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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及各种传媒工具的普及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空前增大。
然而，这种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行为，已对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
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已然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大课题。
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现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行为日益猖獗。
这些虚假信息往往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恐慌，对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同时，由于网络匿名性的特点，使得这类犯罪的查证和追责变得极为困难。
三、现行刑法规制的问题尽管我国刑法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行为有一定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对于虚假信息的定义和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难以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最后，对于涉及跨地区、跨国界的虚假信息传播案件，由于法律适用和司法管辖的问题，使得案件的查证和追责变得更加困难。
四、完善刑法规制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 明确虚假信息的定义和认定标准。
建议在刑法中明确虚假信息的定义，并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对同类案件的处理。
2. 加大处罚力度。
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行为，应加大处罚力度，包括提高罚金数额、加重刑期等措施，以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3. 强化跨地区、跨国界的司法协作。
针对涉及跨地区、跨国界的虚假信息传播案件，应加强国际间的司法协作，共同打击此类犯罪行为。
4. 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和认定，确保案件的查证和追责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5. 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提高公众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行为的认知和防范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此类犯罪行为的氛围。
我国量刑现状与量刑规范化探究作者：罗曲敖菁萍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8期【摘要】作为刑事司法正义的“一半工程”，量刑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热点问题。
但是受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等司法观念的影响，量刑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其相对于定罪而言的特殊性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从2005年开始对量刑规范化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将“量刑规范化改革”确定为重大司法改革项目，同时逐步开展试点活动。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与《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相继出台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量刑不适当、不均衡、同案不同判等问题仍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实现量刑均衡，增强量刑的公开性，维护司法公正，就很有必要加强对量刑问题的研究与实施量刑规范化。
【关键词】量刑；量刑现状；量刑规范化；难题及对策量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或所判处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
量刑之“刑”应为“刑罚”而非“刑事责任”，即刑罚裁量。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含刑法修正案八）》第六十一条[量刑根据]“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来看，显然将量刑看作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
而同样从《刑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看来，此处的刑罚仅指定罪判刑。
量刑最终是为了确定刑罚，而刑事责任只是确定刑罚应该考虑的因素。
量刑是“刑之裁量”，是一个动态的审判活动，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而不仅是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搬硬套。
一、我国当前量刑现状（一）立法对量刑的规定及存在的问题在刑法学研究中，一直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及各种犯罪，而刑罚论的意义往往被人忽略，关于量刑制度的问题，其关注度与研究都不如犯罪论，从刑法学的教材等著作中便看出量刑描述笔墨较少。
2022.02真情 管理观察179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问题研究王 曼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
摘要：伴随着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逐步发展，量刑建议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成为关系到认罪认罚案件诉讼程序高效的关键。从司法现状来看，虽然量刑建议精准化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理论和实务界的认可，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依旧存在着量刑协商不充分、量刑建议质量不高等问题，量刑建议本应是实践的产物，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给予了技术上的指引，实际操作过程中依旧需要各方主体的努力来全方位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稳步发展。本文将立足于实践当中在量刑建议的产生于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再分别对应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方向与措施。关键词：量刑建议；量刑协商；认罪认罚
一、量刑建议基本问题概述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奠定了量刑建议作为其核心内容的法律地位。在这之后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对于量刑建议应当如何提出，有了更为细致具体的规定。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自由裁量权有一定变化，即经历从“可以”到“应当”的转变，量刑建议的提出逐渐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而非可裁量的“权利”。2021年两高联合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自7月1日起实施，这是检察机关首次作为起草单位参与指导意见的制定，承载了法检两家对量刑问题的共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1.认罪认罚制度的价值取向我国当前处在体制转型时期，在经济和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刑事案件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我国员额制施行以来，“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凸显。同时伴随着社会法治水平的逐渐提升，公众对于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意识也在增强，这对于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护公平正义，又保证办案的效率，是诉讼法学界长久以来都要面对的问题。认罪认罚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对矛盾。对于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犯罪事实以及即将面对的刑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法律给予其从轻的处罚幅度使得被追诉人在自愿认罪认罚上多了以往没有的积极性，缓和了公诉方与被追诉方之间对于犯罪事实认定方面的矛盾。为整个诉讼程序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其次认罪认罚并不会因为程序的简化而导致结果的不公正，对于案件的证据认定依旧是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并且在确保被追诉人自愿性的问题上也通过设立值班律师参与制度，缓和了一定程度上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因此属于既保证了案件的公正审理又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其次，认罪认罚制度还与宽严相济政策相互呼应。被追
《刑法》第253条之一的立法完善探讨[摘要]《刑法修正案（七）》及后续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侵犯个人信息类犯罪罪名，此举有力地打击和预防了此类及关联犯罪。
但各种新型犯罪形式不断涌现使得该法条的适用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
笔者将在本文中结合房山区实际案例的办理情况，浅析《刑法》第253条之一的立法之完善建议。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犯罪主体；客观方面一、基本案情2009年3月份至2009年12月，被告人陈甲（女）以营利为目的，从互联网上下载和利用网络传输工具从他人处购买，获取公民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
而后将此信息卖给包括被告人侯乙在内的多人，共计获取公民信息40余万条并出售，获利4万余元。
经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检验，在扣押自陈甲家中的笔记本电脑上检出涉案文件869个，共计182MB。
2008年6月份至2009年12月28日案发，侯乙通过互联网QQ群、网络论坛等渠道从他人处（包括陈甲）多次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包括个人姓名、电话、地址和更新时间等）。
侯乙先后雇佣付某（女）、刘某（女）、王某（女）为其在网站论坛、QQ群里推销、出售个人信息。
经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检验，在侯乙等人使用电脑及移动硬盘上检出涉案文件共计34508个，共计约36.87GB。
2011年1月10日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甲、侯乙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6月17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陈甲、侯乙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二人均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5000元及10000元。
王某、付某、刘某虽然实施了非法推销、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因现行刑法没有对此行为作出犯罪评价，根据《刑法》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撤回对该三人的移送审查起诉；2011年1月17日公安机关撤回对王某、付某、刘某三人的移送审查起诉，对其分别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1. 本文概述在刑法学领域，牵连犯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颇具争议的焦点。
牵连犯，又称共犯，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
我国刑法对牵连犯的规定较为复杂，涉及共同犯罪的概念、刑事责任、刑罚适用等多个方面。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分析其立法背景、理论争议、实务挑战及改革方向。
本文将回顾我国刑法中关于牵连犯的相关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案例。
文章将分析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牵连犯的不同理解，包括牵连犯的定义、构成要件、刑事责任分配等问题，并评析各种理论观点的合理性和不足。
本文还将探讨牵连犯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包括案例分析、实务难题及解决方案。
进一步地，本文将着重讨论当前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牵连犯的几个热点问题，如未成年牵连犯的责任认定、网络犯罪中的牵连犯问题、以及牵连犯的刑罚适用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提出完善我国牵连犯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刑法理论的深化和刑事法治的进步。
本文将全面系统地研究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旨在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2. 牵连犯的基本理论牵连犯作为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在于探讨不同犯罪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依法处理这种联系。
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牵连犯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牵连犯的基本理论需要明确何为牵连犯。
牵连犯通常指的是一个犯罪行为与另一个或多个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目的、手段、结果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或影响。
在刑法理论上，牵连犯的认定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连续性以及共同的犯罪目的等。
对牵连犯的处理原则是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处理牵连犯时，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即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性来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还需要考虑到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等因素，以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经济刑法立法技术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犯罪也日益增多，尤其是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犯罪的手段和规模更加复杂和庞大。
为了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加强经济领域的监管和治理，经济刑法作为一种专门针对经济犯罪的法律形式，在我国得到了高度重视。
当前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存在着多种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二、选题意义（一）探讨立法技术问题，提高立法质量经济刑法是一种具有高度专门性的法律形式，其立法需要高度科学性和技术性，并且需要能够预见未来的经济犯罪形式和手段，避免法律盲区和法无所降。
因此，对于经济刑法立法中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能够提高立法质量，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促进立法与司法的衔接，加强法律实践经济犯罪在处理过程中需要兼顾追究刑事责任和赔偿民事损失的问题，这就要求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之间能够保持衔接和协同。
通过对经济刑法立法技术进行研究和探讨，能够加深对立法意图和司法实践的理解，提高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水平，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
（三）拓展经济刑法研究视野，提升法学研究水平经济刑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体系，涉及到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通过对经济刑法立法技术进行深度研究，能够拓展经济刑法研究视野，提升法学研究水平，推动经济刑法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三、选题内容（一）现有经济刑法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对于我国现有经济刑法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主要包括法律条文表述不明，罪名设定过于笼统，缺乏可行性和操作性等方面问题。
同时，通过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经济犯罪打击、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影响。
（二）经济刑法立法技术问题的研究首先对于经济犯罪的性质、特点、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概括，探讨经济刑法立法技术中的诸多问题，如罪名的设定、执行过程中的规范化措施、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对于立法技术中所涉及到的法治理念、技术手段、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究。
2020年12月第17卷第12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Dec.2020Vol.17No.12污染海洋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牛秉儒（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上海201701）摘要：海洋环境保护不仅仅是国内问题，更是国际或者关系全人类利益的问题。
完善海洋环境犯罪立法，必须体现国际公约的要求，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但借鉴并非人有我有，照抄照搬，比如重刑化的设想有悖“轻缓化”的国际刑法发展趋势,严格责任原则是对传统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彻底背离，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立法趋势并不吻合,增加污染海洋环境犯罪危险犯既遂形态的立法规定与我国海洋保护的现实需求也不适应。
单设污染海洋环境罪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重点应明确其保护的法益、行为方式、主体的特殊性和刑罚幅度的尽可能细化。
关键词:污染海洋罪；国外立法;刑法规制；构成要件;刑罚设定海洋是全人类的公共财产，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理应有一种大国担当精神。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发展蓝色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并驾齐驱,我国在履行海洋国际义务、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面对每年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的数百起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我们的刑法调控显得软弱无力，因此，有必要依据国际公约，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检视我国污染海洋环境犯罪的现行立法,作出必要的修订和进一步完善,从立法层面促进海洋环境的保护。
一、污染海洋犯罪刑法规制的国外实践（一）国际层面的立法实践1.早期的立法集中于公海上的船舶油污污染（1）1954年《国际防止海洋油污染公约》。
该公约第6条规定,凡违反公约有关排放油类的规定者，按照符合规定的船舶有关国家法律予以违章处罚。
这里显然包括刑罚处罚在内。
可见当时对污染公海之行为严重已达必须以刑罚予以遏阻之程度11］遥（2）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染事故公约》。
《“轻罪扩增”视角下刑罚适用问题研究》篇一轻罪扩增视角下刑罚适用问题研究一、引言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轻罪扩增的现象逐渐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轻罪扩增不仅涉及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也关系到刑罚的适用与执行。
本文将从“轻罪扩增”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刑罚适用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轻罪扩增背景与现状在法律制度中，轻罪指的是危害性相对较小、社会影响较小的犯罪行为。
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轻罪的认定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这既体现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也反映了社会对法治建设的重视。
然而，轻罪扩增现象的出现，也对刑事司法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前，轻罪扩增的趋势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体现。
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被纳入刑法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刑事司法的管辖范围。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型犯罪层出不穷，许多传统上不被视为犯罪的行为也逐渐被纳入轻罪的范畴。
三、轻罪扩增对刑罚适用的影响（一）刑罚适用范围的扩大轻罪扩增直接导致刑罚适用范围的扩大。
在传统的刑法体系中，只有严重的犯罪行为才会受到刑罚的制裁。
然而，随着轻罪的增多，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也开始受到刑罚的制裁。
这无疑增加了刑罚的适用范围，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需要更加谨慎地判断。
（二）刑罚适用的困境在轻罪扩增的背景下，刑罚适用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对于轻微犯罪行为的处罚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其次，随着犯罪行为的多样化，传统的刑罚制度是否还能有效应对？如何制定更为合理的刑罚体系？最后，刑罚的适用还需要考虑执行效果和再犯预防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社会回归。
四、解决刑罚适用问题的对策（一）完善立法制度为了解决轻罪扩增背景下的刑罚适用问题，首先要完善立法制度。
这包括对现有法律的修改和完善，以及对新型犯罪的法律界定。
此外，还要明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宗旨，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第35卷㊀第4期2020年12月邢台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GTAI UNIVERSITYVol.35,No.4Dec.2020[收稿日期]2020-09-08[基金项目]2019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刑法改革研究.项目编号:HB19FX019.[作者简介]苏永生(1973-),男,宁夏固原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刑法学;郭睿澂(1994-),男,河北威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刑事责任苏永生,郭睿澂(河北大学法学院,河北保定㊀071000)摘㊀要:对于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当前主要通过环境监管失职罪和滥用职权罪来规制,致使对严重污染环境但没有对财产或者人身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无法进行刑法评价,既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也不利于有效治理环境犯罪,同时与其他环境犯罪之间存在不协调㊂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主要包括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但未发生任何严重后果和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且发生严重后果两种情形㊂针对这两种情况应当设立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而且第一种情况属于该罪的基本犯,第二种情况属于该罪的加重犯㊂过失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情形应当仍然由环境监管失职罪来规制,但应当将该罪的结果要素修改为 严重污染环境 ,且根据不同的罪过结构在刑法评价上作出区分㊂关键词: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658(2020)04-0111-06㊀㊀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不但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而且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㊁政治建设㊁文化建设㊁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使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了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发展[1]㊂在环境政策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㊁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8月联合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同年9月又发布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对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㊂在环境法律方面,2014年全面修订了环境保护基本法,不但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立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对环境监督管理作出了大幅度修改,单从法律条文来看,就由原来的7个条文增加为15个条文,明显加强了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㊂相应地,之后修改的单行环境法根据环境基本法及自身特点对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作出了适当调整㊂从刑法与环境法的基本关系来看,刑法对环境法的有效实施提供着重要的保障作用㊂这就意味着,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的行为应当成为刑法规制的重点㊂那么,我国刑法对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行为作出了怎样的规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不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行为进行制裁,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助力?存在哪些问题?应当如何予以完善?这是笔者在本文中需要讨论的问题㊂一㊁立法现状分析所谓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或者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㊂该行为在主观上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在行为方式上主要表现为不作为㊂在生态文明时代,惩罚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建112㊀邢台学院学报第35卷立责任追究制度,我这里说的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㊂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㊁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㊂ [2]所以,为了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强化对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行为的法律追究㊂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对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规制集中表现为‘刑法“第408条规定的环境监管失职罪㊂根据该条规定,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㊂环境监管失职罪有两大特点:其一,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即要求行为人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在主观上持有过失㊂其二,从犯罪形态来看属于典型的实害犯,要求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①㊂也就是说,对于以下这两种情形不应成立环境监管失职罪:一㊁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或者没有按规定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未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不成立环境监管失职罪;二㊁虽然导致发生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对该事故在主观上持有故意的,也不成立环境监管失职罪㊂显然,对于第一种情形无法追究刑事责任㊂对于第二种情形,如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者之间存在共同故意,那么就可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㊂即使不存在典型的共同故意,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对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者提供了帮助,根据处罚中立帮助犯的原理,也可能解释为帮助犯㊂但是,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来看,中立帮助犯必须是立法上明确规定的,在解释论上是不允许的,即解释论上只承认刑法分则规定的中立帮助犯,且对其进行限缩解释㊂所以,将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者不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形解释为帮助犯并进行处罚,在刑法教义学上具有相当的不妥当性㊂坚持过失与故意之间属于位阶关系的学者可能认为,对于前述第二种情况依然可以解释为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3]㊂但是,这种是对刑法漏洞的补充,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㊂因为对于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国家而言,刑法的漏洞只能通过立法进行补充,任何通过司法适用或者法律解释进行补充都是不被允许的[4]㊂实际上,按照当前的通说,把故意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情形解释为滥用职权罪似乎更为妥当㊂但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如下怪象:立法者把对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持有过失这一较轻的行为规定为特殊的犯罪②,而没有把对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持有故意这一较重的行为规定为特殊的犯罪,显然不符合刑法 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 的基本原理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刑法中的环境犯罪进行了大幅度修改㊂其中,具有革命性的修改是将‘刑法“第338条中的结果要素由原来的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修改为 严重污染环境 ㊂但是,环境监管失职罪和其他污染环境的犯罪在结果要素上依然维持了对财产或者人身造成严重损害㊂这不但表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修改不彻底,而且在逻辑上留下了遗憾㊂根据2016年12月2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的规定, 严重污染环境 既包括对环境要素的直接侵害,也包括对人身或财产利益的直接侵害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把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结果要素维持在对财产或者人身造成严重损害上,那么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由此造成他人直接侵害环境要素第4期苏永生,等: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刑事责任113㊀的,就不成立环境监管失职罪㊂由上可见,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行为而言,不但没有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情形和导致对环境要素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无法受到刑罚处罚,而且对重大环境环境污染事故持有故意的情形难以受到有效的处罚㊂这充分暴露出我国刑法在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规制上极为宽松,既与污染环境罪等备受关注的环境犯罪不协调,也距离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比较远,急需改革㊂二、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刑事责任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当前环境刑法(特别是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应当包括如下情形:一是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未发生任何严重后果㊂在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环境犯罪15个具体犯罪中,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第339条第1款),非法猎捕㊁杀害珍贵㊁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㊁运输㊁出售珍贵㊁濒危野生动物㊁珍贵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第341条),非法采伐㊁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㊁运输㊁加工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㊁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第344条)等,均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行为就可以成立犯罪③㊂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致使前述环境犯罪发生的,就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㊂所以,从刑法评价的角度看,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但未发生任何严重后果的,理应属于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㊂二是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并发生严重后果的情形㊂从‘刑法修正案(八)“把‘刑法“第338条规定的结果要素由原来的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修改为 严重污染环境 来看,这里的严重后果不仅包括造成财产或者人身损害的严重后果,也包括造成直接造成环境损害的严重后果㊂其中,污染环境罪的严重后果同时包括财产或者人身损害后果,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㊁破坏性采矿罪㊁盗伐林木罪㊁滥伐林木罪等的严重后果仅限于财产损失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㊁非法狩猎罪㊁非法采矿罪以及非法收购㊁运输盗伐㊁滥伐的林木罪属于情节犯,其基本犯的成立需要情节严重,但这里的情节主要是指客观方面的危害,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可以解释为包括对财产或者人身损害和直接对环境要素造成的损害㊂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和第15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指的是对 危害社会的结果 所持有的故意或者过失,即立法上采取了结果论的罪过形式判断根据㊂然而,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行为的内容和社会意义㊁危害结果以及刑法规定的特定事实[3]㊂所以,不论在刑法解释学还是司法解释上,都根据行为来判断犯罪的罪过形式㊂例如,‘刑法“第2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结果要素都是 致使公共财产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但刑法解释学上一般将滥用职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而将玩忽职守罪解释为过失犯罪㊂显然,解释者在此是将行为本身作为罪过形式的判断根据了,采取的是行为论的罪过形式判断根据㊂正如有学者指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而且这里的故意是指明知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而有意实施的主观心理态度[5]㊂笔者认为,应当针对不同的犯罪形态采取不同的罪过形式判断根据㊂就行为犯而言,应当采取行为论的罪过形式判断根据,即罪过形式表现为行为人对行为本身的心理态度;就结果犯而言,应当采取 行为 结果 论的罪过形式判断根据,即罪过形式有行为人对行为的心理态度和对结果的行为态度构成㊂由此推论,所谓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未发生任何严重后果的114㊀邢台学院学报第35卷情形㊂这里的故意,即明知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属于违法行为而有意不实施㊂其二,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并发生严重后果的情形㊂这里的故意,既包括对行为的故意,即有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也包括对结果的故意,即明知会发生严重后果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严重后果发生㊂就第一种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而言,由于没有发生任何严重后果,所以无法认定为滥用职权罪㊂如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实施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的行为人合谋后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应当认定为相关犯罪的共犯㊂如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实施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犯罪而有意通过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去阻止或者放纵,就无法认定为相应的共犯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者与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犯罪的实施者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㊂换言之,对这种情形在刑法上无法评价㊂就第二种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情形而言,由于发生了严重后果,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㊂但实际上,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并不合适,且存在漏洞㊂一方面,虽然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把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对严重后果的故意[6,7],但如果把对严重后果持有故意的情形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显然无法实现罪刑相适应,有放纵犯罪之嫌㊂另一方面,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是 致使公共财产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属于典型的财产损失㊂所以,对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且直接造成环境要素损害的情形,就无法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㊂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以来,为了强化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刑法应当对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实行多方位管控㊂首先,如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实施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的行为人合谋后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以相关的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的共犯论处㊂其次,如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是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与实施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的行为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就不能以相关的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的共犯论处,以滥用职权罪论处存在处罚漏洞和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㊂所以,针对这种情形应当设立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㊂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的罪刑规范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的基本犯的罪刑规范㊂与环境犯罪的发展趋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相适应,为了严密刑事法网,可以考虑把环境监督管理滥用职权罪的基本犯设置为只要存在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致使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发生,就可以成立犯罪,但必须强调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与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㊂在刑罚设置上,该种情形的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刑罚应当轻于未发生严重后果之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的基本犯的刑罚㊂二是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的加重犯的罪刑规范㊂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的加重犯,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㊂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这里的严重后果包括仅造成环境要素的严重损害和造成财产或人身严重损害两种情况,而且在仅造成环境要素严重损害中通常蕴含着对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的危险[8]㊂由此看来,又可以将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的加重犯分为两级,即仅造成环境要素严重损害的加重犯和造成财产或人身严重损害的加重犯㊂而且,在造成财产或人身严重损害的加重犯中,损害结果必须是由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所引起的㊂在刑罚设置上,对仅造成环境要素严重损害的加重犯的处罚应当重于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的第4期苏永生,等: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刑事责任115㊀基本犯,轻于造成财产或人身严重损害的加重犯㊂如此一来,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的罪刑规范就包括三级,即基本犯㊁一级加重犯和二级加重犯㊂如此设置,既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强化生态环境管理者责任的基本要求,也严密了刑事法网,符合严而不厉的刑法发展趋势㊂综上所述,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刑事责任由两部分组成:其一,对于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行为的实施者之间存在共谋关系的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以相关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犯罪的共犯论处㊂其二,对于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是故意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与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行为的实施者之间不存在共谋关系的情形,应当通过设立新的环境监管滥用职权罪进行规制㊂如此一来,既实现了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协调,也摆脱了将这种情形认定为滥用职权罪存在的诸多困扰㊂三、过失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刑事责任如前所述,从客观方面看,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即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和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㊂相应地,过失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也包括两种情形,即过失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和过失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且造成严重后果㊂就第一种情形中的过失而言,显然是指对行为的过失,表现为无意实施了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㊂第二种情形中的过失略显复杂,包括对行为和结果均持有过失与对行为持有故意但对结果持有过失两种情形,后一种情形可谓双重罪过㊂本来,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㊂‘德国刑法典“第15条规定: 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者,不罚㊂过失行为之处罚,以有特别规定者为限㊂ 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为了防控各种社会风险,刑法不仅处罚过失造成实害结果的情形,也处罚过失造成危险的情形,设立了过失危险犯㊂例如,在‘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9章规定的9个具体的环境犯罪中,除了水污染罪之外,其他8个犯罪的基本犯均属于(包括)危险犯,而且包括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9]㊂但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当前处罚环境犯罪的过失危险犯显然不妥当㊂所以,笔者认为对过失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处罚,应当仅限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㊂从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的发展趋势来看,所谓严重后果,不仅包括对财产或者人身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包括直接对环境要素造成严重损害㊂换言之,我国刑法在衡量环境犯罪中的严重后果时,坚持的是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即既坚持财产或者人身损害标准,也坚持生态环境损害标准㊂以此来看,将损害结果仅限于财产或者人身损害,就不符合我国环境犯罪的发展趋势,显得比较狭隘㊂所以笔者建议,今后修改刑法时,应当扩大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处罚范围,将环境监管渎职罪的结果要素扩大为保护直接对生态环境要素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㊂从罪过形式的结构来看,在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中,对行为和结果均持有过失与对行为持有故意但对结果持有过失是两种不同的心态㊂从刑事责任程度来看,后者明显要重于前者,故在刑法评价上应当作出区分㊂换言之,在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场合,对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和严重后果均持有过失的刑罚,应当轻于对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持有故意但对严重后果持有过失的刑罚㊂综上所述,对于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过失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导致造成严重后果,依然应当通过环境监管失职罪来评价,但对环境监管失职罪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不能将严重后果局限于 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