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

2011年研究性学习报告 课题名称：试论海子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研究时间：1周 班 级：高二年⑧班 指导老师：郑振金 组 长：陈小华 组 员：颜德恩 黄 诚 林圣喆 姚文建 韩 旭 [摘要] 古代知识分子，十有八九，对于权力场有着异常的亲和力，自孔夫子起，自以为是“济苍生、安社稷”的栋梁之才却在政坛很难站稳脚跟的文坛之星，在中国历史上挺立着一个长队：如屈原、李白、陶潜、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为什么会遭遇同样的悲命运？本次研究性学习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

[关键词] 中国文化 中国文人 生命价值 政治 在中国的历史上，文人们总是把自己与官场联系在一起，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认为只有为官方能一显其宏大之抱负，惊世之才学。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文人当中，乐于做官的人大有人在，但肯下工夫做事情的人却很少，肯下工夫做事情又能做好的人少之又少。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出自孔子的儒学，而是在春秋末期的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下，整个社会需要从动乱中走出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来运行。在这一时期之中，孔子通过借鉴和整合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了一整套治国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也就在这个时候，儒学的创始者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出来做官，辅佐君王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便渗入到了文人们的基本信条中。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 所谓“学而优则士”，就是说读书是为了做官，是为了建功立业。所以中国历史很自然地出现了文学与政治不分，文学依附于政治的现象。曾经有一位伟人就说过：“中国的文人与政治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然而，当时的文人很少有人发现，文艺毕竟跟政治是有歧途的。由此可见，古代的文人都政治权势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文人披着自命风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面具，内心深处是对权贵日子的垂涎三尺，不然怎么会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呢？所以，对放诞的金圣叹来说，一旦听到九武之尊的一句无足轻重的赞语，立即就“感而泪下，因此北向叩首敬赋”。由此可见，政治权势的威望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古代文人的潜意识之中。政治权势也有被文人利用的时候，郑板桥巧妙的利用了政治，把自己变成一个“两面派”一面是沉浮于世故，追逐名利，攻于心计；而另一面则是光明磊落，为民请命，清高。正是由于他很好的处理了政治权势与自己的关系，使得他从政治中获利。而像他这样的文人毕竟少之又少，所以更多的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自古以来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这既保证了中国文人的特殊利益，同时也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又正是这样，使得文人的地位被捧得过高，在他们从政遭受打击之后难以避免地在精神上沉沦，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屈原是楚国王室的旁支，在楚国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深得楚怀王的信赖。从对楚国的热情程度上来说，屈原不亚于任何楚国的九卿大夫。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针对当时楚国制定了一些变法的措施。可令人遗憾的是，屈原终究是一个文人，他同样犯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通病，即自以为专心政务即可而上不察君主之性情，下不搞大臣之关系，殊不知在当时的社会，只有同时搞定君臣才可以使自己的治国措施付与实践，否则就会面临贵族们的层层阻挠，最后导致失败。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中国文人生命价值的所在，一旦他们丧失了这样一个权利，也就等于失去生存下去的意义。屈原流放了，标志着他的政治生涯的结束。他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何“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把满腔愤怒化为诗歌，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所擅长的只是文学，当屈原在遭到冷遇，流放，继而接连听到君王、国家的噩耗最终走向了极端――投江自尽。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文人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但这也能怪他吗？一切都是文人的传统思想惹的祸。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还是成功的。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这说明了文人与文学之间好比鱼与水，而如果鱼像文人一样不好好的呆在水中，而要拼命的跳到岸上来，那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文人是不适合生存在政治这个环境当中的。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便是李白。李白，其人诗歌盖世，也有流传千古之文章，早年充满报负，但他也有文人的通病：缺乏政治才干。这样的评价对于李白来说还算比较公正。毕竟，治国不像作诗，来不得半点浪漫和浮夸。至于像李白那样终日生活在激情中的人又如何受得了政府里循规蹈矩似的生活？须知，治理国家光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他蔑视权贵又追求功名，期求立军功又不清楚高层政治内幕。终至于先被外放，后又追随永王李磷，遭到发配。李白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寻求仙山，求取丹药。同时也是悲剧的一生，政治追求的无处施展又屡遭命运的游戏。同时也给历代向往仕途的文人们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总而言之，文人的生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一时得势之时的得意，还是遭贬之时的失望；无论是对于官场的全身心投入，还是对一官半职的不屑一顾，政治始终是他们生活之中不可避免所要谈及之事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报复必须根据当时的政治来定位。熟读四书五经，科举之时金榜题名，而或用各种手段索取名流之推荐信，从而得到一官半职，便可“春风得意马蹄急”，趾高气扬地顾盼自雄，官场失意之后便摔冠而去，隐居山林，寄情山水，愤世嫉俗，借酒消愁，作文以寄怀，文之内容不外乎看破了这时代炎凉，领悟了人生真谛，进而标榜自己的人格，标榜自己对官场的不屑，殊不知为时已晚，此时感悟只能给后人留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印象。许多传统文人基本上是在上诉所描述的生活之中周而复始。这正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在朝如此，在野如彼，庙堂或者江湖，舍此二元，别无他途。这就是传统文人全部的人生棋盘，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活法，却也是极端自负的活法。中国文化乃在于“儒道互补”，儒家讲究澄清天下，道家则提倡出世无为，但无论哪种，都要文人把知识与德行结合起来，这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要求未免太高了一点。所以要像文天祥所说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简单点的方法也有，那就是利用文人最擅长的东西：文章。熟话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作为古代惟一有知识的群体，也只有他们能谈点“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东西，对于一般人而言，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思想境界的。如果文人不仅要搞文化，还要搞政治，那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了些，就比如挑夫挑担，如果你硬让一个最多只能挑100斤的挑夫挑上200斤的重量，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孔子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西方文人则要轻松得多，比如马克思写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后，忍不住对雨果的评论骂了一句“实在低能”！小说家屠格涅夫，也被弄政治的小辈们说成无能。政治哲学的祖宗柏拉图学诗不成，改宗哲学之后痛恨的说：“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言下之意就是说文人的头脑还无法思考政治哲学这种重大问题。变成中文，就是我们最常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此说来，西方文人与政治完全是两码事。中国的文人，最愚蠢的想法或许就是总是想把自己与政治挂钩。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谈的都是中国古代文人因陷于政治而分外痛苦。这第一声痛楚的呼喊来自秦朝宰相李斯问斩之时，大呼上了政治的当，“牵犬东门岂可得乎”？李斯把儒生们坑杀之后，并没有在史书上写下任何关于他们因一个在现在看来毫无理由的罪名而遭受杀头之祸的记录，所以，李斯就把自己造就成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与政治有纠葛的文人。这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与政治纠葛的开场白，接下去，这股势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春秋的屈原、晋朝的陶渊明、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韩愈等等。 文人与政治紧密结合自古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官员与文人完全没有西方那样分的一清二白.外国人在《儒教与道教》中评价中国文人，受影响最大的是儒教与道教，因而缺乏近代所谓的“理性化”的处世能力。文人可以在文学上一展才气，但这才气与政治无关，政治是与治理国家有关的大事，不是文人所能够驾驭的。但中国文人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看来，中国文人的可耻、可悲与可叹恰恰在此，不禁给人一种自不量力之感！中国的文人总想把自己的文化事业与政治事业联系起来，自认为舞文弄墨就相当于管理国家，甚至有些人把国家政治当成是科举考试时的试题那样可以任意驰骋发挥。这让我感到十分纳闷，不知道中国的文人对政治为何有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究竟是因自己的文才天下第一所产生的自信让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是权势和荣华富贵的诱惑促使他们踏上本不属于他们的荆棘之路。可一旦这条荆棘之路走不下去之后，文人的失意也如惯性一般汹涌而来，他们便也像前人一样一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来“放白鹿于青崖之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醉意朦胧之时心血来潮的写下些无聊失意的文字，这或许就是历史上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抑郁之作流传于世，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离骚》、《归去来兮辞》、《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这真是：自古文人多悲情，悲情缘于政治中。

参考资料： 1、《中国文人的活法》 2、《精于文则昧于政》

教师评语： 本课题是学生读了语文高三册一二单元中的诗歌：屈原的《离骚》、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及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后引发的深层思考。课题组成员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通过学友间的分工合作，收集了古代文人的一些资料，参阅了专家对文人从政的评论，最后形成的一篇小论文。文章从孔老夫子的“学而优则仕”观点谈起，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选取了屈原、李白、郑板桥、李斯等典型事例，与西方文人作比，形成了对中国文人出仕的独特看法。整个研究过程鲜明地体现了研究性学习自主性、探索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语文学科知识和政治、历史等学科知识有机融为一体，较好地体现了《大纲》规定的语文工具性的特征，学生也由此而实现了由“知道”向“知识”的飞跃，学生的个性特征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学生的语文素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