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汉语言专业中国文化概论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教学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纷繁复杂的情况，其中包含在天人关系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在群己关系上各家定位的异同、在义利与理欲取舍问题上的争辩、在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追求上的不同选择等重大问题，提高分辨和识别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重点与难点】 重点：把握对“天人关系”、群己定位、义利与理欲等重大问题上应持的正确观点。 难点：对理欲之辩的价值意蕴的理解。 【讲授提纲】 价值观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价值观是由一系列价值原则组成的。价值原则凝聚了人们对善恶、美丑的最基本的看法。正是相互关联的价值原则，构成了文化的价值系统。 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不同的价值观念相拒而又交融，相反而又互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价值系统。 第一节 天人关系上的不同价值取向 一、人文取向与人道原则 （一）儒家 人是否应当超越自然的状态？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辨，首先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儒家是最早对这一问题做出自觉反省的学派之一。按照儒家的看法，自然是一种前文明的状态，人应当通过自然的人文化，以达到文明的境界。 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人文存在，文明社会应当以什么为基本的价值原则？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仁”具有多重涵义，而从价值观上看，其基本的规定则是“爱人”。这种人道原则体现了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孟子由仁学引申出“仁政”，要求以德行仁。即使是在具有神学色彩的董仲舒儒学体系中，同样可以看到内在的人道观念。 （二）墨家 在天人关系上，墨家的看法与儒家固然存在着不同差异，但也有相近的一面。 和儒家一样，墨家对自然的态与人文的形态作了区分，认为人与处于自然中的动物不同，人通过自己的谋生活动，超越了自然状态中的动物，而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生活。这里内在地蕴含着化自然为人文的要求。 如何使文明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墨家提出了“兼爱”的原则。“兼爱”所体现的，同样是一种人道原则。在注重人道这一点上，儒墨确有相通之处。 （三）佛教 儒墨所揭示的人道原则，在佛教那里也得到了某种回应。 佛教本来是外来的宗教，但随着它的衍变发展，已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其价值观也成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宗教，佛教认为天与人均虚幻不实，而把彼岸世界视为真实的存在。不过，在论证成佛根据时，佛教常常强调人道胜于天道。人尽管也是宇宙中的一员，但其地位却高于其他的存在。 佛教的终极目标固然是要超越现实的人生，但这种超越本身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成完成。这样，作为实现终极目标的环节，广义的“人化”过程亦得到某种肯定。 佛教提出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教义，其中无疑也渗入了某种深切的人道观念；在对人的关怀上，它与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显然有一致之处。 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的慈悲观念既表现了对儒墨人道原则的吸纳与适应，又从一个侧面强化了中国文化注重人道原则的传统。 （四）宋明理学 在宋明理学中，人道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又糅合了佛道等各家学说。 理学家首先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由此出发，理学家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观念。尽管理学对墨、佛等颇多批评，但“民胞物与”的观念却与墨、佛等展示了相近的文化精神，它在一定意义表现为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和佛家的慈悲等等之融合。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融合，传统的人道原则获得了更丰富具体的内涵，并成为一种稳定的价值定势。 二、“无以人灭天” 相对于儒墨之突出人道原则，道家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自然（天）之上，由此形成一种异于儒墨的价值取向。 在天人关系上，儒墨将自然（天）视为前文明的状态，强调自然应当人文化，也就是说，自然只有在人化之后，才能获得其价值。与之相异，道家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而无须经过人化的过程。 儒家一再对人与禽兽之分作了严格辨析，要求由野而文；道家则将“同与禽兽”视为“至德之世”。这一分一合，表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到，在道家对前文明时代的赞美中，自然状态实际上被理想化了。 从自然状态的理想化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道家对人化的过程及其结果（文明）往往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自然作为一种完美的状态有其内在的价值，人化的过程不仅无益于自然之美，而且总是破坏这种理想状态。 人化过程不仅表现为驾牛服马，而且展开于社会过程本身。对后者，道家作了更多的批评。按道家之见，文明社会带来的并不是进步，而往往是祸乱和灾难。历史地看，文明的发展往往是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展开，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常常带来某些负面的后果。道家的批评，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由强调文明进步的负面意义而否定文明，显然又走向了另一极端。 自然的人化既然只具有负面的意义，逻辑的结论便是从文明回到自然。道家“见素抱朴”的命题即表现了这一意向。（P308） 道家将自然状态理想化，反对以人文创造去破坏自然环境，无疑表现了一种消极倾向。但从价值观上看，其中亦有值得注意之处。道家强调“法自然”，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对循天理的注重。在颇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魏晋思想家那里，这一观念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依据这种理解，天与人并不呈现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二者本质上融合无间。就天人关系而言，过分强调人化过程的合目的性，往往容易导致人类中心的观念，并且内在地蕴含着忽视自然之理的可能性，循乎天道的自然原则对于化解这种观念，避免天人关系的失衡，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广义的天人之辨还涉及天性与德性的关系问题。 儒家孟子一派认为德性即是天性的内容，荀子一派则认为德性是天性的改造。相对于儒家注重天性的改造，道家更强调对天性的顺导，所谓“无以人灭天”，亦意味着反对戕贼人的自然本性。在道家看来，自然的天性体现了人的本真状态，人为的塑造则抑制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并使人失去了本真的状态。作为文明社会的主体，人当然应超越天性而培养德性，但是如果将德性的培养仅仅理解为对天性的否定以至泯灭，那么，德性对主体来说便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并容易趋于虚伪化。儒家从主体存在的角度肯定了人文的价值，但过分地强调对天性的改造，又往往使德性的培养成为一个“反于性而悖于情”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德性，并不是真正健全的人性。德性作为人化的成果，属于当然。当然的外在形式是社会的规范。天性与德性的对立，往往导致当然对自然的否定，其逻辑结果则是使当然之则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后来理学家的所谓“天理”，便带有这种强制的性质。总之，自然的人化一旦等同于悖逆天性，则难免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当然之则的异化。而道家反对无条件的“灭天”，对于化解天性与德性、当然与自然的紧张确实也有一定意义。 传统价值观消极的一面：就天人关系而言，儒家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文化中占着支配的地位。如前所述，儒家要求化自然为人文，并以人道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这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儒家所强调的超越自然，主要地是指化天性为德性，其目标在于达到道德上的完美。这种价值追求，使儒家的人道原则带有狭隘和片面的特点。在主张由天性提升为德性的同时，正统儒家往往忽视了对外在自然－－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探索与改造，并相应地表现出了某种重人文而轻自然的趋向。道家虽然崇尚自然，但其自然原则，由于缺乏积极改造、作用于自然的内容，因此也不足以抑制儒家轻自然的倾向。这里表现出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消极的一面。 三、力命之辨与人的自由 （一）“力”与“命”的涵义 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与“命”常常被合称为“天命”。“命”或“天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如果剔除其原始的宗教界定，则其涵义大致接近于必然性。当然，在“天命”的形式下，必然性往往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色彩。 力 与“命”相对的“力”，一般泛指主体的力量和权能。 作为天人之辨的展开，力命之辨所涉及的，乃是人的自由问题 （二）儒家的观点 化自然为人文的基本条件是主体自身的努力，超越自然的要求本质上蕴含着对主体力量的确信。 在儒家看来，自然的人化更多地指化天性为德性，与这一趋向相应，主体的力量和权能首先表现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作为超越了自然状态的存在，人具有选择行为的能力，并能自觉地坚持和贯彻道德原则。这既是一种道德的自勉，又表现了对自由的乐观信念。从孟荀到汉儒，直到后来的宋明理学家，肯定主体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权能，构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人皆可以为圣贤） 不过，儒家对主体权能的理解，往往与天命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在道德实践的领域，行为固然取决于自我的选择，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人的活动就要受到天命的限制。从社会范围看，一定时代的政治理想能否实现，最终决定于超验的“命”，就个人而言，其生死、富贵也均有定命。 对天命的这种预设与“为仁由己”的道德自信显然存在着矛盾。二者的对峙，往往展开为“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分离。“求”表现为主体的自觉努力，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努力受制于主体自身，并能达到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