最后的决 斗中，她亲手将色迷迷的土豪斩首，“不但报了私 仇，也‘处决’了他所代表的不义——男性对女性 的歧视与剥削” ］】 ，待一切完毕后，她情愿呆在家 里尽一位女性应尽的本分，“侍奉父母”“养儿育 女”，至此，作者笔下的花木兰一改以前遵循“三从 四德”行事的中国古典女性形象，变成了一个“男 性力量与女性力量和谐相处、精诚合作”的，为了 实现自我敢于与父权社会抗衡的，达到了“双性同 体”极致的女性新形象。 不难看出，在木兰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更多地 植入了女权主义的成分。一方面，这种改造在很 大程度上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花木兰的故事：另一 方面，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完成了她对性别二 元对立的解构的尝试。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作者 对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旨在倡导人们要为人类两 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否则．那 将又是文化的一次悲哀。正如著名女性主义批评 家张京媛所说：“女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 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统治格局，面对 物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 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真正的人性 内容。”＿６］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安排木兰在自我意 识觉醒后，回归女性传统的原因所在。
二、“无名女子’’姑姑：挑战 封建礼教的“女斗士”
这位被作者称为“无名女子”的姑姑在结婚后 不久，其丈夫迫于生计远赴美国淘金，而被留守在 家。据母亲讲述，两年后，姑姑与人通奸怀孕，产下 一名女婴。由于这位姑姑的去世，作者与她从未谋 ２０１４年第ｌ３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６５・ 面，所以她对于事情的发展也不是很清楚，只能根 据自己的想象来推测：出于男性的强迫和出于姑姑 自己的意愿：“他的要求一定使他大吃一惊，然后 又对她进行了恐吓，她顺从了他。她已经习惯了男 人对她的发号施令，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在那 样一个父权社会中。女人就是男人意识的产物，根 本没有反抗意识。顺从男性已经完全占据了她们的 思想。在无名姑姑的眼里，此男人跟彼男人都一 样，没有区别。在他们面前，自己就是一位被边缘 化的“他者”“失语者”，抗争也是无谓的、另类的。 作为一个平凡的女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当 然，无名姑姑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在孩子出生的那天晚上，族人为了挽回颜面，带 人抄了她的家。出于无奈以及对孩子的保护，无名 姑姑选择了带着孩子一起自杀。但这并不是她的 悲剧终结。他遭到了族人最严厉的惩罚——被有 意地遗忘。当时年幼的作者在父亲的强迫下，闭口 不提自己的无名姑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随 着自己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她逐渐意识到自己行 为的不当之处，至此，开始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就无名姑姑的自杀行为而言，在现代人眼里，那是 一种懦弱的表现。然而，在作者看来，无名姑姑死 得壮烈，她的行为可敬可佩，因为，正是由于这种选 择保护了那个无辜的孩子免遭别人的“冷眼”与唾 骂。同时．无名姑姑“宁死不苟活”的选择也是她 向父权社会最有力的反抗。所以，当作者的母亲以 无名姑姑的故事作为前车之鉴对作者进行教育时。 她非但无视母亲“不能说”的禁令。反而以“书写故 事”的方式为无名姑姑鸣不平，表达自己对封建礼 教扼杀人性的强烈抗议。以及对中国男权压迫的愤 恨。作者也正是以这种书写方式表明了自己抗拒 男权话语权，决心要发出女性自己声音的态度。 另一种可能是，无名姑姑找到了真爱，与自己 的情人两情相悦走到了一起。从作品关于姑姑的 介绍可以看出，她的身上或多或少具有现代女性的 特点，她很爱美，不甘寂寞。所以姑姑对丈夫多年 在外、自己却被留守在家守活寡的日子表现出极大 的不满。“过年的时候，她渴望有个情人……她诅 咒过年、家庭、村子和她自己。”［５］在这样一个完全 没有性的夫妻关系中，生活是落寞的。孙邵先生认 为，追求“色”与追求“食”一样，都是上帝赋予人类 核心自然权利。“在人权结构中。还没有一样东西 像‘‘陛’这样直接贯通了人的社会权利和人的自然 权利。”［６］ 在姑姑生活的年代，女性的性权利是受 到极端压制的。而无名姑姑这种敢于冲破固有的 封建传统。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行为不禁令人肃 然起敬。由此，我们赋予她“挑战传统礼教的女斗 士”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