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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原文】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学习】先翻译原文的大概意思。
孟子去见梁。
梁一见到孟子，就问:“你远道而来，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了吗？”？孟子曰:“陛下，焉知其利？人间有仁义！”！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君主会见别人为国家谋利益，大夫会见别人为家族谋利益，秀才和庶人会见别人为自己谋利益，国家这样上下级沟通，只知利不知义，岂不是很危险？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国家无论大小，君主都有可能被医生暗杀。
君主只告诉大夫好处，大夫也就只告诉君主好处，大夫刺杀君主，只好作罢。
人要仁义。
仁者必爱人，义者不忘君之利。
所以，王，你也要讲仁义，为什么只讲自己的私利呢？在孟子看来，义与利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
但是，在梁看来，利与义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
梁向孟子要好处(这当然是开玩笑，为了打开话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
其实如果在孔子看来，也不算不义。
国家利益不是君主的个人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君主追求国家利益是正义和道德的。
在孔子看来，不是道德，而是君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
所以在孟子心中，中国的利益就是君主的利益。
其实这种价值观是错误的，犯了逻辑错误。
就像现在的企业，企业的利益不是老板的私利而是全体员工的共同利益。
只是老板为了追求企业利益。
比如企业买原材料或者卖产品，都会和对方讨价还价。
这本来是正义的，但在孟子的思想逻辑中却变成了不正义，反而是老板追求自己的私利。
孟子反对义利，这种义利观实际上对后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至今仍有危害。
对于无权无势的人来说，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他们只有私利，没有公共利益。
孟子的义利观孟子是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之一，他所倡导的义利观对于中国古代礼法文化和现代社会伦理学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有一定的天性，这种天性使得人们寻求利益与善行，但是在社会关系中必须遵循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故义与利的关系就成为了他思考的核心。
义为人类行为规范的重要性孟子认为，义是一种规范，人们必须要遵循义的规范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由此获得强大的社会支持。
孟子提出的“仁爱有度，义师有方”、“六经之成，礼之大者，义也”、 “天地之行也，不曾离义”等语，都表明了义是社会中最基础和重要的道德规范，没有了义，人与人之间就会失去共同的语言。
因此，义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利为达成目的的关键孟子认为，利在人们的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和目的，可以说人类的整个生存过程都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展开的。
孟子在其著作《孟子》中提到：“性之善恶，如好恶之报，荣辱之名，如利害之报。
”这表明了利在人类的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义与利相辅而行孟子认为，义是为了实现利，而利是基于义的。
孟子驳斥了当时的一些道德思想，主张“利义合一”，人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道德规范，制定规范的目的在于实现共同的利益。
因此，义和利的关系是互为前后，相辅相成的。
在孟子看来，只要遵从人性所具有的道德感受和感情，依照正当的道德规范，追求利益就是一件可靠的事情。
义利观的应用孟子的义利观虽然是针对古代人类社会，但是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社会中，很多人更加注重自己的私利和个人爱好，这不仅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偏离，也会导致社会的固有规范失去了根基。
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孟子的义利观，将道德规范作为我们行为的自然规律，理性就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责任，也必须被作为文明的基础。
总之，孟子的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一，这种观念具有深刻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意义。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理解和维护道德价值观，将之应用于现代社会中，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确保整体的和谐。
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思考摘要：先秦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以后传统道德范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主要讲述了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观，然后结合人生境界说认识先秦儒家义理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意义。
正文：义利观问题是几千年来思想家们一直重点探讨的问题，它是一根理论主线，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利观问题构成了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问题，对我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从自身实践经验及所处的社会立场出发阐述义利问题，从而导致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义利之辨”高潮的出现，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赋予应谚、规范、善等抽象的内涵，代表着人生中的崇高价值和庄严境界；“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泛指利益。
对于义、利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君子”“小人”的不同概念。
1、孔子的义利观。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之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可以看到他对义的追求。
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即君子行事应以义为根本，以礼貌来实行，以谦逊的语言说出，以诚信的态度完成，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强调义在人的行动中的根本作用。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即君子把义看做最尊贵的，君子只有勇敢而不懂得义就会扰乱国家，小人只有勇敢而不懂得义就会成为盗贼。
可见，孔子突出强调了义对人生修养的重要指导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摘要题】商贸论坛·商业文化【正文】义利观是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商业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
先秦经典儒家“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由此所派生出来的“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这些“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惠互利等原则相融会，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
在提倡诚信经营，重构社会信用体系的今天，儒家“义利观”思想对构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价值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义以生利、以义制利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对人生理想和商业实践本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先秦儒家对体现商业经营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义利之辨”十分重视。
孔子说：“富与资，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
因此，在儒家看来，商人要实现组织商品流通、媒介商品交易的社会职责，就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这里的“义”是指道德追求，“利”是指物质利益。
首先，我们来看“义以生利”。
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命题。
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国派孙良夫等人攻打齐国失败，得到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的援救，孙良夫才幸免于难。
为此，卫侯打算赠给仲叔于奚一些城邑，仲叔于奚辞谢，转而请求得到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希望能够像诸侯那样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答应了。
孔子听了这件事，便发表议论说：“这样做真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呢！”接着孔子进一步论述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致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孔子的上述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义利观”的系统思想。
孟子的义利观及对今人的启示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的前提与保障，但并不认同去追逐不合乎道义的利益。
采用不符合道义的方法去获取利益是不应当的，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接受，“非其道, 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而倘若是合乎道义的事情，取得天下也是理所应当的，“如其道, 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这种观念被孟子发挥到极致，不需说寻求物质利益必须合乎道义，即使当道义和生命发生冲突时，他的选择仍旧是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由此，孟子对义的重视已经升华为一种终极意义的追求。
孟子的义利观在后世产生深刻影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这一义利观在古代社会的鲜明体现。
而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孟子的义利观思想同样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首先，以义为先的思想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是利的思想保障，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必须以义为前提才能建构起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个只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功利社会，所损害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最终破坏的仍将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树立以义为先的意识，让义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的道德素养，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以义取利的思想对于树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伴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拜金主义现象，少数人将金钱至上、贪图享受视为人生信条，面对利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沦为纯粹感性生命欲望的存在。
以义取利的观点对于约束这些错误想法，促进现代人正确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利益，以及通过何种合理途径获取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导作用。
再者，义利并重的思想对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需要市场主体遵纪守法、合理竞争、诚实守信、公平交易，唯有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简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当代价值李亚宏; 杨洪【期刊名称】《《华夏文化》》【年(卷),期】2019(000)003【总页数】3页(P4-6)【作者】李亚宏; 杨洪【作者单位】云南省普洱市普洱学院人文学院 665000【正文语种】中文所谓义利观就是关于伦理道德(义)与物质利益(利)的关系及人们如何看待这二者关系的观点。
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可以说，不论中外，只要涉及到伦理和道德问题，就无法撇开义与利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由来已久，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始终。
就儒家而言，朱熹在《与延平李先生书》中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主张“义以为上”、“舍生取义”，确立了儒家义利观基本的思想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的义利观——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利关系问题虽然不是由孔子首先提出，但孔子是把义利观纳入道德范畴的第一人。
在孔子的言论中，义就是适宜、合乎情理，所谓“义者宜也”(《中庸》)，“义”含有适宜、正直、合理、合法、公正、公平的内涵。
而“利”就是利益、功利，在与“义”相对应时，孔子之“利”特指“私利”。
由于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此，他有关义利关系的言论，对儒家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孔子承认追求私利是人的本能欲望。
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嫌贫爱富是人的本能，关键是获取富贵或摆脱贫贱都要走正道，要符合道义。
所以，接下来他提出追求私利要以合乎“义”为前提。
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意思是通过行不义之事得来的富贵，如同飘忽即逝的浮云不值一提。
显然，孔子赞同和支持人们通过正当的手段，合理合法地去获得财富和利益，并不是只讲义不讲利，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
《先秦儒家利益观探析》篇一一、引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思想文化尤为丰富。
其中，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利益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先秦儒家的利益观，分析其思想内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二、先秦儒家利益观的基本理念先秦儒家强调以仁、义为核心，提出了以德治民的观念。
在此理念下，利益被视为服务于更大社会利益之下的工具和手段。
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中，儒家倾向于提倡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重，追求道德境界的至高无上。
（一）仁爱与利他儒家思想强调仁爱之心，认为人应具备同情心和包容心。
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应注重和谐共处，追求互利共赢。
在面对利益冲突时，儒家提倡舍弃小我，以大局为重，这便是典型的利他主义思想。
（二）义高于利儒家思想中，“义”是道德的最高准则。
在儒家看来，虽然利益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利益本身，而在于如何正当、合理地获取和使用这些利益。
当利益与“义”发生冲突时，儒家主张舍弃利益以维护“义”。
三、先秦儒家利益观的实践应用先秦儒家的利益观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更是一种实践指导。
在治理国家、处理社会关系等方面，儒家提出了许多实践方法。
（一）以德治民儒家强调统治者应以德治民，注重教化与治理的和谐统一。
这种思想要求统治者从民心出发，顺应民意，以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为前提来实施治理措施。
（二）注重教育儒家认为教育是培养道德品质、提升个人修养的重要途径。
通过教育，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践行“仁爱”和“义”等道德观念，从而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四、先秦儒家利益观的影响与意义先秦儒家的利益观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为后世提供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影响了人们对于个人与社会、国家与民族等关系的理解与处理方式。
此外，在当代社会面临各种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挑战时，先秦儒家的利益观依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它教导我们如何以和谐共处的方式平衡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历史起源及其在当代的必要性分析作者：修建超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09期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在带来物质利益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腐败和道德堕落的现象，先秦儒家学派开创“义利之辨”的先河，对春秋战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环境与风气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先秦儒家义利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资源，在当代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时，注重在先秦儒家义利观中吸取精华是必要的。
关键词：先秦儒家义利观；历史起源；必要性一、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历史起源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和文化颇为辉煌灿烂的时代，思想家们百家争鸣，局面繁荣。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阶级、阶层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其中由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带来了物质利益的空前繁荣的同时，先秦社会也出现了腐败和道德堕落的现象，其原因和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层面上春秋时期，随着牛耕、铁器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井田制”逐渐分封瓦解，即大片荒地被大量开发，诸侯和卿大夫占有新开发的土地成为其私田，原来的“王土”逐渐减少，土地开垦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并逐渐趋于合法化。
“公田”的减少致使诸侯国国库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诸侯国纷纷进行税制改革，即按亩征税。
土地私有的发展促进了小商业与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于是私有经济力量逐渐增强。
一方面，人们意识到土地私有带来经济发展，并可以从中获益以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经济变革使人们的私有欲、贪婪欲愈发膨胀，继而造成伦理失范、道德沉沦，以致出现了社会交往中人们对于财富权力的追求远远超过应遵守的伦理道德的现象。
2、政治层面上随着经济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异常尖锐，愈演愈烈。
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秩序和规范被打破。
社会基本矛盾重重，复杂多样，积聚形成“天下无道”之局面，酿成“社翟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之现象。
浅析先秦诸家义利观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发表时间：2011-09-29T14:25:57.767Z 来源：《魅力中国》2011年6月下供稿 作者： 金明子[导读] 义与利及其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求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悠久的话题。
◎金明子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6-094-02 摘要：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高潮，也是我国古代思想的精髓所在，其中义和利及其关系一直是古代思想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比较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几家的义利观，以期得出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关键词：先秦诸家；义利观；当代中国；启示
义与利及其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求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悠久的话题。自先秦以来，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
一、义和利的含义 “义”（繁体为“義”）从汉字结构来看，是个会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会而成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捍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动，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慑力的尊严和威望，成为他人学习的道德榜样。后来，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谚、规范、善等抽象的内涵，代表着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最高道德。同时，在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中庸》解释为“宜也”，即“适宜”的意思。《札记?祭义》也说:“义者,宜此者也”。“义”又和“宜”相通，行为的适宜性在通过一定的“礼仪”表现出来。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循去做，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责任。 “利”，也是一个会意字，由“刀”与“禾”组成, 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从刀，和然后利。”意为以刀割禾，即用农具收割庄稼而有收获，获得利益、好处。所以“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 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笔者认为义利关系实质上是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公义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义利观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思想观点。
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为主，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价值标准，认为义为君子的内在价值与固有本质，君子是取义，重义轻利；小人则趋利，见利忘义。孔子的观点为儒家学派确立了“重义轻利”的基调。继孔子之后，孟子进一步阐发了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孟子说：“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他在回答梁惠王时也曾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在义利关系发生冲突时，孟子的思想是“取义”为先，甚至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孟子思想任然坚持义为先，甚至为义而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重义轻利，甚至重义轻生。荀子作为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受孔孟的影响，也坚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义与利者，人所两者有也，”（《荀子?大略》）．但在义与利之间，他并非完全排除利，而是坚持义为先，利为后，提倡先义而后取利的价值导向。总之，在儒家看来，义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更为有益，提倡“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道德原则，即强调“义”的第一性。见到“利”要先想到“义”,符合“义”的行为才是应当做的行为。而“轻利”不等于不言利。在“利”和“义”的关系上，在两者相比较时，“义”先而“利”后，并不等于说要“义”就不能要“利”。但孔子和孟子所指的“利”从总体上讲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在“义”和“利”的关系中，孔子、孟子强调“义”的第一性，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也指出追逐“利”的正当性，但他们又有安贫乐道的意思。
三、道家的义利观
道家主要以老子为代表,老子主张取消义利，从道德上超越了义利讨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了解老子对“德”的划分，他把“无为”之德称为“上德”，把“有名”之德称为“下德”，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义利之辨就不能适用于老子的义利观。老子认为“下德”会使人失“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所以只有由“下德”转变为“上德”才能实现其“道”的回归，在他看来仁义是世界变坏的一个象征,进而主张无为, 既没有任何仁义的社会模式，“无为之治”,“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甚至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所以才有了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 。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利而不用利，有仁义而不知仁义。所以道家的义利观虽然是完全否认义利，但是从他们超越仁义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道德的更高追求，有其积极的一面。
四、墨家的义利观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认为:“义者，利也”(《墨子?大取》)，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求利即是谋义，取利即是尚义。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耕注》)的原则, 所谓“兼爱”，就是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墨子强调人们要爱人如己，人们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能这样爱人如己，就会“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在此基础上的“交相利”原则是“兼相爱”原则的具体反映和实施，“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从而进一步强调利不但不非义, 而且义利并行，即“义”与“利”没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墨家的义利观上升为治国方略则认“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非乐》) ，这里的“利”是“公利”也即“义”，所以墨家的义利观是建立在把利国利民之利视作义的基础上的, 把个人私利与整体利益相结合，把“利天下”的公利与义等同起来，把道德评价的标准与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结合起来，它强调忘我无私，利人利国，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实现大同的社会道德理想。
五、法家的义利观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崇法尚利，承认因阶级等级不同而有不同的“利”，强调统治阶级要明于公私义利之分，举公而不纵私。韩非子指出“古者仓领之作书也, 自环者谓之私, 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领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韩非子?五蠢》)所以，“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韩非子?八说》)，真可谓“ 君臣之利异”(《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为此，统治者“必明于公私之公，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韩非子?饰邪》)，同时韩非子又指出追求义利是人之本性，人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利者, 所以得民也”《韩非子?诡使》，“利之所在, 民归之”《韩非子?外储说在上》。而利有“大利”、“小利”之分，因为“顺小利, 则大利之残也”《韩非子?十过》，所以，人不能“苦小费而忘大利”《韩非子?南面》，而要“出其小害计其大利”《韩非子?八说》，并进一步“虑其后便，计之长利。《韩非子?六反》。所以他们求利之心比任何一个学派都强烈，而且在法家这里的利就是一种具体的利益，法家义利观是对道德精神价值的放弃，对物质利益的高度重视，甚至把人物质化，这样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看来，必然会把社会的道德引向陌路，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义利观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强调重义而轻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否定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带有浓厚的道德蒙昧主义色彩，但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了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适应了自汉代以后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需要；道家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可以看作是一种“绝义弃利”的义利虚无主义；而墨法二家强调是义利上的一致性、平等性，认为利他即利天下，义是整体利益的要求也是利人的最终目标，所以儒家与墨家法家义利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尽管各有侧重, 具体内容不同, 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体与整体、个人私利与社会公义的关系, 都是为解决现实社会义利矛盾而提出的道德对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借鉴的思想文化遗产，就某些方面来说，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六、先秦儒道墨法家义利观的现代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处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私利和公利，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都显得十分突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活动的趋利性刺激和强化了人们的利益意识和利益追求，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取向呈多元性，这就决定了道德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复杂性，由此导致主体的利益价值追求与道德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激烈，甚至发生冲突。因此，正确理解和继承先秦家诸家义利观的义利思想，对于现代义利观的形成，对于当下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贵义兴利，鼓励人们追求有义的利益, 即正当利益,既反对重义轻利, 又反对贱义重利,而对于谋利的方式以及处理义利关系, 主张取利于义、见利思义, 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极端利己主义，同时肯定个人正当利益追求的道德价值, 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物质利益, 不断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 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 为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一切创造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 在利益分配领域要进一步确立根据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既要提倡奉献精神, 又要落实分配政策,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人悬殊, 从而激励人们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其次，义利统一，义与利是对立统一的，并且可以相互转化。义利既有个人之义利和社会之义利之分, 也有私义私利、公义公利之分。义利之为社会之义利, 就是公义公利, 而益与个人就转化为个人之私义私利，义利之为个人之义利， 当然就是私义私利, 但若能经过教化推己及人, 就可以转化为社会之公义公利，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妥善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要切实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形成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生活规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人新世纪,我们已经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各方面全面发展。因此, 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们物质经济利益要求的基础上,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民对利追求是必要性的也是重要性的，但义是利的思想保证，对利的追求与满足需要义的指导与规范。总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它对社会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它既能促进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也能对物质利益的创造和获取起抑制作用，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正确的义利观能鼓励人们大胆追求物质利益，推动人们积极投身物质创造活动，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错误的义利观则促使个人疯狂地追逐个人利益，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利益，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我们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先秦诸家的义利观，将其整合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中去，使之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