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撰写理念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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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撰写理念及影响

作者:刘克敌

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04期

[摘要]鲁迅终其一生,一直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尽管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望,但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论著中,依然可以发见其独特的文学史撰写理念和文学史基本框架、所独创的一些文学范畴和对重大文学现象的概括性论断。这些都对后世的文学史撰写产生深远影响。不过,在运用文字发生学和传统的“小学”考据等阐释文学史发生与演变方面,今人并未在鲁迅奠定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反而受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干扰,过多从文学与政治关系方面阐释文学的发展,致使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研究陷入简单化和图解政治的困境。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和学术史对此有所匡正,但如何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前进,仍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鲁迅;学术理念;文学史

鲁迅的学术著作除却《中国小说史略》外,较为完整的就是《汉文学史纲要》了,这本来是鲁迅一直想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对此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均对此名称的由来和改变有较为详尽的说明:

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本书系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

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首次正式出版时,取用后者为书名,此后各版均同。本版仍沿用。

相比较而言,2005年版的说明更为详尽,不过它们都证明一个事实——这部没有写完的《汉文学史纲要》,就是鲁迅一直念念不忘的,也是后世很多学者为鲁迅感到遗憾的那部《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初稿。鲁迅到厦门后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预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数年后在给曹聚仁的信中,鲁迅依然对此事念念不忘:“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龙源期刊网

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

尽管有遗憾,尽管鲁迅没有为后人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他对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深刻理解和精彩分析以及其独特的文学史撰写理念和思路,还是对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史的编写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鲁迅关于文学史的研究,不仅有《中国小说史略》,还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等,至于在其杂文中,鲁迅更是多有对文学发展与文体演变所谓精彩见解,只是哪些属于其深思熟虑的观点,哪些不过是较为随意的议论,需要认真细致的辨析。

自然,对于鲁迅的这些文学史论著,学术界已经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一直很高。相形之下,对于《汉文学史纲要》《门外文谈》等的研究,则似乎不够全面深入,尤其缺少从整体上对鲁迅所有文学史论著(也自然应包括其在雜文甚至日记书信中的相关论述)进行综合性研究,并且缺少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过程放在一起考察。以下不妨看一些学者对鲁迅除了《中国小说史略》之外其他学术著作或重要论文的评价,首先是任访秋对《汉文学史纲要》有如下概括评价:

一、对于史料的采用是审慎的,不可信的作品,不可信的说法,都要给以考证与辫析,而不轻易相信与盲从。

二、根据中国文学的发展,有重点的把能以反映时代精神、而在艺术上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予以分析评论。而对次要的作家与作品,也有所涉及。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在发展中各个时期的特色。

三、对作品的体裁,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成就和艺术手法上,阐明其渊源流变,指出前人在继承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从而给读者指出如何向古人学习的正确道路。

四、在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上,书中凡认为二者统一的作品无不给以肯定,但并未表明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由于鲁迅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书中只论到政治、社会,以及各个民族、

各个地区的风俗、民情、语言……等等,对作家与作品的影响。但对经济与文学的关系,则从未提及,至于阶级关系,则更不会谈到了。

任访秋的评价,除了受意识形态影响在最后一段苛求鲁迅没有用阶级关系分析作品外,其他都可谓十分到位。而陈平原则更注意从学术史角度看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工作:

虽说中国字体变迁史没有完成,《门外文谈》毕竟留下部分鲁迅关于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及命运思考的札记,而《汉文学史纲要》更显示出鲁迅的小学功力。 龙源期刊网

“知人论世”是中国的老传统,以鲁迅的史学兴趣和修养,撰文学史时注重时代背景(思潮)是题中应有之义。}}} }}}30年代有些左翼学者受唯物史观影响,突出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和谭丕谟的《中国文学史纲》),这总比眉毛胡子一把抓好些,总算懂得抓“主要矛盾”。鲁迅的思路不一样,文学史著作中极少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注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和士人心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斗争;抓住“士人心态”这个中介,上便于把握思想文化潮流,下可以理解社会生活状态。……这一文学史研究思路,到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陈平原的评价,重点抓住鲁迅的小学功底和鲁迅写文学史注意“士人心态”两个要点。事实上,前者可以看做是鲁迅活用传统治学方法,后者则与鲁迅受丹纳和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理念影响有关。

另一位鲁迅研究学者顾农则更多从编写体例和“知人论世”的文学史撰写理念等方面评价鲁迅的相关研究:

《汉文学史纲要》凡十篇,内容丰富,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至今读去仍然可以得到很深的启示。

从撰写的体例看,本书叙述史料多于评论,征引甚博,作者议论无多,他的意见大抵即窝于材料的取舍安排之中。凡有断语,都简明精当,无可移易。例如本书指出,诗歌产生于文字形成之先,源于劳动,而文字的起源则“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功归一圣,亦凭臆之说也。”又如关于秦代文学,可讲的内容本来不多,鲁迅则列举具体材料,介绍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群臣相与歌颂始皇之功德,刻于金石;一方面是东郡的老百姓刻陨石以诅始皇,而石旁居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里鲁迅没有直接发表什么议论,但已经把当时的形势和气氛都说清楚了。

鲁迅写文学史特别重视知人论世,决不孤立地分析文本。周室衰微,诸侯并争的局面必然促使思想和文学的活跃,其中既有从不同场出发来挽救时弊的志士,也有为一己之利禄奔走呼号的游士,于是“著作云起”,蔚为大观;而屈原的诗歌创作则与当时楚国内部两派的纷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崇高的人格和卓绝的才华交相为用,一起构成了他作为伟大诗人的基础;其后学宋玉等人,则“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怨,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于是只能成为主要以文采著称的二流人物。

鲁迅对文学史的观察是全面的,他既注意叙述文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不忽略支流,例如《诗经》中的大、小二雅,古代学者多强调其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的一面,近代学者则看重其激切杭争的一面。鲁迅在《纲要》中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论述,他当然更重视那些“激楚之言,奔放之词”,但在文学史里他并不只论述自己所看重的作品。鲁迅后来说得好:“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带血全都放在丸药内,方法固然龙源期刊网

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删夷枝叶的人,决得不到花果。”(《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片面的考察将无从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

此外,鲍国华的有关研究也值得注意,除有些论断与陈平原相近外,还指出鲁迅对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深刻到位,多有经典之论:

《汉文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未成完壁,自先秦起,迄于汉代,仅得十篇。尽管是一部未竟之作,但《纲要》还是体现出鲁迅独特的文学史研究思路。首先,该书第一篇名为《自文字至文章》,文学史从文字讲起,这与同时代及后世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不同。阐述“文”的起源及其本义,还原文学诞生的历史语境和物质形态,这一思路既有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的影响,也源于鲁迅个人的治学理念。鲁迅晚年,屡有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和文学史的想法,虽未能实现,但兼治文字与文学的学术选择,可见一斑。其次,该书以作家的创作环境、经历及其著作为最基本的研究依据,既是对刘勰“时序”说的继承,又体现出鲁迅本人对文学史独特的观察和把握方式。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世态人心的透彻把握,据此透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其发现常出人意表,道他人所不能道,而又准确贴切,令人折服。即使是对艺术风格的分析,也多从社会思想和文人心态入手,颇多知心之论。再次,对作家作品的点评深刻而妥帖,如称《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均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经典论断。

不过,上述几位学者除了陈平原外,可能出于某些主客观因素,对鲁迅全部学术著作其学术思想与特点以及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关系论述不够。因此考察鲁迅的文学史类著作必须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看鲁迅对于文学起源的看法,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的那个“哼吁哼吁”说流行甚广,以致常常作为鲁迅赞同“劳动”说的证明,但这个“哼吁哼吁”说见于鲁迅的一篇杂文,鲁迅对此说法是否真正认同值得辨析,而且鲁迅也有关于文学起源于巫术等学说,以及文学艺术的发生与情感关系的阐述,所以鲁迅有关文学起源的论断究竟为何以及具体辨析依然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其次,受章太炎“小学”影响,鲁迅在论述文学发展时不仅特别注意从文字变迁和文体演变角度阐述,而且对魏晋文学情有独钟。不过,鲁迅的这种从“小学”讲到文学的治学思路,不仅与其受到当时风行一时的进化论影响有关,而且他对魏晋文学的重视也和受章太炎影响有关,对此已有研究还是稍显表面化。

再次,在一系列的文学论著中,鲁迅逐渐建构了自己特有的文学发展理念和文学史写作框架,例如以“酒、药和佛”为纲来阐述魏晋文学,以“廊庙与山林”阐述唐代文学等。从文学史发展进程看,魏晋文人其创作活动显然受到来自当时统治者方面的强大干扰甚至个体受到迫害,但鲁迅并未简单论述当时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而是借对魏晋文人风度与“酒”、“药”和“佛”等关系的论述,巧妙解决了对文学与宗教以及与统治者复杂关系的论述,这个独特视角的选择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