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反映的汉末士人的精神困境共5页

从《古诗十九首》看汉末士人心态的变化《古诗十九首》是汉末学者高卢雄所继承的古诗文，由着名的清廉手工家高卢雄辑录而成，其中收录的古诗作品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汉末士人的心态变化。

虽然《古诗十九首》是汉末士人的一部分传统文学作品，但是它们也渗透出了汉末士人苦难时期的心态，折射出他们心中的焦虑、不安和迷茫。

例如，《青史》一诗写道：“守穷真乏力，销暗心苦苦。

”这句诗既体现了汉末士人苦难的实际经历，又体现了他们深切的内心焦虑和不安。

此外，《梅花》一诗中写道：“山树花野全欣欣，虽复遭风雨恒相任”。

这句诗既体现了汉末士人的胸怀，又揭示了他们坚忍不拔、珍爱自然的思想。

还有《竹石》一诗，写道：“石皆爱竹不肯折，竹虽弱性又负手。

”这句诗折射出汉末士人勇于挑战困难、乐观向上的精神，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于生活的迷茫和挣扎。

同时，《古诗十九首》中收录的诗句也揭示了汉末士人的价值取向。

例如，《鹿柴》一诗写道：“实事求是做神仙，心体和顺步上天关”，折射出汉末士人不奢望极端、而是坚持做当下正道的观念。

总而言之，《古诗十九首》中收录的诗句，潜移默化地反映了汉末士人苦难时期的心态变化，以及他们珍爱自然、勇于挑战困难、坚持做正道的价值取向。

研究《古诗十九首》，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汉末士人的心态变化，进而增加对汉末文化的认识。

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浅析——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升华毕业论文《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初探——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升华摘要: 《古诗十九首》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反映了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和思索。

诗篇中建功立业的抱负，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悲叹以及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使文学自觉时代的文人士子生命意识得到强化，它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揭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先导式的启示。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生命状态;觉醒与升华东汉末年，国势衰微，社会动荡，政治混乱。

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

这一时期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文人开始比前人有了更广阔的关怀和更深刻的生命体验。

他们清醒地感到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无常，开始对传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产生怀疑,在黑暗的社会中，文人转向了对人自身的思索。

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和困惑，生命意识随之觉醒。

《古诗十九首》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汉末产生的《古诗十九首》，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

诗中体现的生命漂泊之感以及对精神家园的探寻，充满了丰富的生命内涵。

无论是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还是人生的无常之感，都体现出一种人性的复归，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诗中更加关注“人”这个本体,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凸显出强烈的人本精神，是文人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一、传统价值观的衰微与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谓永恒的价值，便是个人的道德自修，使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合于道义，并为了道的弘扬延续而建立功业，《左传》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变，此之谓不朽。

”古代的文人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以求名垂青史，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

个体生命的价值完全附着于儒家体系，人生的意义就寄托在一个虚假的道德承诺里。

《古诗十九首》的乱世文人心态苏东坡有三封信，是他人道精神的体现：一是在靖江时给曾将他一贬再贬的宰相章的儿子章援的回信；二是在黄州时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的反对杀婴恶俗的信；三是元佑七年(1092年)给皇太后上书请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封信，这三封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信，映照出苏东坡坦荡的胸怀，善良的人性。

给章援的回信，可说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人性闪光。

当时(1101年6月)，他刚从流放地海南赦免回到内地，滞留在靖江，年初在仪真得的病，此时有加重之势。

出人意料的是，原来不遗余力地迫害他的章却在一年前被贬到了雷州半岛，他儿子章援正前去探望，也到了靖江，想去见苏东坡又不好冒昧前往，于是就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

章援的这封信，也是想探探苏东坡对他父子的态度如何，让他万没想到的是，苏东坡的回信对章家丝毫没有仇恨，更没有幸灾乐祸。

苏东坡在回信中说：“某与臣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

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1101年)六月十四。

”写此信，离他七月二十八日去逝，仅一个月又十四天。

对使他遭受巨大苦难，远贬至惠州，还觉不够，又在他六十高龄时，再贬至儋州的施与者当时的宰相章，苏东坡确乎没有什么仇恨，更未想到要报复他。

相反，当听说章被远贬后，还为之感到难过。

这是怎样的胸怀品质啊!那些蝇蝇小人真应感到羞愧。

在黄州的后两年，苏东坡“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过着衣食足以自给的生活，他也很满足。

但当他得知鄂州、黄州有溺死初生婴儿的恶俗时，就感到痛心，坐立不安，并立即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听本地书生“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

还举例说明了岳鄂间乡民溺杀婴儿的事实，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对乡民“告以法律”，绳之以法；二是对“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周之”。

他说“人非木石，亦必乐从。

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他这样做只是感到高兴，不是要捞取资本，也不是钴名钓誉。

分析《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分析表现为：（1）对人生困境的超越《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中下层文人的群体力作，这些诗篇透过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可以反映出失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人生困境的超越，包括对待生死、对待个体、对待社会及对待自我的人生态度。

《古诗十九首》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又包括几个方面。

①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中下层知识分子仕途渺茫，他们既追求功名富贵又鄙薄显官，即有着满腹的愤怒又有着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悲观、绝望。

由家国之悲转向人之常情，促使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

如“感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反映了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对荣誉地位的渴望和对功名富贵的追求。

可是这种争竞人世的亢奋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施展开来，这股热情最后只能通过诗歌的形式予以抒发，聊以自慰。

《回车驾言迈》以景物起兴，抒发人世感慨。

通过重重思索，最终得出“荣名”的重要性。

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对时序的变化更加敏感，于是“荣身立名”更使他们强调要追求功名富贵。

面对黑暗的现实，他们对社会怀有满腹的愤怒。

如《驱车上东门》用洛阳北邙山墓地的凄清景色烘托出一片悲凉死寂的气氛，从而使他们对现实充满了失望，用“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春陵上柏》）来表达对显宦的鄙薄。

②游子思妇的哀怨在游子思妇的哀怨中，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在对待个体方面，愁怅与哀怨交织。

由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游宦、游学或流浪漂泊的中下层文人，他们为“荣身立名”，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在现实的黑暗激流中，他们仕途无望又客居异乡，贫困潦倒；饱受世态炎凉，尝尽权贵冷眼，孤独、寂寞、苦闷、失意相伴。

所以在羁旅、离乱的人生中，乡愁尤为突出，怀人思念之情便接踵而至。

如“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思乡情切。

《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诗篇中包括了夫妇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相思和游子对于故乡的怀念，将爱情、友情等等当作短暂而可悲的人生中聊以自W的意象。

《古诗十九首》赏析与解读创作背景编辑《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

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

《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但没有根据，后人多疑其不确。

犹又如曹植《送应氏》描写过洛阳被焚毁后的萧条景象，而《十九首》的诗人眼中的洛阳还是两宫双阙，王侯第宅尚未然无恙，冠带来游宴如故，更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生。

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一地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汉末建安之前几十年间。

作品鉴赏编辑整体赏析《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汉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

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思想内容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

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

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

从《古诗十九首》看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从《古诗十九首》看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摘要：《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之作，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它不仅代表了汉末士人的心理特征，而且是反映汉末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

汉末社会的动荡，使得士人长期离乡背井，于权贵之间谋生却往往不能得志，这种境况便使他们陷入了失望、悲愤，伤感的心态之中，形成了汉末士人独特的生活感受。

在创作实践和审美观念上，由于受到这种境况的影响，汉末士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古诗十九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即：汉末士人在传统文化和所处时代的双重影响之下，面对人生价值的实现，除了注重现实人生的独特心态外，更多地表现在关注社会现实。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汉末;生命意识汉末到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时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个体生命朝不保夕，时代的动荡，个人的境遇，使人开始关注和思考自身的命运，在此，个体的生命意识蓬勃而发。

汉魏之际的诸多作品，从最具代表性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对于人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和抒发，体现出生死离别，患难相聚的情感。

本文将通过分析《古诗十九首》，并考察其所处的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政治思想背景、以及《古诗十九首》当中所体现出的对生死离别，患难相聚的情感来看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汉魏时期，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社会环境动荡，各种思想相互交融，五言诗达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这对于后世文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段时期的文学思想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本文研究《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生命意识以及其中的抒情艺术对于汉代诗歌文学的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创作背景(一)作者及创作时间《古诗十九首》最早出现在《文选》中，因为无法确定年代和作者，因此萧统命名为《古诗》，历代学者对《古诗十九首》评价甚高，在学术界，大多认为这些“古诗”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数十年间，是五言诗中最具代表性性的作品，它的作者大多是汉朝末期的失意文人，并不是一人一时所完成的。

《古诗十九首》反映的汉末士人的精神困境作者：王欣悦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4年第07期内容摘要：《古诗十九首》诞生于东汉末叶政治极端黑暗、社会环境极度压抑的社会背景之下，因而组诗的内容浸透着当时士人富于时代性的感情体验：一方面，他们对当时的黑暗环境和自己的不幸际遇而感到悲伤与绝望；另一方面，又对未来前途充满了悲观与迷茫。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汉末士人境遇《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它上承乐府诗歌，下启建安文学。

刘勰称其“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马茂元先生认为“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诗中内容可以互相印证，通过一系列的意象表现了失意士子与留守家中思妇的悲哀愁情，表达了他们对生命的思考。

以马茂元为代表的学者们将诗歌内容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解读，正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本文着眼于诗歌内容的分析，以此来窥探当时士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极端黑暗压抑的社会环境之中，其内容浸透着当时士人特有的感情体验，是饱经苦难的士人们对自己人生离愁别绪、失意落寞、人生无常际遇的低吟浅唱，内容所反映的是东汉末叶下层士子境遇的哀歌。

具体来说，《古诗十九首》中表现感情如下：（一）人生短暂的苦恼“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柏》）“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驱车上东门》）“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迢迢牵牛星》）这几句，永恒与短暂的对比，不断冲击诗人们的内心，体现出忧患人生匆匆的意识。

又如《驱车上东门》中，将人生比作被太阳一照就会消失的晨露和寄宿的旅客，感叹寿命不能像金石那样坚固牢靠，即使是圣贤也无法打破岁月轮回而长生不老。

诗人感慨生命短暂，面对短暂的生命，诗人出于安全考虑不能“服食求神仙”，于是开始追求现实享乐。

这种享乐是诗人不愿人生虚度自然而真实的选择，但这种思想更多的是一种伪装，是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迷茫。

《古诗十九首》赏析《古诗十九首》赏析《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

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挖苦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出自东汉诗人佚名的《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赏析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

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

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

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

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外表看来，好似各自游离，而却又清楚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

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那么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

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

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提醒，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从古诗十九首看汉末文人的人文精神(一)【内容提要】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生活在汉末建安前，这是一个正直废放邪狂炽结的历史时期，人们从关心社会政治转向了对个人自身的关注，人文精神也相对低落。

十九首较集中地从两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人生追求：一对性爱的渴求，二面对死亡产生的种种困惑。

因而在无形中触及到“爱与死”这一文学创作中的重大问题。

人们对死亡的关注是佛教在中土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十九首作者人文精神的低落则为建安时期人文精神的高扬和文字的自觉积蓄了力量。

要研究魏晋文学思想的嬗变，文人心态的发展，倘不把触角伸向汉代便不能说明问题。

文学年代的界定和历史年代的界定也不相同，“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而“建安文学”则是魏晋文学的肇始。

对古诗十九首，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说：“十九首之年代……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

”若把古诗十九首当作“前建安文学”来研究，当无大眚。

一、儒家经典的兴衰与汉代文人的命运从独立和严格的意义上来分析，西汉和东汉初年的文学并不发达。

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伟大的纪传文学作品，但司马迁是把它当历史来写的。

铺张扬厉、无所不包的汉大赋实在也没有多少文学性。

民歌在民间流行，好大喜功而又稳坐天下的汉武帝设立乐府收集民歌，偶一视之，也只是附庸风雅，对人民百姓皇恩浩荡了。

无怪乎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诸赋家，在汉武帝眼中，只须“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便足够了。

然而汉代不是没有文人，文人的地位也不可谓不高，文人和儒家经典在西汉和东汉初年是极受重视的。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武帝曾三次下诏，咨以治国之策。

“武帝制曰：……‘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

……子大夫尽其心，靡有所隐，联将亲览焉’。

”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创新平台创新平台到的答案便是“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出自《回车驾言迈》）。

“物化”最早见于《庄子·刻意》：“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刘文典在《庄子补正》中解释道：“圣人体劳息之不二，达去来之为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运行，其死也类万物之变化，任鑪冶之陶铸，无织介于胸中也。

”庄子把人的生与死看成“天之运行，物之变化”，认为这是自然而然之事，因此人要做的便是“委运任化”。

从《古诗十九首》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人明白了生与死是“天之运行，物之变化”，但是他们却没有做到“委运任化”，而是满怀忧虑。

正如李泽厚所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他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二、对时光易逝、功业难就的感慨东汉末年，统治者在东都洛阳建立了太学。

很显然，这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但是机会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怀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梦想的读书人便成为了“失意之人”。

“《古诗十九首》是各自成篇的，但合起来看，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

它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所写的无非是对失意生活的牢骚和不平、哀愁与苦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

”“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的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从《古诗十九首》中，我们能看到东汉末年失意文人对时光易逝、功业难就的感慨：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

（《今日良宴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驱车上东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回车驾言迈》）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明月皎夜光》）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东城高且长》）达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冉冉孤生竹》）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们每天都要承受离乱之苦、饥寒之苦、失意之苦：斗酒相欢娱，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青青陵上柏》）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明月皎夜光》）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浅谈《古诗十九首》中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摘要：《古诗十九首》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又享有“诗母”和“古诗第一”的美称，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艺术感染力，不仅因为他娴熟的艺术技巧，还因为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陈绎曾《诗谱》），他以真挚的情感抒写了特殊时代下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落魄的文人追求功名利禄，但由于社会原因，他们遭受了重大挫折，他们痛苦，失意，无奈，迷茫，孤独。

与此同时他们对世态炎凉有了更深的感受，这难免让他们产生时光易逝，岁月难留的悲观情绪。

进而关注死亡，思考人生的意义，他们感到现实多么的残酷，人生多么的悲苦，为了消释这些悲哀，汉末下层文人在《古诗十九首》中做了种种选择和探索，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关键字：《古诗十九首》；汉末下层文人；生存状态《古诗十九首》“作为文人抒情诗典范，五言之体的冠冕之作，建安文学的先声和前导”[1 ]是一组五言诗，计十九首，其作者和写作年代皆不可考，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末下层文人所作，且“《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一时所作。

”[2]“定名源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我国第一部按文体聚类区分的著名文学总集《昭明文选》。

”[3]“萧统的《文选》不仅使古诗十九首有了集体的名字，并进入教科书和官方传播的渠道。

”[4]《古诗十九首》或叹老嗟卑，或不满贫贱，或伤知音稀少，或恨世情淡薄，或写客居辛苦，或抒相思之苦，代表了文人抒情诗歌的最高成就，历代学人均对其评价很高，刘勰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5]钟嵘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6]宋·张戒《岁寒堂诗话》称他“古诗第一”，明·陆时雍《古诗镜》称他“诗母”，他感染了一代有一代的读者，成为诗坛的“千古绝唱”，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魅力，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除了他娴熟的艺术技巧外，更在于他以真挚的情感抒写了特殊时代下落魄文人从生活的希翼与缺憾中感到的生活的痛苦与无奈，在人生种种凄凉之感的抒发中切入了对人生悲苦的永恒的思索，从而关注生命，重视自身。

古诗十九首_及赏析-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古诗十九首及赏析一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

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

“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

于是，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

“与君生别离”，这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更是相思之情再也压抑不住发出的直白的呼喊。

诗中的“君”，当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行未归的游子。

与君一别，音讯茫然：“相去万余里”。

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游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所谓“各在天一涯”也。

“道路阻且长”承上句而来，“阻”承“天一涯”，指路途坎坷曲折；“长”承“万余里”，指路途遥远，关山迢递。

因此，“会面安可知”！当时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然而，别离愈久，会面愈难，相思愈烈。

诗人在极度思念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凡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飞禽走兽尚且如此，何况人呢这两句用比兴手法，突如其来，效果远比直说更强烈感人。

表面上喻远行君子，说明物尚有情，人岂无思的道理，同时兼暗喻思妇对远行君子深婉的恋情和热烈的相思－－胡马在北风中嘶鸣了，越鸟在朝南的枝头上筑巢了，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自别后，我容颜憔悴，首如飞蓬，自别后，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正是这种心灵上无声的呼唤，才越过千百年，赢得了人们的旷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叹。

探析《古诗十九首》汉末文人的生存态度摘要：《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最成熟的作品。

这组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

其创作之时正值汉代儒学衰微之时,旧有的道德原则失落,主体意识觉醒,新的信仰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汉末文人的苦闷、彷徨等复杂的时代特点,真实地传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感,反映出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本文将以十九首诗歌为线索，分析《古诗十九首》描述下的汉末文人的生存态度，试图了解朴素的语言下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存态度；社会现实；文学变化《古诗十九首》表现了乐府古诗人化的典型特征，深刻描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活着却无法改变社会，内心的挣扎和不屈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而发人深思，《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饱含哲理，读了多次之后，让我对生命、时间、人生价值都不断有新的思考，是不可以多得的精神食粮，值得我们的关注。

本文将以十九首诗歌为线索，分析《古诗十九首》描述下的汉末文人的生存态度，试图了解朴素的语言下深层次的原因。

运用社会学、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理论，通过文献法和研究法对具体诗歌做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盖一言之，用不同的知识和方法深入研究它的本质，然而更好地感觉《古诗十九首》的内涵和意义。

一、汉末文人的社会形态人生态度1.伤时光之易逝，忧生命之短暂一年四季的更迭,总是在周而复始的进行着，春去春来，花开花落,是自然的规律，仿佛有什么不可捉摸的某种东西在支配着这一切, 冥冥中似乎他们也好象感觉到什么了。

一草一木的萌芽、繁盛、枯萎、凋零, 与生命的历程是那么的相似, 在这些已对生死有所觉醒和正在觉醒的文人们不可能感知不到[1]。

因此, 碧草郁树、江上芙蓉、兰泽芳草、庭中奇树、萧瑟树木、惨凄冰霜、凋零兰叶⋯⋯使人们感知到了“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 将随秋草萎。

从《古诗⼗九⾸》看汉末⼈性的⾃觉从《古诗⼗九⾸》看汉末⼈性的⾃觉在我国历史上，⼤致在魏晋以前，思想界都以儒家学说为核⼼，中国⼈⼀直相信⼈类和⾃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配下，做为个体⽣命必须从属于这种外于它⾼于它的权威。

⽽这种权威却在东汉末年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同时，⼈开始了对⾃⾝的认识与重视，相应地，在⽂学创作中有了“⼈的主题”的逐渐兴起。

东汉桓帝时,⼀个普通诗⼈秦嘉将到洛阳赴任,写给因病不能⾯别的妻⼦：“⼈⽣譬朝露,居事多屯蹇,忧艰常早⾄,欢会常苦晚。

”写夫妻间的暂别,居然将整个⼈⽣都抱怨进去了,似乎⽤笔太重。

其实不然,这是作者思想开始⾃我⾰命的端倪。

“⼈⽣⾃应是‘我’之⼈⽣,不是附庸礼教,附庸给世俗的⼈⽣,⼈⽣之乐,也应是‘我’所寻得,‘我’所断定的,⼜何必受圣⼈教诲的限定,受旁⼈议论的认可。

”(沈国藩语）这些,作者⾃⼰认识的也许还不甚明晰,但他已⽤⾃⼰的哀愁的多少去衡量⼈⽣的价值,这不已经是其⼼可诛的叛逆思想吗?这种叛逆思想便是⼈性⾛向⾃觉的体现。

如果说秦嘉的这句诗还只是个特例,那么,⼀些⽆名⽂⼈写于汉末的诗作《古诗⼗九⾸》则⽆可辩驳的具有认识那个时代思想意识的典型意义。

⼀、⼈性,是⽣命的本真,是⼈的⾃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和谐统⼀,是⽆法⽤其他强制⼒来掩盖,遇到合适的⼟壤,它便会成长。

众所周知,《古诗⼗九⾸》⾮⼀⼈⼀时之作,它的产⽣⼤约在东汉顺桓之后,建安之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先,从⽂化背景来看,西汉建⽴之初,统治阶级实⾏⼀系列休养⽣息政策,各项制度相对开明。

刘邦时,“开布⾐将相之局”与对秦暴政的反思,促成了黄⽼思想的确⽴。

从汉初的“萧（何）规曹（参）随”到⽂帝时窦太后“喜黄⽼之学”都可看出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切⼊。

其次,汉代思想界影响最为⼴泛深刻的,当属今⽂经学和谶纬,它们宣传“天⼈感应”和“君权神授”。

东汉王朝将之定为儒⽣必读书,它们代表了当时官⽅的意识形态。

后来,随着今⽂经学的消亡,谶纬也没落了,企图把孔⼦儒学变为宗教神学的努⼒终究没有成功。

从《古诗十九首》看汉末文人心态【摘要】汉魏之际的《古诗十九首》清晰地展现了汉末文人的痛苦处境与心态，汉末文人同样具有传统上建功立业、立身扬名的强烈愿望，现实环境却不能为他们提供实现理想的条件。

在反思中，文人们开始关注自我，生命意识日益觉醒，然而人生短暂这一现实不可回避。

对人生的极力追求与现实的无奈造成了他们内心深深的矛盾与痛苦，带来了人格的变异与分裂。

实现人生理想的强烈愿望与理想无法实现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加入了生命意识觉醒之后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与生命有限性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汉末文人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内涵。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汉末文人心态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有“五言之冠冕”之称的《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诗，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并评之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

”[1]一﹑感伤人生的心灵放歌《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主要是下层文人的精神世界，真率地传达出了他们的生存忧患和个体情绪，演绎了一曲曲感伤人生的心灵放歌，凝定了士阶层特殊的感情和文化人格。

(一)无望的追寻带着对自己才能的充分自信，文人们离家漂泊，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那方用武之地，《古诗十九首》中含蓄地表达了这种自信。

《西北有高楼》这首听曲感心之作，极力渲染了所弹弦歌之悲，其哀婉缠绵的曲调使听者深受弹奏者悲哀意绪的感染，可见技艺之精湛超群。

诗人不由联想到自己，不也是一位才能超群的人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表面上看来，是为歌者知音难遇感到痛苦和悲哀，实际上暗含了自己的满腹才华，只要有人赏识，定能施展，表明了他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自信,此类还有《东城高且长》。

正是基于这种自信，他们树立了明确的人生理想，“立身苦不早”“荣名以为宝”便成了大多数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为此他们跃跃欲试，开始了追求荣名的宦游之路，踏上了寻梦之旅。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诗人驾上马车去宛洛间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