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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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的个人思想困境与解决方案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代社会个人面临着各种思想困境。
这些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紧张、自我认知的迷茫、价值观的混乱等等,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带来巨大的挑战。
然而,对于这些个人思想困境,也存在着一些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人们走出迷茫,重建自我,积极面对未来。
首先,人们在当代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个人思想困境是社交媒体过度使用导致的孤独感和焦虑感。
社交媒体的普及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和连接方式,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人们沉迷于社交媒体,关注他人的生活、成就和外貌,往往忽略了自己内心的需求和真实的情感。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我们可以采取断舍离的方式,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转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中。
此外,发展兴趣爱好、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也是摆脱社交媒体困境的有效途径。
其次,个人在当代社会经常出现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的迷茫。
由于竞争激烈、信息爆炸,个人往往陷入对自我能力和价值的怀疑和不确定。
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培养自信和自尊。
个人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心理咨询和亲密关系的支持,来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认识到每个人都独一无二,有自己的特殊贡献。
此外,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境,个人还可以持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另外,当代社会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常常面临挑战和冲突。
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使得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成为常态。
在这种多元化的环境下,个人往往困惑于抉择和判断,无法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之一是开放和包容的思维方式,尊重他人的观点和信仰,从中学习借鉴,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
同时,个人也可以通过探索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来找到符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建立精神上的纽带。
最后,当代社会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常常给个人带来压力和沮丧感,导致身心健康的问题。
为了改善这一困境,个人可以积极寻求放松和减压的方法。
精神病司法鉴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精神病司法鉴定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犯罪案件中,对嫌疑人或被告的精神病状进行鉴定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病司法鉴定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例如鉴定标准不统一、鉴定过程缺乏专业性、鉴定结果可能受到质疑等问题。
本文将就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困境分析1. 鉴定标准不统一在中国,关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标准和程序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各地鉴定标准不统一。
这意味着同一案件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鉴定结果,给司法公正性带来质疑,也给被告和其家属带来了困扰。
2. 鉴定过程缺乏专业性由于缺乏专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参与,一些地方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鉴定过程缺乏专业性。
鉴定人员对嫌疑人或被告的精神病状评估不够准确,有可能会导致不当的判决。
3. 鉴定结果可能受到质疑由于鉴定程序不透明、鉴定人员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结果常常受到质疑。
一些被告及其家属对鉴定结果表示异议,甚至上访维权,加重了司法程序的矛盾和复杂性。
二、对策研究为了解决精神病司法鉴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标准和程序。
需要建立统一的鉴定机构和人员资格认证制度,确保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鉴定结果的公正性。
2. 提高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为了提高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专业性,需要加强对鉴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可以建立专门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专业人才队伍,由专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组成,提供专业的精神病状评估和鉴定服务。
3. 加强鉴定程序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为了提高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透明性和公正性,需要建立完善的程序和监督机制。
可以加强对鉴定程序的监督和审查,确保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同时充分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
4. 加强宣传和教育为了提升社会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加强相关宣传和教育工作。
可以组织各类宣传活动和专题讲座,向社会大众介绍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社会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信任和支持。
一、前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人口大规模的迁移是一个重要现象。
近年来,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和规模都在迅速发展,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网的数据,2001年全国外出打工农民达到7800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3%。
大量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青壮年人口离土又离乡地持续外流,对于农村的家庭养老保障却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照料者缺乏,养老观念淡化等,使得农村家庭养老保障面临困境。
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养老问题逐渐从一个隐性问题变成一个显性问题。
按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实际上,中国在1994年60岁以上的人口总量首次突破1亿大关,达到1.17亿,占人口总数9.76%,接近人口老龄化的警戒线;在1999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空巢老人问题日益凸现、养老模式如何探索……由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国人面前。
今年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老龄化问题,对这一严峻而紧迫的重大课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据全国老龄办预计,201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1.74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2.78%,并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2008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为1.67亿,2020年将达到2.48亿,2050年将超过4亿,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其中农村老年人占全国老年人的70%左右。
农村老年人数量巨大,老化速度和绝对数量大于城市,但是农村老年人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老年人没有国家保障,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没有固定收入,不能像城市老人退休后领取退休金和社会医疗保险金。
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低层次性和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传承红色精神报告《传承红色精神报告》报告简介:本报告旨在分析和总结中国红色精神的传承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以推动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报告结构:一、红色精神的意义和价值1.1 红色精神的定义和内涵1.2 红色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1.3 红色精神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二、红色精神的传承情况2.1 红色精神在当代中国的传承表现2.2 红色精神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承状况2.3 红色精神在教育体系中的传承方式三、红色精神的传承困境3.1 社会发展和文化多样性对红色精神传承的挑战3.2 现代技术和媒介对红色精神传承的影响3.3 个人价值观念和现实诱惑对红色精神传承的冲击四、红色精神传承的策略和措施4.1 加强红色精神教育和宣传4.2 建立红色精神传承机制和平台4.3 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红色精神传承4.4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红色精神传承效果五、红色精神传承的展望5.1 未来红色精神传承的重点和挑战5.2 推动红色精神传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互促进报告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和案例,并结合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全面评估和解析红色精神的传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措施和建议,旨在加强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报告创新之处:1. 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对红色精神传承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估。
2. 结合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提出针对性强、可行性高的传承策略和措施。
3. 探讨红色精神传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中国发展提供思路和指导。
报告的编写团队由知名学者、专家和研究者组成,确保了报告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同时,为确保报告的有效传播和推动,报告也将制作成具有普及性和可操作性的宣传资料,以便广大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能够广泛应用。
中国脊梁的理解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历过许多的风雨和挫折,但始终能够在困境中挺起胸膛,勇敢面对,这就是中国脊梁的精神。
中国脊梁是指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力,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
中国脊梁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一直都是在团结中前进,在团结中战胜困难和挑战。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都是在团结一心,共同抗敌,最终赢得了胜利。
这种团结精神不仅体现在国家大事上,也体现在个人生活中。
中国人民一直都是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
除了团结精神,中国脊梁还包括了中国人民的勤劳精神。
中国人民一直都是勤劳勇敢的,他们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只要有一份信念和毅力,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中国人民的勤劳精神在经济发展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人民不仅在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上勤劳不懈,也在现代工业和科技领域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勤劳精神,才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中国脊梁还包括了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和困难,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始终保持着一份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力。
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才使得中国能够在困境中挺起胸膛,勇敢面对,最终赢得了胜利。
中国脊梁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包括了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勤劳精神和坚韧精神。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神,才使得中国能够在历史上屹立不倒,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脊梁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2012年9月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Sep,2012 第5期(总第159期总第28卷) Journal of Shand0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1 Science No.5 Sep.No.159 v01.28
在而不是的精神困境与生命抉择 赵亮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在而不是”揭示了早期创造社作家的精神困境,他们不属于现代日本,也不属于传统中国。而“怨夫”形象就 是“在而不是”的精神表征,作为中国人的痛苦,作为现代男性的无力,作为现代职业者的自我否定,揭示了“怨夫”们与 周围环境的不协调。他们是奔跑在路上、苦苦寻找着自我的飘零者。面对生活与爱的渴望,他们感到生命的无力与无 奈,却又在苦苦追寻“是之为是”的自己,从而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上的新人。 关键词:在而不是;怨夫;怨恨;飘零 中图分类号:1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05(2012)05—0135—04
在日本期间,早期创造社作家完成了双重越界, 他们既不属于传统中国,也不属于现代日本,而是在 两者构成的坐标中苦苦寻找自我的漂泊者、零余者、 怨恨者。在这一点上,汤因比说得很清楚,“他们不 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 属于’两个社会。”_I J(P㈣身在此处,却又不属于此 处,这种悖论性的存在,正是他们痛苦、怨恨的根源。 作为中国人的痛苦、作为现代男性的无力、作为现代 职业者的自我否定,揭示了怨夫们在而不是的精神 存在。 一、大我的痛苦 只有在世界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深切感到弱国子 民的悲哀。创造社成员的这种体验与传统文人的慷 慨激昂、以身许国有着本质不同,也与以中国为中心 的虚骄自大的古典文化心态有着本质不同。这是一 种找不到国家、找不到归宿的痛苦与迷茫。 身为弱国子民,创造社成员感受着封建文化和 现代文明双重压迫,也产生了双重怨恨,既有对现实 中国的不满,也有对现代日本的不满。这既与中国 的现实状况有关,也与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国内舆论 导向有密切关系。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在与西方列 强、东洋日本的较量中,屡处下风,只会对人民滥施 淫威。20世纪初期的日本对中国的维新变革持支 持同情的态度,可是到大正时期,日本右翼分子甚嚣 尘上,好战分子穷兵黩武,在国外的作家深感他者的 欺凌与压迫。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强化足以威胁和 侵略中国的武力。1915年,郭沫若在冈山六高附近 目睹日本军舰,触景生情,联想到了积贫积弱的中 国,“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地形同渤海,心事 系辽东。”这种强烈的异国刺激,同自己对于国事的 失望,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忧郁,常常交织在一 起。“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痴心念家国,忍复 就人寰。有国等于零,日见于戈扰。有家归不得,亲 病年已老……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l2_(胁 生 苦死难,无论生还是死,都是不容易的。在短短的五 句诗歌里,有三句提到了死亡。“有国等于零”, “国”不能给年轻的诗人提供安全感、幸福感、尊严 感,有和没有有什么两样。有家归不得,家成了遥远 的记忆与安慰。 郁达夫表现了作为遭受凌辱的弱国子民因为没 有一个强大国家而不得不面对的可悲可怜。“只在 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权争利的黄帝之子 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 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哪一国去住上两三年。印度民
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童世骏挪威卑尔根大学博士前言王鲁湘:当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曾经感动过无数的国人,他说: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无法诗意地栖息才被感动。
当下的中国正在加速,我们都在被加速,精神被抽空,繁忙是常态。
在一个全民大谈经济的今天,我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因为GDP的增长而增长?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童世骏先生。
童世骏1958年出生于上海,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曾任马尔库塞助手的挪威著名哲学家希尔贝克,此后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研究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学术跋涉,卓然自成一家。
与其他西方哲学研究学者略有不同,童世骏总对书斋外的社会保持着新鲜与好奇。
90年代研究发展模式的那些学科,那些领域可能人文知识分子会比较觉得有点距离。
但是你看到了新世纪,我们官方讲科学发展观,这个有些知识分子讲新发展观,总而言之是对发展本身,对发展模式本身有了新的理解,其实这种新的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文的重视,人文的内涵很加强,所以80年代的工作没有白做。
当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世界在加速,精神被抽空,繁忙是常态。
什么是我们精神生活的真实图景?怎样拯救我们的幸福指数?一、精神生活的基本概念童:那么刚才王鲁湘已经讲到,最近几年来,精神生活又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与精神生活有关的一些个说法,精神世界,精神家园,心灵,灵魂这样一些人文精神,文化自觉等等。
在我们的报刊论著和大众传媒当中也频频出现,100多年前,谈论精神生活的很多中国人企图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抵御西方的物质文明,百年以后的今天,总体上踏进小康社会门槛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谈论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有怎样的理解,他们过着怎样的精神生活,那么这里面有哪些问题,我们希望有哪些新的建议。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对精神生活这个概念,我们一般老百姓或者说各行各业有哪些理解。
一位网友在网上说,我向往毛泽东时代的精神生活,热爱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生活,报纸上有一篇报道,题目是《看到美女就想打招呼,农民工精神生活急需关注》,另一篇网上,报刊的这个题目是,报刊文章的题目是《关注空巢老人精神生活》,还有一篇报道的题目是讲小孩的,说听的是流行音乐,看的是劣质动画,玩的是网络游戏,破折号,儿童的精神生活不应该闹饥荒。
有一家刊物惊呼,外资传媒进入,争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位作家议论,广州人过的是物质生活,北京人过的是精神生活,有一篇报道似乎是在反驳但也是在印证这个判断,题目是茶楼蕴含着广东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那么上海怎么样呢?一位学者撰文,谈论海派佛教对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影响。
有一位从上海到深圳的网友在网上介绍自己到上海以后三个月当中的精神生活。
第一参加了一次精神饭局聚会,昨天被一个网友拉去参加了一个主题为万历15年的都市讨论会,第二看了一部电影《达芬奇密码》,第三买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杂志,第四出去旅游了一次,第五见了一个网友,第六看了一本小说。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各行各业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这个概念是有许许多多,多种多样的理解。
那么我们来看看以精神生活为业,以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是如何理解精神生活这个概念的?曾经在北大任教了七年的梁漱溟先生,也属于我前面提到的100多年前谈论精神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出发点,梁漱溟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不外乎这样三个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梁漱溟认为,人生在世,无非是处于三种关系当中,物我关系,人我关系和自我关系。
也是在北大,解放后在北大教书的冯友兰先生有一个简洁明了的说法,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事的时候,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人在做某事的时候,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
这个话其实是和马克思的观点也差不多,所以东方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可能有时候见解是所见略同的。
马克思说过,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
人的这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这种自我觉解,产生出一个叫做人生意义的东西出来,人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出人生意义出来的,这个可以有很多哲学上的这个论证,但是反过来也说,只有对于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觉解的人,人生意义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当然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越说越玄了,精神生活的意义还没有说清楚,倒又引出了人生意义的意义这个奇怪的问题出来。
前不久电视剧,有个电视剧叫《士兵突击》,在电视台在网上都热放,剧中看似木讷但内心执著的士兵许三多有一句话引起了许多观众和网友的强烈的共鸣,这句话就是,有意义就是要好好活,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在这段话当中,生活得好和生活得有意义,这两句话之间是相互定义,绕来绕去的,从逻辑上来讲,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大家不觉得它是一种逻辑错误,为什么呢?实际上那是因为这种循环实际上是发生在我们大家多少已经有一些共鸣的背景之下了。
这种共同的背景我想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表示,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一个意义。
精神生活的本质是超越,什么是超越?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困境是什么?它和西方社会流行的虚无主义有何异同?二、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困境(一)精神生活的本质是超越简单地讲人生意义就是人对自己的生活与某种理想,某种希望之间关系的理解,精神生活就是对人与某种理想、某种希望之间关系的体验。
于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就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生意义,有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否足够精神,就取决于我们的理想和希望是否足够精神。
前面我们提到冯友兰先生,他在讲了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觉解使这些事情对他有了意义之后,又进一步讲了这种觉解和意义的不同层次,我的理解实际上也是精神生活的不同层次。
用他的话来说,叫做不同的人生境界,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简单地说,在自然境界当中,一个人不去多想他有什么理想和希望,在功利境界当中,人个人所追求的是满足个人或者私家的利益,在道德境界中,一个人所遵循的是整体的或者社会的规范,在天地境界中,一个人所要符合的是宇宙法则或者所谓天理。
这个人生境界确实,冯友兰先生直到晚年他认为他毕生提供的他最重要的一个学说,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里我想提到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当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命题,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文明的观点。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人们在彼此并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同时都意识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写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人为自己确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人在自我的深处,在超越的明朗处,体验到绝对性,那么雅斯贝尔斯把产生了这种超越意识的文明叫做轴心文明。
关于轴心文明有许多评论和发挥,这些评论和发挥也会用到许多哲学概念,大家放心,我不引入这些概念了,大家只要记住超越性这个概念就行了,抓住了超越性这个概念就抓住了轴心文明的关键,轴心文明的特点就是做出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区分,有的哲学家也叫做世界的两重化,就意识到了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超越性可以说是精神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关的最重要的概念。
超越的正面意义也用不着解释,要解释的是这个词在这里的用处,说精神生活的特点是具有超越性,是指超越个体生活的部分而指向个体生活的整体,超越作为个体的自我而指向个体所说的团体,超越当下的生活而指向未来的生活,超越物质价值,比方说中国人这个历来重视的福禄寿喜这样一些,而指向精神价值,比方说真善美呀,这个正义,平等,自由这样一些价值,最后超越单个领域的价值而指向无所不包的价值。
这种无所不包的价值,雅斯贝尔斯叫做上帝,冯友兰叫做宇宙,我的天地,上帝是神学的概念,天地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神学和形而上学都与人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而神学和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也成为我们考察精神生活在现代社会处境的一个重要角度。
当代中国当然是在现代社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精神生活它的现代困境是怎么样的,在现代处境是怎么样的。
现代社会在精神领域的根本特点,可以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实际上典型意义上的现代人凡事也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人们以前一般不问为什么要有道德,因为即使问这个问题答案也是现成的,因为上帝或者天理、菩萨或者怎么样要我们有道德。
但是对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现代人来说,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他还会进一步问,为什么上帝或者天理要我们有道德,甚至还会问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上帝或者有天理。
因此借用王国维的用语,在现代社会,神学和形而上学即使还有可爱性的话,那么它的可信性也已经岌岌可危,甚至荡然无存,上帝死了这个判断,大家都知道,尼采虽然不是说这句话的第一个人,却是强调并且发挥这句话的最出名的人,这句话惊世骇俗,给人印象深刻,尼采认为,由于理性主义和精打细算,由于摧毁自己的过去,控制自己的未来的现代心理,虚无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于世,并最终使欧洲文明走向灾难。
尼采在《权力意志》这个序言当中就讲,他是在预言未来200年的这个世界历史的走向,未来200年一定是虚无主义占主导地位,然后欧洲文明分崩离析,最后毁灭的这样一个过程。
前面讲过,轴心时期的各大文明的特点就是产生了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两重化,意识到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但重要的是,同为超越,不同轴心文明有不同的超越方式。
简单地说,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特点是外在超越,那么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这两种文化在前现代社会以不同方式支撑西方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它们同样遭遇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大冲击。
但是冲击的后果有重要的区别,概括地讲,与外在超越的传统相比,内在超越的传统不容易在启蒙的时代、世俗化的时代,因上帝之死而引发极度的悲观和绝望,因为在内在超越的传统当中,上帝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一根非要不可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相信人性与天道相通,相信只要通过自我修养,恢复本性或者说成就德性,就可以上达天道,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确实比西方传统文化更加信赖人的自觉性,自主性,但是真正愿意,更不要说真正能够实现这种自觉性和自主性的毕竟是少数。
(二)中国精神生活和西方社会流行的虚无主义的异同中国人确实不容易像西方人那样,会因为上帝之死而失魂落魄,悲观绝望,但很可能那正是因为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虚无主义本来就已经潜伏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了。
虚无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现代性的精神效应,但是西方的虚无主义是即兴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是慢性的,西方的虚无主义往往是自觉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往往是随便的,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往往对虚无主义也持一种虚无主义的可有可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