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意义_杨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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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丰富深邃的理论体系。
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本文将从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当代意义。
一、仁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它被视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
仁有多种含义,包括爱心、仁爱、善良、宽容等。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都应该追求仁。
仁是指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实践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对于自己、他人和社会的一种明智而负责任的态度。
在现代社会中,仁的概念对于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例如,仁可引导人们避免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权利,并帮助弱势群体。
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核心关系依赖于仁和善良的力量。
因此,现代社会应该弘扬仁爱精神,并将其融入到社会各个方面中去。
二、礼礼是儒家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礼在儒家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儒家认为,通过参与行为、礼仪和传统,一个人可以识别出社会成员身份、了解融入社会的过程和方法。
礼仪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行为,也是传达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和礼仪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
良好的社交礼仪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形象和性格,不仅使人感到舒适,还能让人彼此更亲近。
同时,正确的文化传统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增强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赞赏。
三、孝孝是儒家思想的又一个核心概念,表明了儒家文化中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儒家认为,孝顺父母是人之常情,它不仅是一个人的道德表现,同时也理性地阐释了家庭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后代身存孝祀、上下一心,有助于强化家庭纽带,塑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文化价值观。
在现代社会中,孝也具有着深刻的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强健的家庭关系可以打造精神、文化世界。
通过孝顺父母,遵从亲人的生活方式,引导子女正确成长,建立健康的个人关系和种族道德观。
论析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
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义取利,义利统一,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的根本内容。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审视先秦孔孟儒学的义利观,挖掘孔孟儒学处理道德与功利关系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思想财富,对于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对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义利之辨社会价值义利观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灿烂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以儒家为主流,儒、道、法家等思想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形成的文化体系,具有多元、多维、多层次性。
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它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
[1]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义利之辨”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历史上各个理论学派的思想家都予以其极大关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不同理论形态的义利观。
当代中国正处在急遽变革之现代化社会转型进程中。
现代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化,与这种转化相适应,道德价值观念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在这一历史境遇下,深入考察和挖掘传统“义利之辨”蕴含的深层内核及基本精神,并进行现代诠释与转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利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的矛盾,在每一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关系格局的大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系统的大震荡,使许多人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感到无所适从,从而构成当前义利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
论儒家以义制利观及其对商业伦理构建的现实意义内容摘要:儒家以义制利观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而“义以为质、义为根本”,“见利思义、循义获利”和“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是其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这些思想内容对调整社会的利益关系、引导价值选择、规范商业行为以及构建商业伦理价值体系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义利观以义制利观商业伦理现实意义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大流派都有其自成体系和特色的义利论。
其中,准确地概括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和全貌,体现孔子和荀子义利思想的是以义制利观。
以义制利观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本文拟从以义制利观的实质、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义与利各自的指称对象展开探讨。
同时强调,以义制利观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都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以其崇义不斥利,主张人们取利以义、见利思义的主导思想,对调整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商业行为以及构建商业伦理价值体系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以义制利观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一)以义制利观的实质是“义以为质、义为根本”孔子提出“义以为质”的命题,这是儒家在义利问题上所坚持的实质立场。
《论语》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利虽为人生所必需,但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不能作为人生的第一原则。
人之为人,在于人能遵从于道: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鸟兽之群,也在于它是依义的原则运行。
舍弃道义,无以成为真正的、高尚的人,而只能成为一个犯上作乱的人;舍义,无以组织社会,即使能组成社会,它也会在社会成员对利的相互争斗中走向毁灭。
所以,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即把义作为人生的第一原则,尤其对于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来说应当如此。
荀子虽然持“义与利为人之所两有也”观,但他认为有本末、先后、轻重、第一和第二的分别。
一、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一)经济领域的革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瓦解时期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局时代。
新的农耕工具,尤其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天文、历法等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加之连绵不断的战争,井田制度日益瓦解,土地的封建化和私有化正式进入历史。
这促使私商和私营手工的产生及发展,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和权利的欲望,钱和权成为交往的最终目标。
(二)政治领域的动荡春秋之初,中国历史便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大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的重要特点,矛盾的升级形成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局面。
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统治秩序日益瓦解,周王室衰微,不再能支配各诸侯国,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频繁的战争。
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阶级、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冲突持续升级。
在政局动荡的状况下,义利问题成为春秋时期核心的问题所在。
(三)思想文化的繁荣春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礼崩乐坏”是当时的另一大特征,诸子百家涌起,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道、墨、法、名各家学说粉墨登场,各学派思想启蒙者四处游说,宣扬各自的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成为后期学者赞誉的“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
二、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主张义利是辩证统一的,但由于在对“义”及人性的理解上存在差别,其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孔子的义利思想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人性论是其义利观的理论基石,其认为人性是相近的,人们在道德本性上是一样的,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求利的欲望。
1.孔子学说重“仁”和“礼”,义利居于次要孔子在教育弟子和宣扬自己主张的过程中,始终以“仁”为核心,并且提出要实现仁就必须通过“礼”,“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孔子认为:爱人为仁、克己复礼为仁。
他一生以恢复“周礼”为理想,认为周代的礼制是最完美的制度仪则。
对儒家经典现代意义的理解儒家经典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经典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等,它们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于塑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下从多个角度来解释儒家经典的现代意义。
1. 价值观传承,儒家经典强调人的修养和道德伦理,强调仁爱、忠诚、孝顺、礼仪等传统价值观念。
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价值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2. 教育意义,儒家经典对于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注重培养人的品德和智慧,提倡“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现代教育中,儒家经典的思想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3. 社会治理,儒家经典对于社会治理也有积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政治伦理和君臣关系,提倡仁政和德治。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经典的思想可以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借鉴,促进良好的政治道德和有效的社会治理。
4. 人际关系,儒家经典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也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提倡和谐的人际关系,注重家庭、友情、师生关系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儒家经典的思想可以为人们提供处理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5. 文化传承,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播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认同感。
综上所述,儒家经典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们对于价值观传承、教育、社会治理、人际关系和文化传承都有积极的影响。
研究和理解儒家经典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现代社会发展迅猛,价值观念不断变化,但儒家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责任。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过于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和道德沦丧。
而儒家思想强调“仁爱”和“和谐”,提倡人们关心他人、承担社会责任。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儒家思想来弘扬社会公德,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学生的仁爱精神,让他们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社会。
其次,儒家思想注重教育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关键,是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通过教育,我们可以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儒家思想还提倡“学而时习之”,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更新迅速,只有不断学习和进取,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儒家思想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和家族的传承。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家庭关系变得越来越薄弱,家族的传统和价值观也逐渐淡化。
而儒家思想强调家庭的重要性,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培养人的道德和品德的重要场所。
通过儒家思想,我们可以重视家庭教育,传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培养下一代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第四,儒家思想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修养。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过于追求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利益,忽视了自我修养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而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人们从自身做起,注重道德修养和自我提升。
通过儒家思想,我们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儒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的活动和环境的破坏,地球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历史起源及其在当代的必要性分析作者:修建超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09期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在带来物质利益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腐败和道德堕落的现象,先秦儒家学派开创“义利之辨”的先河,对春秋战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环境与风气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先秦儒家义利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资源,在当代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时,注重在先秦儒家义利观中吸取精华是必要的。
关键词:先秦儒家义利观;历史起源;必要性一、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历史起源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和文化颇为辉煌灿烂的时代,思想家们百家争鸣,局面繁荣。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阶级、阶层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其中由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带来了物质利益的空前繁荣的同时,先秦社会也出现了腐败和道德堕落的现象,其原因和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层面上春秋时期,随着牛耕、铁器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井田制”逐渐分封瓦解,即大片荒地被大量开发,诸侯和卿大夫占有新开发的土地成为其私田,原来的“王土”逐渐减少,土地开垦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并逐渐趋于合法化。
“公田”的减少致使诸侯国国库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诸侯国纷纷进行税制改革,即按亩征税。
土地私有的发展促进了小商业与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于是私有经济力量逐渐增强。
一方面,人们意识到土地私有带来经济发展,并可以从中获益以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经济变革使人们的私有欲、贪婪欲愈发膨胀,继而造成伦理失范、道德沉沦,以致出现了社会交往中人们对于财富权力的追求远远超过应遵守的伦理道德的现象。
2、政治层面上随着经济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异常尖锐,愈演愈烈。
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秩序和规范被打破。
社会基本矛盾重重,复杂多样,积聚形成“天下无道”之局面,酿成“社翟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之现象。
论析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
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义取利,义利统一,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的根本内容。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审视先秦孔孟儒学的义利观,挖掘孔孟儒学处理道德与功利关系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思想财富,对于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对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义利之辨社会价值义利观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灿烂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以儒家为主流,儒、道、法家等思想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形成的文化体系,具有多元、多维、多层次性。
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它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
[1]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义利之辨”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历史上各个理论学派的思想家都予以其极大关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不同理论形态的义利观。
当代中国正处在急遽变革之现代化社会转型进程中。
现代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化,与这种转化相适应,道德价值观念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在这一历史境遇下,深入考察和挖掘传统“义利之辨”蕴含的深层内核及基本精神,并进行现代诠释与转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利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的矛盾,在每一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关系格局的大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系统的大震荡,使许多人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感到无所适从,从而构成当前义利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
[传统伦理中的义利观在当前社会中的境遇]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在义利关系上[摘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也在随之�生急剧的变化,对利益的追求愈来愈现实、直接。
从人性的角度看,人对自身有利事物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但现实的状况是人们在寻求对自己有利的事物的同时,忘记了义,把自己的利建立在对他人的不义之上。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从传统伦理的根源上看古人在面对义利问题时是如何做的,以寻求办法来解决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变化问题。
[关键词]传统伦理义利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各重要的学派和伦理学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
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都有其白成体系和特色的义利观。
当前涉及义利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旨在从传统伦理中的义利观出�,来看待当前社会中的一些义利问题。
一、传统伦理中的义利观1、儒家的义利观。
义字,古人的解释是宜,即应该怎么做,它是道德自律,对人有一定的约束力。
义和礼不同,礼是外部规定,义是内心约束。
礼比义,更多强制。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义。
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义是藏在心里的东西,属于质。
质是内在的东西,要把内在的东西展示给别人,一定要谦逊,而且要把礼作为执行义和维护义的标准,然后说到做到。
孔子认为能做到这四点的人,才算得上君子。
孔子还以义与利相对照,在《论语・里仁》中说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纵观孔子一生的活动,很少说到利,不问某事有利无利,只问其合义不合义。
孟子比孔子更加尚义反利,他认为一切行动都要以义为准绳。
在《梁惠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孟子见梁惠王,王日: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日: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从君王到大夫,再到士人平民人人都寻求‘怎样有利于自我’?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流变过程1、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为诸家之⼀。
春秋时期由孔⼦创⽴,仁是孔⼦思想体系的核⼼。
战国时期经过孟⼦、荀⼦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百家中的蔚然⼤宗2、秦朝:焚书坑儒,儒家受到排斥。
3、西汉: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被汉武帝接受并付诸实⾏。
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化的主流。
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出现危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尊道”。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称“三教合⼀”,唐初,统治者奉⾏三教并⾏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5、宋朝:儒学新发展——理学产⽣发展。
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
陆王⼼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就是“理”的主张。
创⽴“⼼学”。
明朝中期王阳明成为⼼学的集⼤成者。
宋明理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了深远的影响。
6、明清时期:早期启蒙思想产⽣,儒学受到批判。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1)李贽的离经叛道(2)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3)顾炎武提倡经世致⽤(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
7、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把西⽅政治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维新思想,利⽤孔⼦的权威为变法制造理论依据。
8、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民主⾰命思想的传播,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儒家正统地位受到猛烈冲击。
〔收稿日期〕2001-01-01 〔作者简介〕杨树森(1948-),男,安徽郎溪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孔子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
【哲学研究】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意义杨树森(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关键词〕儒家;孔子;义利观;中国哲学史 〔摘 要〕学术界用“义利对立”、“重义轻利”来概括儒家义利观的特点,并不十分妥贴,将它的发明权归于孔子更不符合史实。儒家义利观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提出阶段,以孔子为代表,认为义利并不排斥,赞成“义然后取”,实际上是“重义而不轻利”;发展阶段,以董仲舒为代表,虽承认义与利二者于人皆不可少,但反对“仁人”、“谋利计功”,是“重义而轻利”;扭曲阶段,以朱熹为代表,认为“义者”天理之所宜也;利者,人情之所欲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复归阶段,以颜元为代表,认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较好地将义与利统一起来。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2-0018-06
“义”与“利”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有关社会财富分配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评价和对待传统义利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近有学者撰文指出:“由孔子提出的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下的物质利益原则是相悖的。”〔1〕类似的观点还常见于报刊时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义与利”条也说“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笔者认为,笼统地用“重义轻利”、“义利对立”来概括儒家的义利观,并不十分妥贴,将它的发明权归于孔子则更不符合史实。本文仅对儒家义利观的历史发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儒家义利观的本来面貌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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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总第133期)客观而完整的认识。 一、儒家义利观的提出——孔子和孟、荀的义利观 义利关系问题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如形成于西周初年的就有“利者义之和也”的说法〔2〕,略早于孔子的齐大夫晏婴也说过“义,利之本也”〔3〕,但作为一种明确的道德规范体系的义利观,确实是由孔子提出的。 孔子言论中的“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即“仁者人也……义者宜也”〔4〕第二十章)。“宜”就是适宜、合乎情理的意思,匡亚明先生将它解作“公平合理”〔5〕,甚为恰当。孔子言论中“利”就是利益、功利的意思,利益又有“公利”和“私利”之分,但与“义(公平合理)”相对应的“利”应理解为私利,从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中可以看出,孔子的义利观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第一,承认追求私利是人的本能欲望。 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6〕。《论语》多处将“君子”和“小人”对举,对此处却笼统地说富贵是“人之所欲”,可见,他认为在追求私利这方面,君子和小人是没有差别的。 第二,追求私利应该以合乎“义”为前提。 虽然人都有富贵的欲望,但孔子强调“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7〕。他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8〕当孔子听说当时的“廉静之士”公叔文子并非如人们所传的“不取”私利,而是“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时,他深表赞许:“其然!岂其然乎?”〔9〕 第三,对合乎义的私利应该去追求。 孔子自己表白:“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0〕这是说,如果能得到富贵(私利),自己宁愿去做低贱的“执鞭之士”,而不以为耻,因为当“执鞭之士”没有什么“不义”之处。他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而贵焉,耻也。”〔11〕
所
谓“邦有道”者,国家管理有序、社会公平也,在这样的条件下,富贵是只能靠合乎义的方式才能得到的,如果一个人在有道之邦仍然贫穷卑贱,那就说明他不够勤奋或者缺少才能,因此是可耻的;但是,如果国家管理不善,社会不公,通过发不义之财来达到富贵的目的,那也同样可耻。这里孔子将义利关系放到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去讨论,是相当深刻的。 第四,君子要用“义”来约束自己的取利行为。 过去人们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2〕
两句作为他“重义轻利”的根据,
但从上面引用的许多言论看,孔子认为利是人人都追求的东西,他并不反对君子取利。因此上面这两句话的准确理解应该是:只有君子才懂得义,而小人则只懂得利。孔子实际上是说,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取利,而在于能否明义,即能否用“义”来约束自己的取利行为。他说,“君子义以为质”〔13〕,应该“见利思义”〔14〕
,否则“放
於利而行,多怨”〔15〕。这是说,君子要将义作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在看到有利可得时应该想一想取之是否合乎义,如果不能用义来约束自己,而放任自己的私欲膨胀,就会招来很多抱怨。 孔子是主张言行一致的,他关于义利关系的以上主张,也体现在他自己的行为中。孔子本人并不拒绝物质利益,他招收学生要收“束”作为学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对衣食颇为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16〕。当鲁国搞叛乱的公山弗扰和晋国搞叛乱的佛先后邀请孔子去做官时,他—19—
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意义都一度动心欲往,还说“我又不是匏瓜,哪能挂在那儿不食世禄呢?”(“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但当他的学生子路提醒他这不符合“义”时,他最后并没有去〔17〕,这也许是对“见利思义”最好的注解。 孔子一度从政,官至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宰相),可谓“富且贵”也,但在鲁君和掌实权的季桓子耽于声色而怠于政事的情况下,孔子就主动辞官离开了鲁国,此举完全符合“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义利观。 从以上孔子的言论和行为看,孔子认为义与利并不排斥,造成“义然后取”,即在符合义的前提下人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求利。所以他的义利观不宜用“义利对立”、“重义轻利”来概括,如果说他“重义而不轻利”可能更为恰当。 先秦儒家后学孟子和荀子,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孟子也认为人对私利的欲望是本能,君子也不例外。“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18〕荀子则用更直接的语言表达了孔子的义利观:“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19〕,“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2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儒家的义利观在提出阶段并没有“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特点,它虽然强调义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承认私利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并不反对人们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对私利的追求。 二、儒家义利观的发展——董仲舒的义利观 儒家虽为先秦“显学”之一,但在思想领域并不占统治地位。秦朝“立国以法”,并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汉初统治者则又崇尚黄老,致使儒家的影响一度很微弱。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后世儒家学术中的许多观点并非孔孟本来的思想。 在义利观方面,董仲舒有两段比较集中的言论: 其一,“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利不能安。”〔21〕
它虽然承认“利”为人
生所必需,但又将“利”解释为维持生计(“养其体”)的低水平的物质需要,与孔、孟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相比,已经大大减少了“利”的含义。 其二,“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2〕此处的“仁人”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等义,而“谊”即“义”也。“谊,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谊,义,古今字”)。这是说,有道德的人懂得了“义”便应该“不谋其利”、“不计其功”。董仲舒实际上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种观点与孔子赞许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是明显不同的。 董仲舒将人人都需要的“利”解释为“养其生”的基本物质需要,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仁人”是不存在“养其生”问题的,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追求“利”。表面看来,董仲舒的义利观比孔孟的道德境界还高,而实际上乃是一种倒退,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讲空话、唱高调。南宋思想家叶适曾一针见血地评判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学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23〕
董仲舒以儒家正统自居,在义利观上却篡改孔孟的本义,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他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20—
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总第133期)儒术”的建议,目的就是强化封建国家的思想统治,巩固中央专制的国家政权,从这一目的出发,自然会得出“如果承认子民百姓乃至朝官公卿皆有追求私利的权利,是不利于封建国家的利益的”结论。对于老百姓,他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也”,必须“以教化堤防之”〔24〕,即用“义”的教化来遏制老百姓对利的追求。而对于上层的“仁人”,就以虚空的“义(谊)”来反对他们去追功逐利,以维持封建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他主张“仁人”“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本义。 董仲舒还以“天人感应”的哲学理论为基础,赋予“义”以新的含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并明确指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25〕。这个意义上的“义”后来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与孔子所说的“义者宜也”,即合乎情理、公平合理的“义”的内涵,已经相去甚远了。 如上所述,董仲舒虽然高唱仁人“不谋其利”的高调,反对人们对功利的追求,但他毕竟承认义与利二者于人皆不可少(“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只是“身之养莫重于义”而已〔26〕。因此,用“重义而轻利”概括董仲舒的义利观,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 三、儒家义利观的扭曲——宋明理学的义利观 中国社会到宋代以后,封建政治日益显出其腐朽性,而封建思想也日益显出其虚伪性。表现在义利观方面,就是宋名理学公开打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号,把“义”与“利”完全隔离对立起来。 宋明理学家非常重视义利关系问题,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27〕,朱熹则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28〕
但是他们却以一种极为简单的思
维方式来对待这个重大问题。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这就是说,义利二者的关系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 他们对义和利又是如何解释的呢?朱熹说:“义者,天者之所宜也;利者,人情之所欲也。”〔29〕
在他看来,符合天理的就是
义,满足人欲的就是利。程颢的“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到了朱熹笔下,就变成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所以他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