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风险社会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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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研究述评作者:马全中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摘要: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是近些年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内外学者围绕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国内学者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危机管理参与的背景和意义、对非政府组织危机参与的理论解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方面,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和经验,同时也有国内学者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介绍。
关键词:危机管理;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府;治理;合作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26-08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各国出现了一场公民结社的浪潮,其主要特征是非政府组织的勃兴。
非政府组织是具有鲜明道德取向和伦理精神的组织,正是非政府组织的公益目标取向,使它能够向社会边缘群体提供服务,缓解、预防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发生;不但如此,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救助和灾后重建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此,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解读,而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看,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背景与意义,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理论视角解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关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解决路径等方面。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一)转轨时期和风险社会的背景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是一定时代背景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在我国是由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
具体来说,第一,后工业社会是参与的时代背景。
自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便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是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性的社会。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危机、社会与社会的危机、人和环境之间的危机。
近年来国内外风险社会研究综述李翠(赣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赣州341000)【摘要】自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问世以来,“风险社会”成为理论界关切的热门话题。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们对当代风险社会实质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分别从不同视域对风险社会兴起的背景、风险社会的内涵和风险社会规避的路径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生长性意义的见解,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引起充分重视。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情况进行述评,阐述现存风险社会理论的不足之处。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风险社会,可以深化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为今后风险社会的研究指出更有哲学意蕴的理论道路。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4)02-0184-03【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YC2012-S119);赣南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YCX11A007)。
【作者简介】李翠(1989-),女,河南驻马店人,赣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险社会。
一、风险社会的研究背景人类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风险事件进行了讨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专家和管理员对如何规避和控制核能在使用过程中蕴藏的风险问题展开了争论。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公众也开始参与到核风险的讨论中来,并对全球环境问题以及社会承受能力进行探讨。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风险问题研究由专家们关于科技问题的争论转变到许多批判者和新技术的反对派们对新旧世界观和价值观冲突的争论。
同时,公众开始对全球环境问题产生焦虑。
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人们展开了全方位的风险讨论,讨论参与主体涉及各个领域的社会成员。
国外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起源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的著作《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及《自反性现代化》,他在《风险社会》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描述当代社会的特征。
(完整版)国内外项目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国内外项目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一、国外研究现状1.问题起源风险管理作为一门系统科学产生于本世纪初的西方工业化国家。
问题的提出最先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战后的德国,当时德国出现了近乎天文数字的恶性通货膨胀,企业经营程度的好坏已成为能否生存的严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研究企业风险,并制定了若干经营政策,以1915年著名学者莱特纳的著作《企业风险论》为标志。
德国的风险政策,以理论性研究为主,以保护企业为目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在理论体系上结合了一些实际问题。
德国学者强调处理风险的手段是风险的控制、分散、转移、回避和抵消等,至于应当选择哪一种,则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2.初步实践在企业的风险管理出现之初,美国的学术界对于进行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就已经有了认识。
1921年,著名学者马歇尔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提出了风险负担管理的观点,他提出了风险转移和风险排除的风险处理方法。
1931年美国管理协会首先倡导风险管理,并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以学术会议及研究班等多种形式集中研究和探讨风险管理问题。
从此,对风险管理问题的理论探讨在一些大企业中开始初步实践并逐步展开。
3.概念产生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在西欧经济战后复苏时期,在欧美兴建了一大批的煤炭、水电、能源、交通、水利项目,由于很多项目工期长,投资大,技术复杂,涉及因素广泛,加之宏观和微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项目在质量、成本、进度管理本身面临着许多风险因素,于是,项目风险管理概念就应运而生。
4.独立学科1963年,在美国出版了《企业风险管理》一书,引起了欧美各国的普遍重视。
此后,对风险管理的研究逐步趋向系统化、专门化,使风险管理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的学科。
5.风险划分1987年,美国学者Cooper和Chapmen按照风险的特性将风险分为技术风险与非技术风险。
1993年美国学者Tahetal应用风险分解结构原理对风险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发展现状与未来主题王郅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5)摘要:随着各种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应运而生。
在发展过程中,公共危机管理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形成了规范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具备了自为的知识共同体。
同时,我国理论工作者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紧密关注和揭示公共危机事件千变万化现象之下的机理规律,探寻危机预防和应对策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总结分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公共危机管理的转型路向和未来重点研究的主题,以求对现实发展进行理论关照和回应。
关键词:公共安全;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述评中图分类号:I)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681(2009l03—0073—03作者简介:王郅强(1974一),男,四川仁寿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危机管理、政府治理研究。
一、公共危机管理学科从无到有.呈现探索气象、卫生、安全、航天等部门的灾害风险控制发展的上升趋势和安全管理。
发展到现阶段。
危机管理研究对象一般来说,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主要有三个方已经具有了综合性、交叉性、多样性特点,涉及面:一是是否具有了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到)s Ty-面面、各个领域。
围;二是是否形成了规范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从规范系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上看,论体系;i是是否形成了自为的知识共同体,即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涉及危机事件综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人才培养机制等。
合管理研究。
比如:1994年魏加宁发表的《危机从研究x,-Y象和范围上看,公共危机管理学是与危机管理》一文,对于危机内涵进行了理论解一门专门以公共危机现象为对象,探询危机发生、读,并提出了克服、消解危机的一些理论与实践发展规律并系统防范和应对危机的科学。
经济管理风险与风险社会研究述评刘 娜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摘要: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演变暴露出日渐严重的社会危机问题,人类社会包括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风险及风险社会问题变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
本文从风险和风险范式、风险社会特征、风险现代性的自反、风险社会的对策四个方面研究进行梳理及简要评述,为深入研究社会风险问题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础。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风险对策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93-01社会高度现代化的发展下,风险伴随发展,因此,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一、有关风险和风险范式研究在众多对风险的研究中,德伯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归类出三种风险范式,由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为代表的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及艾瓦尔德(Ewald)等人借助福柯的理论提出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理论。
国内以马克思思想为视角研究风险社会范式的,如:庄友刚的《风险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对风险社会的二重审视》。
国内郭强《高度现代性条件下知识缺失与风险叠加》也从风险文化角度分析,认为知识是饱和又缺失的,社会知识会提高人类战胜灾害的同时也增强制造风险能力;知识缺失使我们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陈忠、黄承愈在《风险社会:知识与实在——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知识问题”与“历史超越”》中认为揭示、剖析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知识问题”,全面认识风险社会的实在本质,历史性的超越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二、有关风险社会特征的研究国内学者刘岩在《风险社会理论新探》中总结了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并且得出风险社会的独特性表现,第一,全球性风险;第二,人为性;第三,现代性变异的产物;第四,社会风险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
第36卷 第6期2023年11月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W u h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 e c h n o l o g y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E d i t i o n )V o l .36 N o .6N o v e m b e r 2023收稿日期:2023-08-15作者简介:周 鹏(1985-),男,湖北巴东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基层治理㊁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研究㊂新时代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评述现状㊁问题与发展方向周 鹏(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2)摘 要: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㊂它旨在确保重大决策㊁政策㊁改革措施㊁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在制定㊁实施或审批审核前,能够充分考虑其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㊂经梳理考察近年来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领域的文献,发现已有的研究较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缺少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对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过程的研究显得不足;同时,目前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大数据运用㊁公共政策实施㊁风险复合性影响和制度建设的研究热点㊂今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风险调查㊁风险因素识别以及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等方面,同时应着力在效果评估㊁理论体系建设㊁国际经验和跨学科合作等方面推进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向纵深发展㊂关键词:新时代;社会稳定风险;风险评估中图分类号:C 34;D 920;D 630 文献标识码:A D O I :10.3963/j.i s s n .1671-6477.2023.06.002一㊁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背景及研究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1]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将秉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为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提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为其走向现代化提供一条新的选择路径,为世界和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㊂在看到新时代我们未来发展前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新时代所带来的全新挑战和问题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㊂我国目前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因此,人们不仅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且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㊂人们不仅仅关注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状况,并且对社会公平㊁正义㊁法治㊁民主㊁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一个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当下我们必须针对新时代新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新的要求,迎接新的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及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㊂稳定的环境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其中,国家安全作为维持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国家整体陷入动荡之中,国家安全遭受威胁,将对政治㊁经济㊁军事㊁科技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产生阻碍甚至倒退的不利影响㊂而社会稳定对于社会繁荣发展来说至关重㊃11㊃第6期周鹏:新时代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评述 现状㊁问题与发展方向要,只有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积极性才能得到提高,社会才会迎来发展㊂重大决策的颁布与实施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且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将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讨论㊂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㊁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以及信息传播成本的显著降低,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升,对于重大政策的执行过程,亟需加强重视㊂如果在重大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而未能及时得到解决,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性,进而产生社会稳定风险㊂这样不仅可能造成社会动荡,还会有损政府公信力,因此,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从而降低不确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㊂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 稳评 )模式起源于2005年遂宁地方政府的自主探索,后在2012年得到推广,成为一项全国性的重要决策机制㊂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稳评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发展不够成熟,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㊂由于政府的自证性评估缺乏说服力,有 走过场 之嫌,且政府工作人员往往缺乏专业评估知识和技能,我国在当前的稳评模式中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模式,但其间的配套法律和机制不健全,行业协会缺位,评估开展存在困难,且评估中的第三方对政府权威存在依赖性,难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㊂为此,国内学者主要从研究价值㊁理论来源㊁实践运用等方面对稳评展开了研究㊂我们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梳理稳评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发掘当前研究中的不足与局限性,对稳评水平的提升与发展㊁减少社会矛盾冲突㊁降低社会稳定风险㊁维持社会繁荣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㊂自四川省遂宁市2005年正式出台‘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以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全国逐渐全面展开,稳评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问题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㊂检索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可知,从2005年至今18年间,C N K I数据库已有984篇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学者们聚焦于稳评的背景㊁对象㊁过程㊁方法和改革五大主题,初步形成了相关理论的话语体系[3]㊂面对如此多的研究文献,却鲜有学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㊂因此,本文立足于18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已有稳评文献展开评述,通过对这些研究论文的综合性分析,对稳评进行理论溯源,总结此前研究结论,扩展过去知识内容,意在发现现有领域存在的潜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以后研究稳评的学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研究发展脉络㊂从中央到地方,从土地征拆㊁重大项目到民生事件,每一项政府主导的决策㊁项目和活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和结果,一旦缺少评估机制的介入,决策引发的社会稳定事件数量就会上升,风险损失会增大,民众满意度会降低,最终会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可见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在实践运用中的重要性㊂本文立足于对稳评已有文献的研究,重视对现有理论的综合,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避免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出现;同时本文也注重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稳评实践运用的总结和归纳,以推动稳评实际操作不断创新,有望形成理论指导实践㊁实践助推理论发展的良性循环状态㊂二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一)理论研究1.国内理论研究现状第一,背景研究㊂对于稳评的背景,学者们主张从风险感知和社会燃烧理论两方面进行研究㊂黄杰等(2015)基于文献和案例的分析发现,社会不稳定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相关者们不同的风险感知和产生的相关行为,研究提出根据问卷调查㊁访谈和网络舆情分析来实现将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到健全 稳评 制的过程中[4]㊂朱正威等(2016)研究发现工程项目附近的公众对该项目的接受度是根据其对个体㊁地方和国家的 风险-收益 影响的综合感知,并进一步影响其对工程项目的态度,提出在评估风险的同时应重视公众对风险和利益感知的评估[5]㊂谢起慧等(2018)构建了负面情绪与心态风险感知的关系模型并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心态风险感知显著影响社会稳定风险感知,负面情感情绪不对风险感知产生影响,负面评价情绪对心态风险感知产生正向影响[6]㊂社会燃烧理论将燃烧发生的过程与人类社会的 风险 危机 发展过程作合理类比,则社会环境不稳定状态就是 燃烧物质 ,而信息熵则为 助燃㊃21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剂 ,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 点火温度 ㊂杨芳勇等(2012)在社会燃烧三要素的基础上梳理评估内容,建立了五个层次的评估指标体系:A层是目标层,是指评估所要达到的总目标,B层由社会燃烧的三个自变量组成,分别是燃烧物质㊁助燃剂和点火温度,C层是指将所选的自变量进行细化的衡量维度,D层是指标层,是C层的细化指标,即评估社会稳定风险整体水平和变化趋势的基本指标集合,根据不同的项目确定不同的指标数,从D层加权依次递推到B层和A层,最终得出一个总风险系数,将总风险系数与E层提供的A㊁B㊁C三种备选方案进行对比,从而选出合适的实施方案[7]㊂运用这些指标,杨芳勇等(2012)对房屋拆迁㊁向鹏成等(2016)对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㊁戴二玲等(2019)对项目建设等分别进行了研究㊂第二,对象研究㊂麻宝斌等(2014)研究发现[8],经济发展不平衡㊁物价不稳定㊁失业㊁腐败㊁收入分配不合理㊁社会心态和社会人口流动等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这些事项应该被纳入稳评的评估范围㊂常健等(2013)提出[9],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且公众普遍关心的政策的制定㊁修改和调整及其他会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㊁敏感事项等,都应该被当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对象㊂张小明(2014)认为[10],当前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重大决策㊁政策㊁改革措施㊁工程项目等在制定㊁实施和审批前都应该进行系统的调查㊁预测和评估,从而制定应对策略和预案,这些都是稳评的主要内容㊂第三,过程研究㊂高山等(2015)认为[11],要在评估过程中考虑到受影响的群体,并给与他们参与决策㊁知情㊁建议㊁监督和评价的权利㊂邹东升等(2020)认为[12],稳评有政府主导和第三方参与两种模式,在实践初期,政府主导下的稳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法制化和规范化要求较高的当下却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第三方参与因第三方独有的中立性㊁专业性等优势,逐渐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睐,一定程度上回应和解决了政府主导评估模式的不足问题㊂蒋彦星(2014)认为[13],由于作为委托评估主体的地方政府,同时又是很多重大投资项目的直接推手,所以出现 受雇 于委托方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不能公正科学地对项目真正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的问题㊂张玉磊(2014)认为[14],第三方参与已经成为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重要内容㊂廖秀健(2018)指出[15],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要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由完全政府主导逐渐过渡为政府㊁第三方与公民共同参与,从而使 稳评 过程更具民主性与科学性,为此,公众㊁政府和第三方的地位与分工需要被明确下来,由各主体 对抗式 辩论来促进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即各主体公开就不同类型决策的合法性㊁合理性㊁可行性㊁可控性发表支持或反对意见,在充分辩论后,共同评估风险并修正决策㊂陶振(2015)认为[16],风险的识别㊁分析㊁等级确定㊁化解㊁报告编制等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评估体系㊂张玉磊等(2018)认为[17],因利益诉求不同,稳评中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基于此,作者建立了稳评的政府主导㊁专家理性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三种模式的分析框架㊂第四,方法研究㊂现有的评估主要围绕着合法性㊁合理性㊁可行性和可控性进行细化界定[3]㊂彭宗超等(2013)认为[18],社会环境以及社会行动者的心态㊁行为和政府与社会的治理三方面影响社会稳定风险,基于此其设立了稳评的新指标体系㊂王锋等(2012)认为[19],应当构建 利益相关者导向型风险评估 模型来对风险进行评估和管理,从而将社会稳定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㊂杨雄等(2010)认为[20],必须建立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机制,凡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㊁支持的大项目坚决不上或 缓建 ㊂刘依凡等(2015)[21]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稳评指标体系来对水库修建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进行了评估分析㊂齐宝库等(2013)[22]采用A H 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国际高铁工程项目进行风险识别㊂沈元钦等(2015)[23]采用理论研究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并构建了适用于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㊂徐祇朋(2012)[24]设定了政治㊁宗教㊁经济㊁文化㊁教育和民族交往六个指标体系来衡量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风险㊂孙琦峰(2015)[25]选用人均G D P㊁G D P增速㊁基尼系数㊁物价指数和失业率等5项经济指标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评估㊂王大海等(2012)指出[26],风险定性㊁定量和综合评估是三种主要的评估方法,定性评估包括头脑风暴法㊁主观估计法㊁前后对比法㊁有无对比法㊁模糊数学和蒙特卡罗模拟法等;定量评估主要有敏感性分析㊁影响图分析㊁贝叶斯推断原理分析等;综合评估主要有德尔菲法㊁故障树分析法㊁成功度法㊁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有社会调查法㊁系统分析法和利益分析法等㊂董治等(2018)[27]提出了基于熵权可拓物元模型的公路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法㊂杨继君等(2014)[28]基于风险矩阵图法的视角提出了基层社会㊃31㊃第6期周鹏:新时代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评述 现状㊁问题与发展方向稳定风险评估方法㊂第五,改革研究㊂通过总结现有文献可知,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存在稳评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不足的问题以及稳评配套体系不健全的问题[3]㊂张玉磊等(2015)认为[29],科学性㊁民主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理论滞后于实践,对稳评的认识和多主体评估模式落实不到位,对稳评对象和目标的界定不明确,稳评程序不合理等方面;稳评配套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指标体系和配套制度的不健全㊂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完善评估的主体㊁范围㊁指标体系㊁过程㊁结果和配套制度等诸多具体建议[3]㊂2.国外理论研究现状对稳定与风险的研究倾向,国外的经典研究主要关注风险,从各个学科入手对风险进行理论探索,并通过这些理论积累为政府决策建议提供分析范式,达成各个领域的风险最小化,最终实现整体稳定㊂在社会学领域,R o h r m a n n和R e n n(2000)研究发现,由于人们只能感受到风险的局部特征,所以认为对于发生概率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发生概率高但后果不严重的风险威胁性更大[30]㊂K a h n e m a n㊁S l o v i c 和T v e r s k y(1982)认为,之所以难以对风险的可接受性作出预测,是因为风险感知的稳定模式和不稳定模式是相互混杂的[31]㊂R o h r m a n n(2000)认为,只有先具体分析不同地区的文化语境之后才能得出对文化风险可接受性的结论[30]㊂I a i n W i l k i n s o n(2005)认为,没有找到风险感知和日常生活实际反应的关联是风险感知预测的又一大局限[32]㊂在风险预警领域,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如美国在上世纪就分别出台了‘S t a f l o r d法案“和‘灾害减缓法案“㊂各国学者对危机预警的研究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一些国家建立了经济稳定的预警指标,如美国的 富兰德指数 和 先行指数 等,随着危机预警在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它从经济领域开始向其他领域渗透,例如,爱茨提出的衡量社会稳定的六方面因素和社会不稳定的六种指标㊂学者们逐渐从经济㊁政治㊁文化的不同侧面构建危机预警体系,从而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充足的实证支持[33]㊂(二)实践研究学者们除了从事理论研究之外,同样也关注稳评在实践生活中的应用,探讨如何更为有效地开展稳评活动,以提升实践活动的效率,并开展相关研究㊂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搜集㊁梳理和分类,将关于稳评实践运用的文献分为三大类:一是讨论稳评在解决 邻避 问题中的运用,二是探讨稳评对于工程项目建设的作用,三是探究稳评在社会政策实施方面的影响㊂1.稳评在邻避设施中的实践运用邻避情结(英文简称作N I M B 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N o t I n M y B a c k Y a r d),有时也被表述为L U-L U,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 o c a l l y U n w a n t e d L a n d U s e),邻避情结是一种居民想要保护自己现有的生活区域及维持现有生活质量而产生的抗拒心理[34]㊂在此基础上,邻避设施可以定义为一种由全社会受益,但负面效应只由少部分人承担的设施,一般而言,这种负面效应将由邻避设施附近的居民来承担㊂张乐等(2016)[35]通过在S省的调研和分析,针对目前邻避设施中稳评的问题,提出了体制㊁机制㊁法制㊁理论与实践结合四大方面的建议㊂张诗晨等(2017)[36]基于30起环境群体事件进行研究,强调了公民参与对于减少风险事件的重要性,提出了在稳评中应扩宽公民参与渠道,提升公民参与质量,以此来降低决策实施的困难程度㊂陈晓运等(2017)[37]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详细分析某垃圾焚烧发电厂落地的全过程,强调政府要严格遵守稳评制度和运用稳评结果,同时注重公民参与,把群众工作做细做实㊂M a L,C o n g X(2019)[38]开发了具体的稳评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并通过案例加以检验,证实了该指标体系和模型在邻避设施稳评中的有效性㊂2.稳评在工程项目中的实践运用为了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稳评常被应用于工程项目的执行当中,国内学者曾对综合工程项目以及交通㊁水利㊁能源等特定工程项目的稳评工作进行了研究㊂朱正威等(2016)[5]基于公众 风险-收益 感知视角对公众的工程项目接受度展开实证分析,发现个体和国家的 风险-收益 感知均会影响公众对工程项目的接受度,其中个体 风险-收益 感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此建议政府应重视风险感知评估,加强风险沟通,为公众提供适当的补偿措施㊂曹峰等(2013)[39]针对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开展问卷调查,发现公众在环境污染和直接经济效益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此外,该研究还强调了对于重大工程项目中仅占极少数的不支持民众的关注,因为他们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较大的风险㊂王㊃41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波等(2015)[40]基于系统脆弱性视角对水利工程展开研究,发现工程建设的社会风险暴露程度对社会风险的贡献度最高,其次是公众风险认知,区域社会敏感性次之,因此应从风险评估端口前移㊁公众损失补偿㊁社会舆论引导三个方面降低社会风险㊂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范围更具广泛性,通常不局限于本国国内,而是拓展至全球范围㊂Ég ré和S e néc a l(2003)[41]通过研究中国㊁土耳其及哥伦比亚的水坝建设,认为项目建设前的社会影响评估将有利于大坝建设,但这也仅仅只是建设的起点,如果缺乏后续的安置计划㊁足额拨款以及定期审查,还有社会影响评估人员的持续参与,项目也难以进行㊂M a n c i n i和S a l a(2018)[42]主要研究了采矿业带来的社会影响,通过将不同背景下的评估指标进行比较,他们发现采矿业的影响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即土地利用以及领土方面㊁环境所带来健康的影响和人权;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与人口统计学有关的影响,特别是在采矿群体的移徙和性别失衡方面,且这些影响的程度在不同国家也有所不同㊂3.稳评在社会政策中的实践运用除了上述实践之外,学者们还广泛研究稳评在社会政策层面的作用㊂这些研究关注于各种政策领域,如环境政策㊁征地政策㊁医疗改革以及水价调整等㊂B r o u w e r和V a n(2004)[43]将成本收益分析和多标准分析方法运用于荷兰防洪政策研究之中,发现尽管传统的防洪政策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在包括额外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对替代防洪政策土地利用变化和洪泛平原恢复的投资是合理的㊂V o y e r等(2012)[44]强调社会影响评估在海洋保护区规划中的重要性,呼吁澳大利亚在保护区规划中使用社会影响评估而不是采用公众咨询来替代㊂丁宁等(2013)[45]根据对现行征地风险评估制度的分析,指出目前征地稳评中存在评价主体不明确㊁功能定位不清晰㊁评价程序不科学三大主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征地风险评估定位,完善征地风险评估体系,并健全配套机制,以将稳评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管理㊂朱正威等(2016)认为[46],当前重大决策稳评中存在风险沟通不足的问题,通过引入I R G C风险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以北京市水价调整政策为例,强调要将稳评推进成为全过程评估,并将风险沟通作为稳评的核心环节,同时要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对话㊂廖秀健等(2016)[47]基于重庆医改的失败案例,发现稳评内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政治与评估之间的相互越界导致了新的不稳定因素,需要从 政治性 和 科学性 两方面对稳评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保证稳评的有效性㊂三㊁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现状评述与研究展望(一)当前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文献的回顾梳理可以看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重大决策稳评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尚不成熟㊂在理论研究领域,我国目前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可以从背景㊁对象㊁过程㊁方法和改革五个方面进行解读,形成了初具基础的研究体系,而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侧重于将风险和稳定分离,从各个学科入手对风险进行理论探索㊂而我国目前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仍属于基础研究,少有学者将理论研究与我国现有的风险防范实践相结合;同时,现有研究也主要集中于 事前 ㊁ 事中 的理论支持研究,而缺少对于稳评 事后 的效能㊁反馈㊁改善等方面的研究,所以还未能形成理论研究的完整闭环㊂在实践研究领域,我国学术界普遍专注于国内实践,而较少关注国际层面之实践,也鲜有对国内外实践进行对比研究的尝试㊂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当前稳评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侧重于从公众角度出发,强调公众参与㊁沟通以及对公众的补偿等方面,更加注重社会参与主体的视角㊂与之相比,对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过程本身的完善,研究关注较为有限㊂(二)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展望1.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当前研究之热点其一,大数据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㊂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大数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他们通过挖掘网络数据㊁社交媒体信息等,分析公众的意见㊁情绪和行为模式,以更准确地预测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㊂其二,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㊂针对具体的公共政策,如经济改革㊁环境保护政策等,学者们。
媒介社会下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述评摘要:科技的发展促使人类逐步进入风险社会,危机事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危机传播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本文探讨了危机传播的发展过程及其背景,论述了近年来危机传播的主流观点和典型议题,分析危机传播研究存在的某些困境及缺失之处。
试图从宏观视角去探讨危机传播议题研究的未来趋向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危机传播理论范式研究路径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隐藏的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危机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
在当前媒介社会下,任何一个危机事件都能够迅速的被人们所传递,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媒介融合,技术的进步为危机事件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途径。
因此,危机传播的研究应当容身于当前的社会背景之下,符合当前的社会客观现实需要,才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1 危机传播研究的发展在1969年,C·F.赫尔曼最早且系统的提出了危机的定义,他认为“危机是指一种情景状态,在这种形势中,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作出决策的反应时间有限,形势的发生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
”[1]国内学者薛澜则认为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我国其他学者在对危机传播进行研究时,大多倾向于使用薛澜对于危机的界定。
这些国内外学者就危机传播内涵有着不同理解,体现了其研究的不同角度和方法,丰富了危机传播的领域和范围。
2 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在我国,“最初的危机传播研究集中在个案研究中,技巧研究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2]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和壮大之中。
综合目前理论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大致可将危机传播研究的理论范式分为三种:管理学、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
国内外学者对危机传播内涵的不同理解成为了三种理论范式的基础。
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风险社会悄然而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对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式的质疑。
研究主题的确立是由时代主题决定的,由社会实践需要引起的。
21世纪,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已经由过去的“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环境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在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共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正在成为人类构思的美好远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规避风险寻求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并将成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因此,风险社会理论逐渐进入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
风险社会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于理论界的。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从理解和解决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出发,对风险社会兴起的背景、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内涵、风险社会的历史成因以及如何规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文对这些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具体归纳如下:一、风险社会产生的背景研究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深化,全球化影响的日益扩张,生产力在不断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进步和发展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许多不可见的副作用,而且这些副作用正变得明显可见,正在逐渐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发展困境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并构建了其理论体系,揭示了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发展和安全的问题是相伴而生的。
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由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产生了“发展=经济增长+自然生态”的发展极限论。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出现,对于人的关注不断得以在新的发展理念中体现出来,产生了“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的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等新的发展思想。
社会发展理论的变革是与社会安全问题的突显及人的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分不开的。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几乎是没有人担心社会安全问题,发展也从未将安全考虑在内。
但自从进人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于诸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及具体的核泄漏、生化武器、公共卫生事件及现代高新技术的盲目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总是防不胜防,促使人类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讨。
人们从不同领域的小视角不断强化安全生产、严格安全标准、做好安全评价,研究生态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然而各种安全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最先用风险社会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将安全问题从各个领域上升到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同时开启了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对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热潮。
一是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制度之维的,强调制度性风险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一是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文化之维,他们的理论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中。
一是以沃特·阿赫特贝格为代表的政治之维,他指出协商民主政治才是社会运行的适宜模式。
一是以莱恩·威尔金森和马克·海恩斯·丹尼尔为代表的心理之维,他们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设计逃避风险的新全球战略。
随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西方的许多学者都对社会的状态做了深刻地分析,如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吉登斯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分析、哈耶克对“自由秩序”的分析等等。
我国学者对风险社会开始关注是与社会安全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从最近20年开始的。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本上沿袭西方的传统和理论范式。
而且主要集中在转型期社会安全面临的主要具体问题,如何应对和处理威胁或风险事件、如何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如何构建针对各种弱势群体的保障和救助体系,如何从法律角度探讨社会安全的立法和司法问题等方面。
目前,除了受全球风险的影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又逢人均GDP突破l000美元之后的危机多发期,社会安全状况十分严峻,突发事件出现了“井喷式”爆发的迹象。
早在2006年一次中国学者对贝克的访谈中,贝克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1] 。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并构建了其理论体系,揭示了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此后,吉登斯、斯科特·拉什、沃特·阿赫特贝格等著名学者也对风险社会展开了自己的研究,他们将全球风险社会看作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语境。
伴随着一系列全球性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这一结论得到了更多世界各国学者的认同。
二、风险社会的基本认识研究(一)西方学者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早在16世纪,“风险”(risco)这个词就被西方探险家们创造出来了。
Risco源于暗礁或礁石,原意是撕破,指在深海上航行的货船所具有的危险性。
这就是说,最初风险被理解为一种危险,体现为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的触礁、风暴等事件。
在英文中,现代意义的“风险”(risk)一词,于17世纪由意大利语“risicare”和法语“risque”转变而来。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初是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但并没有明确阐述它的含义。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进一步揭示了“风险”一词的深刻的、丰富的内涵。
他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感的方式”[2],“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乌尔里希·贝克在2000年发表的“风险社会再思考”一文中将“风险”的含义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1.(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一种“虚拟的现实。
”2.(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
3.(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结合了一起来。
4.(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失控。
5.(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无知)的合成。
”6.(风险)既是全球的又是本土的。
7.(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异。
8.(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消融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明显界限[4]。
风险具有层次性。
如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将“风险”划分为三个最基本的领域:(a)社会政治风险,包括社会结构方面所酝酿成的风险。
这种风险往往起源于社会内部的不正常、不安全、不遵守制度和规范的人物,还包括由于人类暴力和暴行所造成的风险。
这种暴力和暴行起源于社会内部犯罪者的犯罪行为以及与社会外部的军事仇敌所进行的战争。
(b)经济风险,包括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和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酿成的风险等。
(c)自然风险,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以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等[5]。
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人们在面临高新技术时,往往多注重其正面作用和正面效应而忽视其负面作用和负面效应,以致人们在开始使用高新技术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我们通过使用某些技术而不知不觉地将这个世界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进行思考和按照可推测风险的语言采取行动这两者之间已经呈现出巨大差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
伴随着过去关于核能问题的决策和我们当今时代关于基因技术应用,人类基因、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等问题的决策,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使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6]。
在贝克率先拉开“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序幕之后,随着风险景象的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聚焦风险和风险社会理论,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其中较突出的是吉登斯、拉什、道格拉斯和卢曼等人。
在吉登斯看来,随着诸多风险的显现,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了“失控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其中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的风险不同,危险更多地来自我们,而不是来源于外界,我们正面临着全球化风险的威胁。
而拉什、道格拉斯和卢曼等人则认为,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或认为当今社会中,风险并没有增多,只是人们感觉到的风险增多了。
尽管他们在理论观点上与贝克、吉登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并没有脱离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即从风险的视角透视当今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
贝克、吉登斯、斯科特·拉什等人站在鲜明的客观主义立场上,把全球风险社会看作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语境。
沃特·阿赫特贝格指出,我们不能选择或拒绝风险社会。
因为风险社会产生于不考虑其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7]。
(二)我国学者对风险社会的认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在研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得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庄友刚、程光泉、杨雪冬等,还有一些青年学者都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
在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系统的考察后,杨雪冬认为,风险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
因为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8]。
庄友刚教授深刻揭示了全球资本关系的扩张对风险社会形成的影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风险社会的理解,并指出风险社会己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
程光泉教授认为,风险社会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化利弊或所谓现代性危机得到全方位展示的社会。
并从发展观的角度批判了以往盲目乐观主义的发展观。
青年学者刘岩则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把握风险社会,提出了病态现代性和合理现代性的区分,从而辩证地去解释风险社会,认为风险社会是这两种现代性的对立统一的外在表现。
虽然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但多数学者对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全球风险社会的提法基本认同,认为“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一样是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描述。
(三)风险社会的特征关于风险社会的特征,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风险社会是由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人造风险大量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