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出要警惕离职公务员兴风作浪

公务员的职业“旋转门”应如何设限——前反垄断局官员“跳槽”美律所引争议

作者：王帝等

来源：《公民与法治》 2015年第8期

王帝 王书画 翟濯

又一名国家部委官员跳槽到外资机构任职。

3月11日上午，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宣布，中国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前副处长薛强作为高级顾问加入了该所反垄断和竞争法业务部。

消息一出，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的参与起草者，从“发改委”到“外资律师事务所”，让不少人对这一行为产生质疑。

事实上，薛强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近年来，从国务院部委或直属事业单位到地方政府部门，此类事例并不罕见。由于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工作背景和身份，他们的“跳槽”行为，不仅经常吸引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会带来诸多争议。

争议往往集中于一点，官员“跳槽”外企，合不合法？

发改委官员“跳槽”外资律所，有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在跳槽之前，薛强已小有名气。

据了解，薛强本人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发表过许多与竞争法相关的文章，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包括电信、医药、网络零售、保险及银行等行业。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曾参与起草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

在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官方新闻稿中，这样评价薛强，“他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反垄断国际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薜强具有独特的中国反垄断经验，可从执法机构的角度判断问题。”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反垄断和竞争法业务负责人David Wales称，“他在国家发改委的法律和调查经验，可与我所中国反垄断团队的其他成员完美互补。”

有网民担忧，公务员跳槽到外企，会不会损害国家利益？“独特的中国反垄断经验”、“可从执法机构的角度判断问题”，这些说法有没有问题？这种跳槽算违法吗？

我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建立引咎辞职制度，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

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施行起，我国公务员制度在设计、实施到完善等方面，都一直致力于通过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以去除以往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铁饭碗”、“铁交椅”等“机关病”。

一方面，除建立退休、升降、交流等制度实现公务员的正常交替更新外，公务员制度还特别设立了辞职辞退制度，使机关人事管理不再死水一潭。另一方面，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约束机制也逐步发挥“威力”。这主要体现为有关公务员纪律、处分和回避制度以及对领导和“热点”职位有计划地轮岗，对有亲属关系的公务员在任职和执行公务时实行回避等，加强了对公务员的有效监督。

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更是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除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则和考核、惩戒制度外，还规定了公务员9项基本义务、16项基本纪律，进行严格考核，而考核结果则与职务的升降、与涨工资发奖金以及辞退相挂钩；违反纪律的要受处分。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的辞职，是公务员根据本人意愿，辞去所担任的职务，离开公务员队伍，解除与所在机关的任用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辞去公职，又包括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和自愿辞职以及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针对领导干部辞职，《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但辞去领导职务与辞去公职不同，公务员辞去领导职务后还保留公务员身份，还可能安排别的工作。

在国外，引咎辞职是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的一种自责行为。而在我国，官员的引咎辞职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党政领导干部承担责任的方式。早在2002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就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

2019年对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意见的理解

2019年对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意见的理解

近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意见》对各级机关公务员辞去公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离职管理、防止离职腐败和支持人才的合理流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规范公务员离职管理，加强指导监督

《意见》还规定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公务员辞去公职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对各机关落实辞去公职从业规定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对经查实的违规从业人员和接收企业给予相应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对企业的震慑力，也能够避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用各种方法试图拉拢刚离职的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法在内，此前关于公务员辞职后从业行为的规范较为零碎，分散在多个法规和文件中，有些规范口径不统一，有些表述比较模糊。《意见》明确了辞职公务员的限制类型、限制时间，明确要建立健全公务员辞去公职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意见》要求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违规从业现象进行处罚，不仅罚当事人，而且罚接收企业。相比以往的公务员辞职规定，此次新规更细化、更具体、更规范，也更严厉。 二、防止离职腐败

《意见》的出台，意在预防滋生期权腐败，尤其是有些官员特别是那些原先就涉及审批等重要领域、握有实权的公务员，在任奉公守法，但辞职离任之后，却大肆利用在原监管领域、行业较为丰富的人脉和资源来获取利益，这类腐败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很难监管。《意见》的出台具有重要的反腐败意义。

从近几年的一些贪腐案例来看，一些公职人员辞职后，或在原管辖范围、主管领域内的企业二次就业，利用之前权力的影响力搞利益输送，这一方面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变相腐败。此次《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建立权力监督的追溯机制，规范公务员辞职管理，防止公务员离职腐败和变相腐败，将惩治腐败提高到包括公务员辞职在内的全过程。

新一轮官员辞职现象透视

作者：暂无

来源：《领导文萃》 2016年第4期

覃爱玲

最近几年，媒体上关于公务员辞职的报道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中央机关和地方官员纷纷进入企业工作，舆论分析中国已出现新的官员“下海潮”。

中国社会目前是否真的出现了官员“下海潮”？这些陆续辞职或者下海的官员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反腐导致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值得深入了解分析。

社会背景加个人选择的双重原因

自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实行了严格的八项规定和一系列“节礼禁令”等措施，随着待遇相对“缩水”、纪律愈加严格、反腐威慑力度加大等因素，使得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最近两三年来出现众多官员辞职的主要原因。

但分析可见，虽然这一社会性的背景非常重要，但在价值选择已经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里，辞职官员的原因其实也相当多元，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有特定时间段的具体原因。

除了一时的社会背景，选择辞职下海的官员基本可以分为“现实利益型”和“理想驱动型”。

虽然在住房、养老、医疗等隐性福利较多，与许多外人想象中不同，除了那些有机会拿到大量灰色收入的除外，很多公务员生活其实相当清苦，工作内容也很繁杂，上升空间有限。当下严整吏治的客观环境，官员隐性福利的减少以及权力滥用成本的增加，更是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的梅永红曾表示，他每天工作超10小时，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元一个月，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曾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而后当了律师的赵光华告诉媒体，辞职后，月收入近两万元，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