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

一、“大部制”改革方案的内容大部门体制，是指把业务相似、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集中由一个大部门统一行使。

专家指出，通过政府机构职能整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根据十七大的要求，改革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大部门制，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将成为2008年中国改革的重点工作。

其实，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想法由来已久。

有关人士透露，早在2007年初，有关部门就通过召开研讨会、咨询会等形式，研究探讨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可行性。

专家建议，应整合农业、交通、社会保障、能源、国土资源、文教卫等管理要素，形成大部门体制的普遍化。

如突破小农业的狭窄思维，实行包括农林牧副渔和农田水利等综合管理的“大农业”模式。

专家还建议，大部门体制改革应首先在小范围内试点，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教训；然后进一步推广改革，“更大范围的机构整合可能会出现在2009年。

”“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化要求。

政府各部门联系日益密切，更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统筹协调行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专家称，大部制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公务手续；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横向协调困难，裁撤议事协调机构，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

专家指出，实行大部门体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的交叉重叠，改变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状，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五轮政府机构改革。

1982年，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88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由原有的67个减为60个，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9700多人；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1998年，国务院40个组成部门，仅保留29个；2003年，设立国务院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药监局、安监总局等。

但至今仍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型、全能型政府痕迹，主要表现为部门设置仍然偏多。

目前，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共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都不超过20个。

比如美国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日本12个、韩国18个、新加坡15个。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

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

而行政职能错位和交叉给经济带来了副作用，研究表明，1999年至2005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负的1.73%。

国务院机构改革情况一览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组建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大刀阔斧，接连关注三件大事：垃圾短信、TD放号和电话回拨骗费。

这些举动大快人心，赢得了公众激赏和信任。

二、大部制改革亮点（人民网）1.“三权分立”：加入“决策、执行、监督”分立的意图，对“三权”进行厘清、分立归属，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把职能相近、业务雷同部门合并或拆减。

2.部门大量合并：将根据政府职能业务的雷同性、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门，但权力相互监督的部门应该不会融合到一个部门里。

3.彻底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角色定位，彻底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三、大部制改革的障碍香港《大公报》1月8日发表题为《“大部制”改革四难题》的评论文章说，大部制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又一次伤筋动骨的大动作，是“深水区”的作业，面临着四道难题：权力整合难：本届国务院机构组成，除办公厅外，共有28个内阁部门、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之多、类型之多、分工之细超过世界许多国家。

如今要实行大部制，解决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重叠引发的政府管理的问题，要从现有行政机构身上“割肉”，把职能交叉、重叠的行政资源合并重组，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

这些交叉、重叠的职能部门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整合这些行政资源，就像剥蚕丝一样，每一根丝都触动一大片官场神经，稍有不慎，不是形成权力真空，就是形成新的权力交叉、重叠，还会引起官场“地震”。

大部制下，相关几个部的权力重新洗牌，整合到一块，考验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水平，既要大刀阔斧，又要心细如丝，做到平稳过渡，无缝衔接，确实不容易。

人员分流难：大部制下，机构减少了，官位势必也减少，必定要有一部分人为此而“牺牲”官位。

机构精简和重组势必带来人员的分流。

分流人员是历次机构改革最为头疼的事。

公务员是国家整体运行宝贵的人力资源，是维护正常国家秩序的保障和基础，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关乎社会稳定。

以1998年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为鉴，基本办法有四种，即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和优化结构。

带职分流，就是定编定员后，超编干部离开机关，保留职级。

那么保留职级后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另外设置一些事业编制的机构或者官办的中介、行业协会等消化这部分人员，搞体外循环，而且必须是“大庙”，才能供养这些高级别的“大菩萨”。

这样做，既增加了改革成本，又增添了新的“准”管理机构。

定向培训，就是对离岗公务员进行会计、审计、法律、经济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知识的正规培训，为走向新的岗位作准备。

这个渠道仅仅是权宜之计，参加培训的人如果是年轻的骨干，本应留在新组建的大部里，如果是“恶补”性质的培训，这些人“营养不良”，“底气不足”，培训后又能去哪里呢？而加强企业，就是选调定向培训后的人员首先充实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以及财税、政法、市场管理等执法机构，文化、教育、卫生等单位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中介组织。

这又使上述这些机构人员膨胀，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等于是把一群鸭子从这条小巷撵到那条小巷。

机制磨合难：至于优化结构，就是通过人员分流，调整政府和企业、机关和基层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达到优化组合，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这一点是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其实还是涉及到人员分流问题，“优化”下来的人怎么办？因此，1998年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方法不可继续沿用，需要设置新的分流方式。

从机构改革的历史来看，大部制的组织架构设想并非是机制上的创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国家经委这样的大部委设立；“文革”中将政府的数十个部归并为几个大组，或者以“口”划权，比如农林口、工交口等；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是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之举，可以视作大部制的“热身”。

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可以打破现有部门利益格局，消解部门之间掣肘因素，压制部门利益追求冲动，从更宏观和科学的角度进行政策决策、执行和监督。

大部制不是几个“小部”的简单迭加，如果这样的话，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但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改革就没有意义。

在大部制下，机构内部的磨合，外部的磨合，上下之间的磨合，与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如何对接，怎样才能不重复、不重叠等等，都在考虑大部制的生存系数。

运行监督难：实行大部制管理后，由原来的几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的一大关键因素。

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

但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

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相当于过去一个副总理的职权，就会“尾大不掉”，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

而如何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最为关键之举。

当那些共性和重合性的部门被整合，必然损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如何既调动被合并部门的积极性，又减少改革阻力，这是一个问题；大部制改革引入“三权分立”——将“决策、执行、监督”分立，如何使三权真正分立，发挥最大效能，而不是形成重新的利益群体，这也是一个问题。

四、大部制改革专家谈汪玉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部委，目前正谨慎、低调地确定“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根据目前的程序安排，“三定”方案要限时将方案上报中编办，中编办再作相关协调和修改，之后报国务院审批，然后人员到位。

定编制比较棘手：定编制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改革的难点之一。

虽然目前“三定”方案最终没有公开，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一正九副”，已经说明了涉及人事问题改革的难度。

“虽然这次改革不以减少人员为目的，但因为职能的调整，工作和岗位要跟职能调整相吻合，这会使一些人的工作和岗位发生转变，可能会有人会因此离开部委”。

这可能也是目前“三定”方案之所以谨慎、低调的原因，但不应成为“三定”方案按照一定原则推进的阻力。

重要是定职能：“三定”方案中最重要的是定职能，并依据职能确定机构。

“三定”方案能够理顺关系，要把相关部委里过宽过多的职能脱离出来，“可以宽职能，但不能多职能”。

在确定职能时数量要少，“凡是社会组织和市场能够承办的职能政府就不要再干预，不是要把现有的政府职能重新分配”。

在这个前提下，对部委内部职能和机构进行优化。

三定方案能不能体现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相对分开。

“是走回老路还是有所创新”“是最关键的一个观察点，但也是一个难点，如果没有实现，这次还有走老路的危险”。

毛寿龙：治道变革三十年加加减减中前进“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每隔五年均开始一场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

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在1992年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之后确定了搞市场经济就确定了改革的整体思路，到了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为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框架，也给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可以说已经是驾着船过河或者架着桥过河的阶段了。

”毛寿龙形象地描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届政府所推动的治道变革。

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过程是精简—膨胀的过程，越精简越多。

客观地说，政府改革正是在这些加加减减中不断前进的。

一些机构虽然不能说根本理顺，但是基本上理顺了。

中国政府机构整体有了一个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