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

张爱玲（1920-199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 而她作为双语作家和自译者的身份却鲜为人知。

除了成功地翻译了一批美国文学名著,张爱玲更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很多作品译成英文,形成了翻译界的一个奇特现象,即自译现象。

张爱玲的自译作品风格鲜明,译文流畅自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独特的视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作为翻译家的张爱玲,研究其翻译作品，但是多数成果都侧重于译本的赏析与评价以及关注张爱玲进行翻译时女性主义视角。

鉴于此，该文以张爱玲自译的小说《金锁记》为切入点,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为基础,对张爱玲的翻译理念及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进行深入解读。

生态翻译学是由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全新的翻译理论，该理论从生态学视角研究翻译“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

”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从整体重新审视和解读译作品及现象。

生态翻译学,是利用生态理性特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综观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

这一研究范式是在全球性生态理论热潮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贴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

生态翻译学的一些术语和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又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生态翻译学移植和类比了自然生态中“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将这种原理嵌入翻译生态系统,使这种原理与“翻译群落”( translation community)与俱来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相关联。

生态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

首先,它是经济社会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应。

众所周知，20世纪6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逐步开始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

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以人类破坏自然的雄辩事实说明人类处于生存发展的转折点上(Carson, 1962 )。

197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会议，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将保护自然环境提到全人类关注的高度。

1987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环境会议上又发布了《人类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中国也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此后接连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与科学发展观，并于最近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月到生态文明的过渡”的重要观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长期被忽视的“生态”维度引入包括翻译学在内的不同研究领域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具体体现。

其次，生态思潮又是现代思想与哲学转型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以来，在思想与哲学领域也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

1967 年，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提出了“中心”既可在结构之内又可在结构之外、这样“中心也就并非中心”的重要观点( Derida,1967 )。

1973 年，挪威著名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 Arne Naess) 提出了“深层次生态学”(Deep Ecology) 的理论，将生态学发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并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Nass,1973)。

1995 年，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David Griffin)提出了“生态存在"(eco-existence)的重要理念，表明生态存在论哲学正式问世( Giffn,1995)。

以上发展说明，当代哲学所面对的、是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向。

可以看出，正是这样的哲学转向，拓展了翻译研究者们从“解译生态”视角纵观翻译活动的视野和思路，促使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路径应运而生。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作为译者既要非常熟知源语言读者的语言环境，也要正确把握译语读者的语言环境，包括译语的语言特点、惯用表达、言语技巧等，对字词、句式的选择要恰如其分，力求译文的可接受性，译者需要具备灵活的双语转换能力。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存在的较大的差异性是翻译的一大障碍，文化的选择转换比语言的选择转换要复杂并重要得多。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既是交际活动，便有其交际目的。

在翻译过程中，关注交际意图的阐释，在交际层面上作适当的调适和优化，尽可能贴近目的语文化的交际方式和语用习惯，提升“交际维”的整合适应度。

21世纪初，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从达尔文的适应理论中借鉴了进化论的基本原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他提出了翻译适应与选择的理论。

根据适应与选择理论，翻译是译者对于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活动的选择。

翻译环境是指呈现原文，原文和目标语言的世界。

也就是说，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作者和读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胡庚深认为，翻译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制约翻译者最优适应和优化选择的一系列因素，而且也是译者多维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基础。

之后，胡庚申在他的“翻译适应与选择”一书中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翻译理论，并在翻译活动中建立了翻译适应性理论。

描述是翻译者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

张爱玲自译的中篇小说只有一篇，就是《金锁记》。

从1943年到1971年，她用28的时间，四度改写和自译《金锁记》，这一现象在中外翻译史上都很罕见。

中篇小说《金锁记》发表1943 年11月上海的《杂志》期刊。

迁居美国后，张爱玲于1956 年将《金锁记》改写成英文本The Pink Tears,但该译文在1957年5月被美国出版公司拒绝出版。

张爱玲在The Pink Tears 的基础上，用英文改写成The Rouge of the Norh,1967年由英国出版公司出版，并于次年将其译成中文本《怨女》，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金锁记》直译本正式发表于1971年，收人夏志清编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译文题目是The Golden Cangue.从文本的互文关系来看，《金锁记》几个文本的关系可以如图所示(文本的排列顺序以发表时间为准,其中的第二文本例外) :图中第一文本和第五文本之间、第三文本和第四文本之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关系，实线单箭头表明文本间可回溯的转化关系。

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的中间环节相当重要，是一系列转化关系中变化最大的部分，可惜的是第二文本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无法看到作品的真实状况，成为研究中的遗憾。

但第三文本是在第二文本的基础上改写的，且中间只隔了三年的时间，虽然从第二文本到第三文本也有一定的衍生关系，但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应该小于一、二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

因为，如果我们用雅各布森关于翻译分类的方法来看，语内之间的转换不像语际之间的转化情况那么复杂。

研究者也曾指出第四文本的英文最初原稿是第二文本(王德威，2004: 18)。

鉴于无法得到第二文本的资料，我们的实证研究将集中在其余四个文本之间，且将第二文本与第三文本的差异以最小化的方式处理，以便说明主要问题。

如果说从第一文本到第五文本，第三文本到第四文本还是停留在可读性文本阶段，那么真正的可写性文本则出现在第一文本与第三文本之间。

深人研究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第三文本涵盖了第一文本的故事主线，但删掉了其中的一个人物(长安) 和其中关于月亮等优美华丽的意象描写，表面上看是削弱了某些东方色彩很浓的细节，但第三文本中又增加了诸如三朝回门、圆光、坐月子等的情节。

这等于从另一个角度补偿并增强了原小说的中国文学氛围。

同时，第一文本和第三文本之间的互关文系更加讲究技巧，具有“回状嵌套法”(王洪岳，2004:160) 的某些特征，即“在一部小说中可重新找到这部作品的同一主题被放置到人物或小的片断的范围内，这种方法能够更清楚的揭示主题”(同上)。

自译与改写中的“回状嵌套法”是发生在不同文本之间的，第一文本成为第三文本的一个带有极端意味的缩影，而第三文本则是第一文本的扩大和展开。

综合作品发表的时间和译者翻译观的变化情况来看，在一系列文本的相互验证中，呈现出一个渐趋完整的作者和译者。

由于五个文本间既包含勒弗维尔所提倡的较为宽泛的现代意义上的翻译文本(包括改写或重写)，也包括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翻译文本，而所有的翻译和改写活动都由原作者一个人来承担，因此文本间的互文关系较为复杂。

总的趋势是，文本的转换在本质上并没有跨越文学和语言的边界，并且最后在翻译的层面回归了传统。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自译作品中译者创造性的体现，这也是互文性阐释与理解中的自译观的特殊性之所在。

因为一般的互文性关系专注于文学史内部的传承关系，主体性的介入是有限的。

自译作品中的译者是文本互文关系的缔造者和延续者，他的创作动因和翻译的主客观条件都与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互为因果，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自译为翻译中的互文性理论增加了主体的心理维度。

笔者把《金锁记》自译本与改写本阶段称为张爱玲自译活动的融通性阶段，主要原因是从文本解构和互文关系来看，张爱玲的自译理论在散文自译和短篇小说自译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金锁记》的自译凸现了本位论的突出特点，尤其是一系列由改写到不完全忠实的自译再到完全忠实的自译这种转换性互文关系的演绎，不仅可以看做译者对外来语/ 本族语两极模式的深人理解，也可以看出译者通过自译对文本复现和文本再生产过程的成熟认识。

对此，笔者的研究采取纵向和横向两条线索，纵向上是《金锁记》自译本和改写本五个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便于追踪自译过程中译者/作者的辩证关系和文本叙事的相关性。

横向上则是以《金领记》与其直接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 的比较研究为主，便于直观反映自译的文本特征。

在正式介入自译考察之前，首先要细致研究中西叙事传统是如何在《金锁记》中体现出来的，这对于下文自译叙事研究的讨论很关键，在理论上为叙事语言在自译过程中的表现做了铺垫。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和层次进行的,张爱玲在处理译文时做到了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金锁记》中有许多纷繁复杂的拟声词,张爱玲将它们大致归为两类进行翻译:第一类是全世界通用或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声音类型,不包含特殊的文化意义或语用含义,中英文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实则描写同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