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知觉理论

社会风险知觉理论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为灾难不断发生，使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感受到潜在风险，风险问题由此成为当今社会争论的主题。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社会，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都归因于“人为风险”的扩大，这些人为风险包括环境风险（或生态风险）、健康风险等，它们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人为风险”。1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风险”一词在现代生活中的频率越来越高。许多社会学家把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并从不同途径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关于风险的定义。 一、风险与社会风险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社会，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风险”一词在现代生活中的频率越来越高。许多社会学家把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并从不同途径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关于风险的定义。 在西方文化中，英语词典将风险(Risk)解释为危险的潜在性或财产和价值的损失（the potential for danger or loss of an asset）。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从词源的分析中认为风险的内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贝克与吉登斯一样，将风险视为一个现代概念，认为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被发明出来用以刻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一个概念。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损失性的特征：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们对风险的把握和预见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另一方面，风险是一个预期性概念，客观存在的损失性只有可能性，没有必然性，因而风险就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损失性揭示风险中“险”的内涵，没有损失性，也就无所谓风险。2有学者认为；“风险既具有损失性，又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说风险仅指不确定性，不具有损失性，既指向坏的结果，也指向好的结果，那么就不能提“防范风险”、“规避风险”、“化解风险”等”。“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损失性这两种属性中，损失性是更

1王甫勤：《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2期

2刘富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社会风险分析》，《长沙大学学报》，2010年1月第1期 为根本的属性”。“风险的本质应当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3也有观点认为风险有两种定义：“一种定义强调了风险表现为不确定性；而另一种定义则强调风险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若风险表现为不确定性，说明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获利或是无损失也无获利，属于广义风险。而风险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说明风险只能表现出损失，没有从风险中获利的可能性，属于狭义风险。”4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风险”的基本核心含义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风险具有客观性、偶然性、损害性、不确定性、相对性（或可变性）等特点。 风险的社会层面即是社会风险，指的是由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体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突然发生并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社会性后果的社会事件，它严重影响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学者将社会风险界定为“社会风险是由个人或团体反叛社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的可能性”5。不确定性是社会风险的主要特征。从社会风险的产生和造成的社会后果等全过程看，不确定性都是非常明显：一是风险生产的隐蔽性。二是风险制造的人为性。三是风险感知的差异性。 二、风险知觉 风险知觉(risk perception) 是指人对潜伏于环境中的危险的主观评定方式或评定值，这一术语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保险、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由于风险具有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往往很难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心理学领域还没有形成风险知觉研究的成熟的方法学体系以及风险知觉的整合观点。 （一）风险认知的理论研究范式 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认识有两种风险认知，第一种是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态度和感知，第二种是人们对于风险事件的理论把握。在解释人们如何产生风险认知的理论研究中，有两种理论范式———个体主义的理论范式和背景主义的理论范式，前者中任何分析的起点是认识的单元———在思考、在行动的个人，对个人的研究中经验的数据辐射到对社会集群的概括。后者强调以背景（文化、关系群、组织、生活方式）作为分析的起点。 在个体主义范式中，有两种最基本的理论观点，即风险认知的“知识理论”和“人格理论”。知识理论认为，人们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来对风险做出反映。而人格理论则努力根据人格类型来解释个人对风险的排斥和容忍的选择。

3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4杨全军：《社会风险感知综述》，《商情(财经研究)》，2008年05期

5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背景主义模式的分析始于“环境”，如社会结构、制度形式和文化背景等，背景主义范式的主要代表理论包括风险的文化理论、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等。 风险的文化理论认为，风险是基于孕育在社会组织特定形式中的原则而被定义、被感知、被管理的，个体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对什么对象产生畏惧主要是一种文化偏见的产物或者是对特定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支持。文化理论起始于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纯净与危险》中讨论文化“污染”的著作，文化污染包括在古代文化中宗教仪式的不纯洁、亵渎、禁忌食品和有风险性的活动。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的基本论点是灾难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其方式会加强或衰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形风险行为。反过来，行为上的反应造成新的社会或经济后果。放大过程或由一件物理事件（如意外事故）引起，或起因于一场与环境或技术事件、发布、暴露或后果的报道。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强调风险事件的消极作用有时超过了对受害者、财产和环境的直接损害，会产生巨大的间接影响。不利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作用不仅是由事件的直接生物和物理影响所决定的，而且也由感知风险因子、媒体报道和信号价值所决定的。 （二）风险偏好对决策的影响 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指决策者在决策时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的风险偏好模式大致存在着以下四类五种模式：(1)单调模式 (Monotony Model)：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单调递增型，即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好程度随着备择方案的风险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一种是单调递减型，即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好程度随着备择方案的风险水平的增加而降低。(2)单峰模式(One-peak Model)：即决策者既不一味的追寻风险，也不一味的回避风险，而是对具有一定风险水平的备择方案表现为最为偏好，而在最佳风险水平点两侧，随着风险水平增大或减小，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喜爱程度也降低。(3)反转模式(Inverted Model)：所谓反转是相对于单峰模式而言的，即决策者对某一风险水平点的备择方案最为不喜欢，而在这一风险水平点两侧，随着风险水平的增加或降低，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喜爱程度也增加。(4)不可传递模型(Intransitivity)：决策者对系列变化的风险水平没有规则的偏好倾向。学者的研究显示，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模式都遵循单峰模式，并且不同的风险来源对决策者的偏好模式没有影响。决策者在面临收益和损失的情况下表现为共同的倾向：即在面临收益的情况下，决策者表现为回避风险；在面临损失的情况下，决策者表现为追寻风险。6

许多研究者认为，决策时的风险态度与风险认知有关。冒险行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对风险大小的知觉低于实际风险水平，或者说是对风险不敏感

6彭移风等：《中美大学生风险知觉比较研究》，《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10月第4期 （感受阈高）而引起的无意识冒险，这种人的可接受风险水平（acceptable level of risk）也比较高；另一种情况是被试对实际风险有较客观的评价，但由于其偏好风险水平（preferred level of risk）高而有意冒险。7 三、民众对风险的认知特点 学者们对我国民众对风险的认知特点进行了研究，结论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 根据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人们根据其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来判断风险的强度。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应当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掌握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看，受教育程度也是反映人们认知能力的一种客观指标。 （二）媒体接触越是频繁的人，其风险认知越强 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认为媒体在人们的风险感知中存在重要作用，虽然“扩大”包括放大和衰减两层含义，但是在危机管理不完善、不及时的情况下，媒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放大。因而，与媒体（如电视、报刊、网络等）接触的频率越高，其感知风险的机会也就越大。 （三）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强 阶层分化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依赖，社会结构经历的快速的转型，社会不平等十分严重。另外，社会分层后果研究的一般理论也认为一般认为阶层地位对个人的社会态度和行为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人通常社会政治态度相对保守，而处于社会下层地位的人政治态度则较为激进；处于社会上层的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态度较为认可，社会下层的人倾向于反对当前的分配格局。 （四）阶层地位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 相对于农业劳动者而言，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社会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等具有更强的风险认知。处于社会中层及中下地位的人相对于社会上层的人而言，风险认知明显偏弱，其中一般办事人员、小业主及自雇者和技术工人的风险认知能力较弱，说明当前中国社的制度分割（城乡分割、阶层分化）对居民的风险认知有重要的影响。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相当强的风险认知，受教育度越高的人，媒体接触越频繁的人、城市居民及阶层地位较高的人都具有更强的风险认知能力。8

7何贵兵：《决策任务特征对风险态度的影响》，《人类工效学》，1996年6月第2期

8王甫勤：《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