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253条之一的立法完善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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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道德与法治下册第2单元《理解权利义务》知识点+练习知识点第二单元理解权利义务第三课公民权利1.我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是由谁规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主要有哪些?依法行使这些政治权利和自由有什么意义?(1)由宪法规定。
(2)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和监督权等。
(3)意义:我国公民依法行使这些政治权利和自由,有利于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去权力的重要形式。
2.公民的监督权表现在哪些方面?行使这项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或意义是什么?(1)表现: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2)重要性或意义: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行使监督权,有助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什么是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的内容和意义分别是什么?(1)含义: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
(2)内容: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3)意义: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只有在人身自由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公民才能独立、自由、有尊严地生活。
4.除三项政治权利和自由外,我国公民还享有哪些基本权利?这些权利的共同特点是什么?(1)公民基本权利:①社会经济权利:主要有财产权、劳动权、物质帮助权。
②文化教育权利:主要有受教育权、文化权利。
③我国公民还享有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特定人群的权利。
(2)权利的共同特点:由宪法规定,并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
5.教育的地位(或作用)是什么?我国为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制定的政策是什么?(1)地位(或作用):教育为个人人生幸福奠定基础,为人类文明传递薪火,成就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合同法253条合同法253条是中国合同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法条,它规定了合同当事人中的一方违约的后果。
本文将探讨合同法253条所阐述的违约责任,并对其背景和适用范围进行详细介绍。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合同法253条。
合同法25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这意味着当事人违约时,他们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适用合同法253条时,首先需要确定三个要素,即违约行为、违约责任和承担违约责任的主体。
违约行为通常是指一方未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履行、未按时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合同义务。
违约责任则是指违约方应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的责任,这可能包括赔偿损失、履行义务、支付违约金等。
承担违约责任的主体指的是违约方必须承担其违约行为所带来的责任。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合同法253条的适用范围。
合同法适用于各类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租赁合同、销售合同等。
无论是个人间的合同还是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合同,一方违约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适用合同法253条时,法院或仲裁机构会考虑诸多因素,如合同的性质、违约的程度、违约方的诚信程度等。
那么,合同法253条如何保障合同当事人的权益?首先,违约责任的存在可以促使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
当违约方了解到他们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时,他们可能会主动履行合同义务,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其次,如果发生违约,合同法253条可帮助受害方获得相应的赔偿。
当事人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包括经济损失、利息损失以及其他可能的损失在内的赔偿责任。
然而,合同法253条并非没有限制。
在一些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违约方可能有权利免除违约责任,比如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无法履行合同等情况。
此外,违约责任的索赔也受到时间限制的限制,一般来说,索赔的时效为三年。
总之,合同法253条为合同当事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保证了合同的有效履行。
它规定了违约责任的主体、违约行为和违约责任,并为受害方提供相应的赔偿机制。
论《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实施之困境《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首次从立法上明确了如何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定罪处罚,这对规制诉讼欺诈行为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局限性,司法实践中在具体适用该条款规制诉讼欺诈行为时,可能会面临行为主体局限、定罪标准模糊、共犯规定不明、竞合处理混乱等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诉讼欺诈行为处理混乱的难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使得司法公平和司法效率大打折扣。
在对《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下称“三十五条”)进行评价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目前无论是实务中还是理论中,“诉讼欺诈”、“诉讼诈骗”、“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综观学者们对各概念的定义,笔者作出如下总结:(1)诉讼诈骗是专指为了财产目的而在诉讼中实施欺诈的行为,而诉讼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侵财的目的,可以是为了诸如争夺抚养权、侵害名誉权等非财产目的,诉讼欺诈的外延较诉讼诈骗更广,可以将诉讼诈骗视为诉讼欺诈的一种特殊形式;(2)虚假诉讼是指诉讼双方恶意串通,提起虚假的诉讼来损害第三方的权益,而恶意诉讼则是指诉讼一方恶意针对诉讼另一方而在诉讼中实施欺诈行为,以损害对方权益;(3)诉讼欺诈是诉讼诈骗、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上位概念。
在厘清各概念的基础之上,下文将着重论述三十五条在实施中的困境。
一、行为主体局限依照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欺诈行为的行为人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之人,按照该法条的意思,提起诉讼者必然属诉讼中的原告,即诉讼欺诈行为的行为人仅能为诉讼中的原告。
这样的规定势必会引发以下几个问题:(一)无法规制被告实施的诉讼欺诈行为在诉讼欺诈行为中,有一类行为是由被告作为行为人所实施的。
例如,甲欠乙借款未还,乙诉诸法院,要求甲还款,甲伪造虚假的还款证明,赢得诉讼,逃避了合法债务。
甲的这种在诉讼中伪造虚假的证据,欺骗法院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的行为应当属于典型的诉讼欺诈行为,但是依照三十五条的规定,这一行为无法以诉讼欺诈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与打击诉讼欺诈行为的立法初衷相违背。
简析刑法分则条文罪过形式及甄别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傅强徐庆天编辑:studa1211论文摘要犯罪罪过行式的判断标准在于判断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心理态度,即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到底持过失或故意的心理态度。
本文主要论述了刑法分则条文罪过形式以及其甄别。
论文关键词刑法分则罪过形式甄别一、分则条文罪过形式的分类(一)分则条文规定为故意的情况1.条文明确规定为故意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只列罪状,没有单列罪名,有些条文的罪状对具体犯罪及主要构成要件的描述明确了故意及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因此很容易加以区分。
如《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这个条文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这种例子在刑法分则条文有二十余条,兹不赘述。
2.犯罪同类客体的概念阐明为故意如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它的概念是“指故意……的行为。
”表明此类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
因此,这一章所含条文的罪过形式均为故意,过失则不构成犯罪。
此外,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其个罪条文中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刑法分则的其它几章所含的罪名,根据同类客体的概念来判断,则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其中故意居多,过失占极少数。
3.刑法分则条文款项中阐明以“共犯”处,明确了故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共同过失犯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既使各过失犯罪人对于同一事实具有共同认识,也谈不上相互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因为他们对于犯罪后果既然属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在此心理状态下自然就不可能有相互的利用和配合。
因此,如果刑法分则中有“……的,以……的共犯论处”条文出现的,其罪过形式则肯定是故意,刑法分则中诸如此类的条款有:《刑法》第382条第3款、第156条、第198条第4款、第349条第3款、第350条第2款等等,不胜枚举。
新 法 解 读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解读Analysis About Cr im i n al Law Amend ment Act(The Seventh)Of The People’s Republi c Of Chi n a本刊编辑部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
《刑法修正案(七)》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加大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力度,又充分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的立法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权,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体现了民众的要求。
该修正案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增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罪名,完善了绑架罪的法定刑。
1.增加了出售或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加大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扰乱了公民的生活安宁,而且威胁到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
鉴于此种情况,《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规定,在《刑法》第25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53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该规定对于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促进我国公民人权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条规定增加了两个罪名:一是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二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对替考入刑的若干思考——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第二
十五条之规定
芮强
【期刊名称】《新疆警察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35)004
【摘要】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行为,维护国家考试秩序,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罪名以惩罚与考试作弊相关的行为,其中代替考试罪主要规制替考行为。
替考入刑前相关法律缺位导致对这一行为未能有效规制,将其入刑是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的需要,并且古今中外的立法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
正确理解该罪的构成要件及刑罚特点,对正确适用该罪具有重要意义。
【总页数】6页(P38-43)
【作者】芮强
【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法律系,河南郑州45004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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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替考”入刑的法律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J], 黄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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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禁止从事特定职业”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J], 康均心;秦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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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刑法规制及其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
视角
胡安琪
【期刊名称】《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14)007
【摘要】针对日益严重的虚假诉讼,《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三条对于虚假诉讼在刑事立法上予以规制.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出台之前,欲于此探讨虚假诉讼行为上升为刑事犯罪之立法理由,对虚假诉讼犯罪之条文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虚假诉讼犯罪立法设置在罪状、法定刑方面存在的诸问题,提出虚假诉讼犯罪的立法完善建言.
【总页数】6页(P724-728,733)
【作者】胡安琪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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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53条之一的立法完善的策略分析
[作者简介]隗立娜,北京市房山区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干部,书记员;孙玲玉,北京市房山区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干部,助理检察员。
一、基本案情
2009年3月份至2009年12月,被告人陈甲(女)以营利为目的,从互联网上下载和利用网络传输工具从他人处购买,获取公民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
而后将此信息卖给包括被告人侯乙在内的多人,共计获取公民信息40余万条并出售,获利4万余元。
经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检验,在扣押自陈甲家中的笔记本电脑上检出涉案文件869个,共计182MB。
2008年6月份至2009年12月28日案发,侯乙通过互联网QQ 群、网络论坛等渠道从他人处(包括陈甲)多次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包括个人姓名、电话、地址和更新时间等)。
侯乙先后雇佣付某(女)、刘某(女)、王某(女)为其在网站论坛、QQ群里推销、出售个人信息。
经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检验,在侯乙等人使用电脑及移动硬盘上检出涉案文件共计34508个,共计约36.87GB。
2011年1月10日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甲、侯乙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6月17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陈甲、侯乙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二人均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5000元及10000元。
王某、付某、刘某虽然实施了非法推销、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因现行刑法没有对此行为作出犯罪评价,根据《刑法》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撤回对该三人的移送审查起诉;2011年1月17日公安机关撤回对王某、付某、刘某三人的移送审查起诉,对其分别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二、立法不足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第253条之一,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但由于法律规定不周延,放纵了一部分犯罪行为。
结合案件办理情况,笔者简单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立法缺陷亟待修正。
(一)对“公民个人信息”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
首先,“公民”的范围不明确,公民是指中国人还是包括外国人,“人”是否包括死人等问题至今缺乏明确法律规定。
再者,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区别和联系、法律对两者保护方式的交叉与分工等问题亦没有解决。
其次,我国法律至今未对“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作出准确的规定,法律保护的对象不明确将无法界定犯罪。
(二)该法条所定之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不当
第一,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不当。
由《刑法》第253条之一法条的规定①可见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能够合法持有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这里存在两个实践难
题,第一是法条中“等”字的含义不确定,能否扩大解释为所有可以合法接触到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但这种解释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之嫌。
司法实践该何去何从,司法部门至今没有作出规定。
第二是该法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局限性已经难以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例如上述案例中陈甲和侯乙以及付某等三人均是一般主体,但五人都有为牟利而大量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并不低于特殊主体。
第二,本类犯罪的客观行为涵盖范围过窄。
分析法条可知,刑法仅对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做出了犯罪处理,但是实际社会生活中,滥用公民个人信息是侵犯信息类犯罪危害后果发生的直接环节。
如果滥用行为构成了其他犯罪,可以有其他司法救济,但是面对“人肉搜索”和“网络水军”等“网络暴力”行为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法律没有做出回应,显然是失去了法律“保护伞”作用。
第三,对“情节严重”无明确的规定。
本法条涉及的两个罪名都以“情节严重”为犯罪构成要件,但是目前法条和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予以阐明,给司法实践带来适用上的困难,自由裁量权过宽也将不利于执法的公平统一。
三、立法建议
(一)司法机关应对“公民个人信息”明确法律界定第一,保护对象应包括我国公民、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根据国际法的规则,保护外国公民在华期间的合法权益是我国法律的应有之
义。
另外,公民这一概念无法保护无国籍人的利益,建议我国法律将“公民个人信息”扩大为“自然人个人信息”,简称“个人信息”即可化解这一尴尬。
第二,逝者的个人信息不需要法律单独保护。
个人信息的特点就在于通过信息与某个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利用,逝者的信息相对而言价值较小,其在利用时往往充当的是生者个人信息的一部分,因此无需单独保护。
第三,法律应尽快对“个人信息”做出准确的定义。
从域外法律讲,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将个人信息定义为与活着的人有关的信息。
欧盟地区所称的“个人数据”相对韩、日,规定的范围更为宽泛,包括自然人一切可以识别出特定个人的精神、文化、经济因素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信息。
就国内法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对个人信息定义为:“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对照可识别出特定个人的信息。
”②这一定义采用了列举典型加抽象概括的方式,基本能够涵盖我国个人信息的范围,笔者同意此观点,加之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个人姓名、住址、户籍信息、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通讯方式等一切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与其他信息对照可识别出特定个人的信息总和。
”但此份专家建议稿至今未通过,刑事司法机关有必要先行出台司法解释,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公平性。
司法实践中,还应注意不要随意做法律概念的扩大解释,对于
现代人常用的QQ号、电子邮箱等虚幻的信息,过期、被更新了的信息以及涉及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信息等都应排除在此概念之外。
(二)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首先,将该罪规定为特殊主体违反刑法的平等适用原则。
同样实施了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