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的认定

论盗窃罪的秘密性要素作者：杨馥铭来源：《西部学刊》2020年第08期摘要：秘密性是成立盗窃罪的必备要素，也是盗窃罪区别于抢夺罪的关键。

将公然以平和手段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违反社会的一般观念，不符合我国的立法实际。

为克服理论上的缺陷，应将秘密性要素严格限定在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之内，并运用认识错误理论解决主观认识与客观表现不一致的两种非法占有行为的定性问题。

关键词：盗窃罪;秘密性;认识错误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8-0058-04关于盗窃罪的成立是否以秘密性为要件，刑法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是秘密性肯定说（后文称为“肯定说”），该说认为秘密性是成立盗窃罪的必备要素，也是盗窃罪区别于其他犯罪尤其是抢夺罪的关键。

二是秘密性否定说（后文称为“否定说”），该说认为盗窃不仅限于秘密窃取，完全可能存在“公然窃取”的情形。

对此，本文将在总结各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浅见。

一、肯定说观点的概括及评析（一）肯定说对盗窃的定义以及对“秘密性”的理解肯定说认为，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所谓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发现的方法暗中取走财物。

具体而言，秘密窃取包括两方面含义：首先，“秘密”具有相对性，是针对财物控制人而言的，即只要取财行为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即使被其他人发觉，也不失其秘密性。

其次，“秘密”具有主观性，即只要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自以为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即成立秘密窃取，至于事实上是否被发觉并不影响行为的秘密性。

现实中，如果将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的客观表现结合起来分析，则存在四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也确实没有发觉，此类行为无疑成立秘密窃取，构成盗窃罪;二是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已经被财物控制人发觉，事实上财物控制人也确实发觉了其行为，此类行为当然不成立秘密窃取，而构成抢夺罪;三是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但事实上财物控制人已经发觉;四是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已经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并没有发觉。

盗窃罪未遂既遂的认定一、盗窃罪概述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其构成特征有：1、客体为公私财产所有权;2、客观方面，一般表现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为。

3、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他人或者单位所有或持有的财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窃取财物的行为①。

二、问题的引出被告人李某，男，20岁。

被告人李某于1999年7月21日22时许，翻墙进入某校财务室撬开办公室抽屉，盗窃空白转帐支票一张，并偷盖上印签，又在两张空白线签上偷盖了校财务室专用章。

次日，被告人李某伪造证明，用所盗窃的支票，到某五金电器一门市部，购买索尼放像机2台，G30放像机4台，倒带机1台，小型彩色电视机1台，空白录象带20盘，清洗带5盘，录象带5盘，对录线2套，打火机2个，价值22380元，因当天是星期天，银行不进帐，需次日进帐方能提货，被告人李某回家后思想斗争异常激烈，感到事情严重，第二天未去提货。

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对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是盗窃罪的中止，盗窃罪的未遂还是盗窃罪的既遂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应是盗窃犯罪的中止，理由是：刑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时空性。

必须是在犯罪过程中放弃犯罪，即必须是在犯罪处于运动过程中而尚未形成任何停止状态的情况下放弃犯罪。

2、自动性。

即行为人必须是自动放弃犯罪。

3、彻底性。

行为人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犯罪。

本案中李某在本可以继续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出于自己的意志自动停止了犯罪，使犯罪未达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应构成犯罪中止。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

因为刑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司法认定作者：张仁杰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3年第01期窃既遂、末遂的划分，不仅仅作为情节轻重的差别影响到量刑，许多情况下直接影响到定罪。

关于盗窃既遂、末遂的标准，理论界各执一词，由于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导致在司法室践中相同的情节因执法者认识不同而有差别悬殊的处理结果。

同时由于盗窃犯罪行为的多样化，使得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本罪的犯罪形态的处理都存在很大争议。

一、问题的提出[案例一]行为人李某为实施盗窃行为，在北京市大兴区长途汽车站附近，使用改锥等作案工具，正在盗窃一辆电动自行车。

被一名巡逻民警发现，在李某骑上自行车，准备离开现场时，巡逻民警将其抓获。

[案例二]行为人郭某、闫某及邓某经预谋，冒充北京市朝阳区电力公司工作人员，雇佣吊车在该市大兴区中兴庄村，该村庄已经拆迁，无人居住，将停用的该村变压器从固定装置上卸下，装上货车，准备拉走时，被该村电工发现，当场抓获。

[案例三]行为人孙某在某商店内盗窃顾客手机后，逃出店外，被害人察觉后冲出店外追赶，并将行为在店外不远处抓获。

[案例四]行为人许某入室盗窃，将所盗一箱茅台酒扔出窗外待出门后取走，但其未出门便被抓获。

赃物追回。

以上几个案例，都涉及到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问题。

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认定为既遂还是未遂，经常存在分歧。

司法实践中，由于只处罚盗窃数额达巨大以上的未遂，这就导致了盗窃数额未达到巨大时，既遂与未遂的认定，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因此，讨论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十分必要。

二、盗窃罪既遂、未遂划分标准的理论概况及比较分析（一）德日刑法理论界争议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盗窃罪既遂标准的学术见解主要有接触说、取得说、转移说、隐匿说等四种。

接触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用手触及他人财物的时间为既遂标准。

取得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把财物转移给行为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的时间为既遂标准。

转移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把财物由其所在场所往他处转移的时间为既遂标准。

入户盗窃行为的认定作者：李璐张德嵩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3年第02期[案情] 犯罪嫌疑人王某骑自行车在某小区寻找作案目标，企图入户盗窃，并在车筐内放置一装有匕首、砍刀等凶器的布袋。

王某寻找到目标后，将自行车以及装有凶器的布袋放在楼下，走上三楼意欲实施盗窃。

王某准备打开房门进入屋内，却因不熟悉该楼构造转动了正门旁边卫生间的房门，王某听见屋内有声音，遂走下楼去，屋内租住户张某听见房门发出声响，便随后追下楼来，对王某进行质问，王某见状，便拿起自行车筐内的布袋逃跑，张某随后追赶。

在二人距离两米左右的时候，王某为抗拒抓捕，从布袋内拿出砍刀，向张某挥舞，张某受惊吓跌倒，王某遂成功逃脱。

本文争议焦点，行为人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入户盗窃。

[速解] 本文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符合盗窃未遂。

首先，王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携带凶器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是否要求凶器必须置于行为人肢体控制下。

我们认为，携带凶器与否不能简单从字面角度理解，而应看凶器是否对盗窃行为起到保护作用。

是否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对凶器的控制程度，关键要看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以及客观危险性。

刑法修正案新增“携带凶器盗窃”的规定，就是因为此种情形具备的人身危险性，不论凶器是否直接控制于行为人的肢体范围内，只要该凶器对行为人的盗窃行为、转移赃物行为、逃跑行为起到保护作用，对失主的人身安全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都属于刑法的处罚范围。

本案中，虽然王某将凶器放在楼下，实施盗窃时并未携带，但其在盗窃预备阶段便已经准备好凶器，并将其置于自己逃跑的路线上，主观上有使用凶器保护自己的目的，客观上对也其起到了保护作用，威胁了他人的人身安全，因此属于“携带凶器盗窃”。

其次，王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入户盗窃。

凡是公民用于生活，与外界隔离的封闭场所，都可以定义为“户”，而不论居住人对该封闭空间是否有所有权，该封闭空间是否有完备的厨房、卫生间等生活设施。

因为即便是再简陋的封闭空间，对居住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具有安全感的保护，都有“家”的概念。

论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司法认定摘要：盗窃罪的既遂未遂的界分关系到正确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有效的打击盗窃犯罪，所以确定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分标准对司法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于判断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理论界上素有争议，而司法实践中对具体盗窃案件既遂的认定标准也各不相同。

本文通过对接触说、隐匿说、转移说、失控说等判断盗窃既遂未遂的理论学说的分析，认为控制说能够帮助恰当的区分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并认为在司法实践具体运用控制说判断盗窃既遂时还需要结合行为时间、地点以及行为对象等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关键词：盗窃未遂；失控说；控制说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盗窃罪历来是我国高发的财产犯罪之一，全面的理解盗窃罪的内涵对于正确认定和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有效打击盗窃犯罪，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也对盗窃罪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其中争议的问题之一便是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界限问题。

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分不仅直接影响到定罪更是间接的对量刑产生影响。

在刑法理论上对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分标准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见解，形成了接触说、隐匿说、转移说、失控说、控制说、失控+控制说等学说，司法实践中对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具体认定也各不相同。

笔者通过对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界定的几种主要学说的分析，认为对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判断采控制说较为合理。

一、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界分的几种学说依据我国刑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之后，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

而盗窃罪的未遂也由此可以解释为行为人在着手实行盗窃行为以后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盗窃行为的停止状态。

那么如何区分盗窃行为的完成与未完成，判断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如何呢？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该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接触说，该说认为判断盗窃罪既遂与否应以行为人是否接触到目标财物为标准，实际接触到该目的物的为既遂，未实际接触到的为未遂。

内外勾结盗窃犯罪性质的认定内外勾结盗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等特殊主体与社会上的一般主体相互勾结，共同盗窃单位内部公共财物的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主体共同盗窃。

其犯罪性质如何认定，高检和高法曾在早期的司法解释中有过规定。

但这一解释，后来不断受到理论界的批评。

因而，对内外勾结盗窃，如何定性？目前仍莫衷一是。

为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

1985 年7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对内外勾结的盗窃案件如何定性问题，作过这样规定：即“应按其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

共同犯罪的特征一般是由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如果共同犯罪中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是贪污，同案犯中不具备贪污主体身份的人，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如果共同犯罪中的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是盗窃，同案犯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以盗窃罪的共犯论处。

”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上述解答的看法和态度并不一致。

有的认为，对内外勾结的混合主体盗窃，不能以犯罪的基本特征（即由主犯的基本特征决定）定罪，而应以身份定性。

其理由是：1.以主犯基本特征定性存在其内在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并且与共犯的一般理论相信，往往可能导致具体案件的定性不准，而在具体案件处理上失轻失重。

因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主从犯分类，是根据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进行分类的，主犯是起主要作用和主导作用者，但主犯不一定亲自具体实行犯罪或实行主要犯罪，如教唆犯（指主犯的教唆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他们可以只是教唆指挥而不具体实行犯罪或实行主要犯罪。

如果主犯具体实行犯罪，其特征固然可以决定共同犯罪的性质，但主犯不具体实行犯罪时，主犯的特征无法决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比如说主犯是教唆杀人，其他共犯的犯罪性质不可能也是教唆杀人罪。

再说，在许多共同犯罪中，主犯往往不止一个，如果若干个主犯中，主犯的特征（身份）各不相同，共同犯罪的性质应由哪一个主犯的特征决定呢？因此，主犯的特征不能很好的解决内外勾结盗窃的定性问题。

侵占罪、贪污罪、盗窃罪之界定——以张珍贵、黄文章职务侵占案为例论职务侵占罪、贪污罪、盗窃罪之界定 ??以张珍贵、黄文章职务侵占案为例中图分类号:密级:UDC :本校编号:10652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 侵占罪、贪污罪、盗窃罪之界定 ?? 以张珍贵、黄文章职务侵占案为例研究生姓名: 谭贵龙学号 : tj201003010075校内指导教师姓名 :邓为职称: 副教授校外指导教师姓名 : 职务职称:申请学位等级:法律硕士学科: 法律硕士专业 :论文提交日期: 论文答辩日期 :1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内容摘要职务侵占罪自贪污罪中分离后, 由于其犯罪表现形式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理论界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探讨。

时至今日, 在职务侵占罪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仍存在诸多分歧。

为此, 本文选择了一起职务侵占案件, 以案件所涉及的焦点及分歧意见为线索, 对职务侵占罪、贪污罪以及盗窃罪的主客观要件中的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以及职务侵占与贪污共犯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明确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盗窃罪三者之区别,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对职务侵占罪的认定。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约16000 字。

第一部分是案由及案情介绍, 根据案发的时间顺序, 详细叙述案情及影响案件的定性的行为和情节。

第二部分是争议焦点及分歧意见, 行为人的性张珍贵、黄文章的行为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贪污罪、还是盗窃罪, 总结分歧意见及其理由。

第三部分是法理分析,这是本文的重中之重。

文章首先从刑法规定的职务侵占罪、贪污罪、盗窃罪的主体出发, 对三罪的行为主体作出了界定并进行了对比, 职务侵占罪、贪污罪均是特殊主体身份, 前者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后者则是国家工作人员, 而盗窃罪是一般主体身份 ; 其次, 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范围和类型作出界定, 明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 客观的表现形式、实践中利用职务之便的类型; 再次, 界定“非法占有”的内涵和具体的表现形式 ; 最后, 是关于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共犯问题, 明确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类型及如何让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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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具体内容是什么盗窃犯罪是最为常见多发的⼀类犯罪，在各类刑事案件中，数量⼀直居⾸位。

据统计，2011年、2012年⼈民法院⼀审盗窃刑事案件数量分别为190825件、222078件，占当年所有⼀审刑事案件数量的22.72%、22.51%。

为依法惩治盗窃犯罪⾏为，保障公私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2013年3⽉8⽇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18⽇最⾼⼈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12届第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解释》。

下⾯，我就《解释》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作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解释》出台的背景1997年刑法修改后，为准确适⽤法律，最⾼⼈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以下简称《98年解释》)，明确了盗窃犯罪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对法律适⽤中的疑难、复杂、争议问题作了相应规定，对于依法惩治盗窃犯罪，维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发挥了重要作⽤。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盗窃犯罪案件审理中不断出现⼀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亟需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予以指导和规范。

2009年，最⾼⼈民法院即着⼿研究起草新的盗窃罪司法解释。

解释制定过程中，《刑法修正案(⼋)》对盗窃罪的规定作了重⼤修改，将盗窃罪的定罪条件由原来规定的“数额较⼤或者多次盗窃”修改为“数额较⼤的，或者多次盗窃、⼊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对司法解释的制定⼯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经过⼀段时间司法经验的积累，各⽅认识也不断深化且逐渐趋于⼀致。

论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的开题报告一、课题研究背景盗窃罪是刑法中的一种常见犯罪，它是指违反法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

盗窃罪是一种侵财罪行为，它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破坏了社会稳定。

根据监狱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在我国刑事犯罪中，盗窃罪的犯罪数量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在纵向比对中，发现盗窃罪的嫌疑人和罪犯越来越年轻化，也扩大了此前比较集中的闲散人员、有前科人员等范围，受害人也不仅是家庭居民，更涉及企业、机关、公共设施等领域。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盗窃罪，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加强对这类犯罪的研究和深入探究犯罪构成、侦查、判决等方面的问题，以达到防范和打击盗窃犯罪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从犯罪的实体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深入探究、分析和总结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和证明标准。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 盗窃罪的构成要件；2. 盗窃罪的证明标准；3. 盗窃罪的侦查方式；4. 盗窃罪的惩罚措施。

三、研究内容（一）盗窃罪的构成要件1. 实体要件盗窃罪的实体要件包括客体要件和主体要件。

其中客体要件指被盗窃的财物，主体要件则指实施盗窃罪行的主体。

2. 形式要件盗窃罪的形式要件包括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

其中犯罪主观方面指盗窃行为是否具备故意或者过失等客观标准，犯罪客观方面则指盗窃行为是否在特定情境下，满足法定的行为要件和与其相应的主观要件。

（二）盗窃罪的证明标准盗窃罪是一种难以发现和证明的犯罪，它的预防和打击需要特定的证明标准。

本部分将就指控的提出、客体的证明、被告的常住地证明等几个关键问题，分析盗窃罪的证明标准。

（三）盗窃罪的侦查方式在刑事活动中，盗窃犯罪的侦查是关键。

本部分将介绍如下几种侦查方式。

1. 依托社会力量的侦查方式2. 依托科技手段的侦查方式3. 长期侦查取证方式（四）盗窃罪的惩罚措施盗窃罪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进行相应的惩罚，以儆效尤、恢复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