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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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王艳荣;石佳鑫
【期刊名称】《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45)3
【摘要】王鲁彦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创作了许多体现当时乡土世界生活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体现了浙东乡土世界中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描摹出了当时民风、民俗、民情下的世情冷暖与人生困境。
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鲁彦的《黄金》《一个危险的人物》《菊英的出嫁》《阿卓呆子》等短篇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并从中探寻乡土小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总页数】6页(P110-115)
【作者】王艳荣;石佳鑫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植根于中国现代乡土的文学--王鲁彦、蹇先艾乡土小说之比较
2.现代意识观照下的乡民精神世界--王鲁彦小说乡土意识论
3.从“农家屋顶”到“怒火原野”——论王鲁彦的乡土小说之变
4.王鲁彦作品中的乡土小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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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事实上,在《呼兰河传》问世的前前后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像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还乡记》、曹禺的《原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有意无意地表现了这一方面的指向。
他们都是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民族劣根性、心理障碍以及文化重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全面的挖掘,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文学主题在更高层次的发展。
萧红创作的出发点与这一思考背景隐藏地很深的时代文艺思潮是~致的。
另一篇长篇《马伯乐》则可以看做是萧红在创作中不断创新、自我突破的成果。
许多功成名就的作家,为了避免失败,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创作个性来选择题材和表现对象,而萧红则有意识地致力于自己创作个性的多侧面发展,将生命史上足可珍惜的余光、余热用在尝试探索上。
她这种不随大流,在创作实践中坚守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的决心,以及敢于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勇气都是值得作家学习与发扬光大的。
读萧红的作品感悟最深的是,她写了那么多生与死的悲剧,写了对生命的漠视和摧残,写了人生的无赖、麻木与愚昧,写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其主导思想就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为的就是让人们重新审视存在的本质和生命的价值,让人们更好地热爱生活,珍惜牛命。
这也是我们在理解萧红“国民性”批判的发展思路后应该重视的问题142。
“梦”与“爱”的结合——《菊英的出嫁》赏析发布时间:2021-05-31T03:42:03.864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3期作者:奚慧秀[导读] 初读本文,心中有着隐隐绰绰的疑惑:菊英为什么离开她妈十年?她为什么不知道菊英的情况?菊英到底去哪里了呢?.......种种疑问吸引着我继续阅读,直到读到出嫁时候的棺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不过是“阿姆”的白日梦。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省南通市 226000对于《菊英的出嫁》这本书,我将分三步(言—象—意)来赏析,首先从语言表达、艺术手法方面通析此篇,再由言达象,通过高超的写作技巧在脑海中描绘出的母亲的形象,最后,由象达意,以一种层层深入的方式挖掘本文主旨和目的,从社会层面进行鉴赏,评析。
一、艺术手法初读本文,心中有着隐隐绰绰的疑惑:菊英为什么离开她妈十年?她为什么不知道菊英的情况?菊英到底去哪里了呢?.......种种疑问吸引着我继续阅读,直到读到出嫁时候的棺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不过是“阿姆”的白日梦。
紧接着进入下一部分,作者运用倒叙的手法,写到“阿姆”哭昏,回忆八岁时的菊英,以及菊英之死的缘由,以一种舒缓的叙述节奏营造出忧伤的氛围、展现“阿姆”内心的忧郁。
再次细读时,这篇文章依旧能够吸引我的眼球,心中泛起若有若无的涟漪,不自觉的想去思考些什么,我想这大概便是语言的魅力。
随后我又参考了《王鲁彦研究资料》中大家对本篇的评价以及知网上一些关于冥婚分析的论文,虽然评价的篇数与篇幅都不大,但每个人给的评价却又相当的高,例如茅盾就运用相对较多的笔墨来阐述《菊英的出嫁》这部“不能不说是可以惊叹的作品”【1】。
周贻白也肯定了这一评价。
苏雪林、张复琮和尹雪曼则感慨“作者高超的艺术能力”【2】, “谁不被作者巧妙的笔所欺蒙呢?”【3】。
不可置否,本文的写作手法确实新颖巧妙,不仅仅时叙述节奏舒缓,展现了封闭村庄生活节奏的缓慢和人物内心的忧郁;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站在理性的角度,更加客观展现主人公的悲剧经历;叙述语言口语化,细腻描绘人物的内心独白;运用倒叙的手法,营造一种悲剧效果等这些基本的写作手法与技巧,我觉得最巧妙的技巧可以概括为两点:1.意识流手法的巧妙运用2.真与幻的混一——倒叙,隐喻,虚与实的巧妙融合1.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阿姆”的心理是典型的白日梦,意识流的手法巧妙运用,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强调了思维的不间断性,即没有“空白”,?始终在“流动”;也强调其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的东西”【4】。
论老舍小说的国民性批判[摘要] 对国民性的批判始终贯穿于老舍的小说创作之中,老舍通过对北京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的描绘以及对其人格丧失的深刻揭示,完成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他又努力从北京传统文化的负面性中去探寻这种国民性形成的根源。
他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却又不拘泥于鲁迅的现实性批判,而是在市民性格和文化批判中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关键词] 老舍;小说创作;国民性批判对于以“描写北京”作为其文学根源的老舍来说,他是无限的热爱着北京的。
他衷心地执着于对北京的描写,用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景,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以至于在他的多数作品中总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京味”气息。
但是喜欢热爱并不代表着全面的肯定和盲目的高度赞扬,相反,在老舍的字里行间,我们总可以读到一种深刻的讽刺意味,不是刻意的瞧不起的嘲讽,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痛彻心扉的批判:对市民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负面性格的批判;对促成这种性格形成的北京传统文化的批判。
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始终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家公认的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倾力于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作家,同时,他在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又具备了自己鲜明的独特之处。
一、全面的性格展示老舍是中国市民阶层的主要表现者和批判者,他的小说展现了一个十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市民世界。
从他步入文学殿堂的开山之作《老张的哲学》到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即尚未完成的《正红旗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活跃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正儿八经老北京市民,所描绘的总是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
而老舍所要真正体现和把握的则是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和这些老北京市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市民性格,也就是说,老舍是通过将市民性格清晰无疑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方式来完成对国民性的批判的。
“如果说鲁迅通过对农民灵魂深处的弱态与弱点画出了‘沉没的灵魂’,那么,老舍则是通过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来达到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
对王鲁彦研究资料中一些错误的辨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周春英本文为2010年度宁波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王鲁彦评传”(项目批准号XHQ1004)的成果该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 期上发表内容提要: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中坚作家,王鲁彦一走上文坛,就引起茅盾的注意,1928年茅盾就写了论文《王鲁彦论》。
1936年《新文学大系》(10卷本)出版,王鲁彦的小说同时被茅盾和鲁迅选中编入《小说一集》和《小说二集》,并在序中给予中肯评价。
1980年范伯群、曾华鹏出版10万字专著《王鲁彦论》,同时,出现了很多学术论文。
本人因撰写《王鲁彦评传》的需要,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读,从中发现不少错误,现把它们归纳起来加以辨析。
关键词:王鲁彦研究资料错误辨析王鲁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派的中坚作家,他只活了短短的44年,但留下了150万字的文学遗产。
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王鲁彦一生遵循“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宗旨,进行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
他紧紧抓住浙东沿海地区较早受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民众心理开始被金钱观念所锈蚀而失去应有的淳朴善良本性的特点,用扎实、纯朴的写实手法和生动流畅的语言塑造人物、叙写风俗民情,使他的作品在人生派创作和乡土写作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对于王鲁彦的研究,前期和后期比较热,中间沉寂了几十年。
1928年,茅盾率先在《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上发表论文《王鲁彦论》,对王鲁彦前期的十几篇小说进行客观中肯的评价,尤其对《黄金》、《许是不至于吧》中的乡村小资产阶级形象十分赞赏。
1934年苏雪林在《现代》第5期第5卷上发表《王鲁彦与许钦文》一文,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比较,得出了王鲁彦乡土小说的特色是善于描写乡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心理与生活。
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本)出版,王鲁彦的小说被茅盾和鲁迅分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和《小说二集》中,在小说集序中,茅盾对于王鲁彦乡土小说为人生的创作思想进行精确的评价;鲁迅对于王鲁彦乡土小说的特色和写实的笔致作了确切的定位,并把他归入乡土作家的行列。
《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一、本文概述《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国民性的弱点。
本文旨在探讨《阿Q正传》中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通过解析作品的主题、人物、叙事手法等方面,深入剖析鲁迅如何通过对阿Q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示了旧中国国民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而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概述部分,本文将首先介绍《阿Q正传》的创作背景,包括鲁迅的创作意图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接着,将概述作品的主要内容和情节,以及阿Q这一主要人物的形象特点。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阐述鲁迅在作品中如何运用讽刺、幽默等手法,通过对阿Q的生动描绘,展现了旧中国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和国民性的弱点。
本文将总结《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鲁迅国民性批判的重要性和意义。
通过对《阿Q正传》的深入解读和分析,本文将揭示鲁迅如何运用小说形态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并探讨这种批判对当今社会的启示意义。
本文也将为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鲁迅与国民性批判鲁迅,原名周树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深受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充满了对人性、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洞察。
在《阿Q 正传》中,鲁迅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展示了他对国民性的深入剖析和批判。
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性格、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鲁迅认为,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于国民性的缺陷。
他通过对阿Q这个角色的刻画,揭示了国民性中的自私、麻木、盲从和保守等负面特质。
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形象,他既是中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代表,也是国民性缺陷的集中体现。
阿Q的自私和狭隘,使他无法理解和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的麻木和盲从,使他成为旧制度和旧文化的维护者;他的保守和顽固,使他无法适应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第10卷第5期Vol.10,No.52019年1月Aug.,2019长安学刊Changan Xue Kan鲁彦短篇小说《黄金》文本细读——“如史伯伯”人物性格分析付洁靓(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235000)摘要:鲁彦短篇小说《黄金》描写了生活在乡村的一家农户,因外出工作的“儿子”迟迟未给家中父母寄来生活所需费用,一时之间坠入困顿之际的境遇。
小说极其明显甚至是刻意的描述了四方乡邻对待“如史伯伯”一家戏谑y漠的丑态,揭露因“黄金”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深刻变化的主旨。
本文今天并非要延续探讨这个主旨,而是另移视角,注目小说中绘画的人物众相,"相知一张脸,人心千百变”。
重点以如史伯伯为例,探析人物的悲剧色彩成因。
关键词:人物众相;丑态;性格悲剧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5-034-0320世纪20年代,“五四”犹如一团熊熊烈火,使中国文学得以涅槃新生,开辟出新的道路,作家们开始纷纷尝试不同风格的写作,那些出走以后又回首故土的写作者用自己了解、感受或探寻到的现代意识烛照封闭落后的乡村境况,用新的视野从幽暗中发觉那些有悖现代亦或遗留的乡村问题,例如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道德秩序的破坏和冲击。
鲁彦书于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黄金》也大致被归于这一类型,普遍认为小说中如史伯 伯的悲剧境遇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无法避免的伤痛,是中国文化转型的阵痛。
诚然,历史的长河始终向前流淌,这些外力的推动避无可避,然当我们将目光回归到小说文本之中来细品细读,可以发现不同以往,且新的视角来重新阅读故事和人物的起伏,它不仅源于外力催动,亦是人物内在性格驱动行为导致的结果。
如果仅将道德的失范问题归结为农业文明道德解体后,社会基于历史、现状、需求等重塑道德范式的过程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忽视对小说文本中社会动荡,致使人物心理和性格变化的深度解析,笔者认为不失为一种缺憾,“五四”已是百年之遥,重读小说,文本当中的裂缝亦如时空穿梭隧道,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和意犹未尽的深意。
第11卷第4期 2011年8月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1.11 No.4 A
ug.2011
鲁彦乡土小说的风俗文化现实主义倾向 叶志良 ,楼莹璐 (1.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1231;2.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作为乡土写实小说流派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鲁彦的乡土小说,以丰富的浙东风俗描绘、深刻的社会心理 刻画、“温情脉脉”式的批判,展示了风俗文化现实主义倾向,触摸到乡土中国的生存风貌和历史变迁。在最俗常的风 俗生活的世态中感受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种族心理,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文化错位中的精神危机,为现代 中国文化重建与文学审美的提升,带来诸多启示。 关键词:风俗文化;浙东风俗;社会心理;温情批判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699(2011)08—0071—05 DO1:10.3969/j.issn.1671-3699.2011.08.020
20世纪的中国文坛,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 以“风俗文化”视角来思考人的存在,审视社会文 化,“使文学对人一社会一文化以及传统达到‘深度 描述’。”Il】13s作为风俗文化现实主义创作的先行者, 鲁迅常常强调将改造国民性与改造民族的风俗文 化心理联系在一起,周作人提出了关于文学乡土 性、地方性的经典论述;茅盾、郑振铎等现实主义理 论家大力提倡文学的地方风俗特色。作为乡土写实 小说流派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鲁彦创作了大量乡 土气息浓郁的小说。其乡土小说向世人展示了一幅 生动的浙东风俗民情画卷。而在这诗情画意的描绘 背后,也显示了作家对浙东故土的依恋以及对它文 化滞后性的温情批判。王鲁彦的乡土小说,以其丰 富的浙东风俗描绘、深刻的社会心理刻画、“温情脉 脉”式的批判展示了风俗文化现实主义倾向。触摸 到乡土中国的生存风貌和历史变迁。 一、浙东文化民俗风俗的历史呈现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 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概况。” 鲁 彦的乡土小说创作正是基于其深谙浙东风俗民情 的体验。“鲁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 的。他的伴侣都是农家朴实的孩子。还在幼小时。鲁 彦就表现出对艺术的爱好和才能。以音乐为媒介. 他和农村的劳动者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冬天,他们 在落雪的早晨一起堆造‘雪和尚’;春天,他们在锣 声的召唤中一道往嘉溪山上坟;农民兄弟用粗糙的 大手替他做好精致的钓鱼竿,使他玩得废寝忘食; 贫苦雇工则让他从极简单的竹管丝弦中,听到劳动 者心中丰富优美的音乐……在鲁彦的一生中始终 保留着十几年的乡村生活带给他的充满诗意的印 象,这印象同时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素 材。” 在鲁彦的乡土小说中,随处可以找到关于浙 东民俗风情的描写。 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菊英的出嫁》中对冥婚 习俗的描写。小说中对菊英娘为已死的女儿准备的 嫁妆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第三节:王鲁彦、废名等人的乡土小说创作"问题小说"风潮过去之后,很多作家都转向写实,成为五四人生派的代表作家。
考察这变化的痕迹可以引举叶圣陶(叶绍均)为例。
一、叶圣陶的人生派写实小说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叶圣陶小说集《隔膜》叶绍均(1894--1988),字圣陶,江苏苏州人。
中学毕业后,长期从事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工作和杂志编辑工作。
"五四"时期开始致力于新小说的创作,1919年加入"新潮社",成为"问题小说"作家,1921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
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结集为《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6)、《未厌集》(1928)、1928年有比较著名的长篇《倪焕之》问世,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还有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稻草人》对我国童话事业的发展贡献巨大。
散文集《脚步集》等。
思想内容:早期:以问题小说起步,可分两类1、表现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
他的《穷愁》等文言小说显示出他关心下层的苦难生活,主题严肃。
《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一生》)外,还有《低能儿》等作品,也有"爱"与"美"的倾向。
似乎大自然和艺术之美都具有洗涤人心、催人觉醒的决定性力量。
2、描写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呼唤"爱"与"美"的回归。
《隔膜》、《苦菜》、《一个朋友》等。
《隔膜》一篇正面展开了人的精神上的相互隔绝,却又不得不虚伪地、无聊地互相敷衍的痛苦;《苦菜》则表现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膜,知识分子认为饶有趣味的种菜的喜悦,农民却只感到沉重劳作无以维持生计的"苦";《一个朋友》里夫妻之间也仅存所谓"共同生活",而缺乏思想、感情上的沟通。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从鲁迅小说看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性与价值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 2009级从鲁迅小说看其“改造国民性”的深刻性与价值汉语言文学专业【摘要】鲁迅在小说中揭露了当时的社会下的国民思想精神病态,一针见血的批判了国民性的麻木,冷血,愚昧,看客心态。
他通过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对国民性进行的挖掘和分析,揭示出了国民性产生的根源在于封建思想上的洗脑和制度上的长期压迫。
其目的在于揭露中国“吃人的社会”,来挽救社会的堕落。
,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他所抨击的国民性,因此,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国民性深刻性现实意义目录绪论 (1)本论 (1)一鲁迅作品中所批判的“国民性”内涵 (1)(一)何为“国民性” (1)(二)麻木,愚昧,冷血,看客心态 (1)(三)典型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 (4)二国民劣根性探源 (5)(一)思想上的洗脑.................... . (6)(二)制度上的压迫 (7)三国民性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理想性格 (8)(一)国民性思想的现实意义 (8)(二)理想的国民性格 (9)结论 (10)参考文献 (11)致谢 (12)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绪论我国对于鲁迅的研究,自鲁迅在世时就已开始,迄今已经有九十年。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革命家代表。
1987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国民性批判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文化批判到国民性改造》,郑欣森著。
之后,国民性批判研究的论文百花齐放,陈鸣树,谭德晶,冯骥才,阎玉刚,荣挺进等都对其批判国民性的价值,特别是当代意义进行了探讨。
绍兴文学院和鲁迅研究所等高校以及三联周刊,新浪等媒体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加深了对于鲁迅的认识,丰富了鲁迅的形象,完整了鲁迅作品中的国民性。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进入20世纪以后,起了一阵“贬鲁”之潮。
茅盾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
鲁迅早期国民性批判的方式:绝望与希望的同步发声发布时间:2021-08-18T11:57:25.950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4月第11期作者:刘善智[导读] 鲁迅以笔为矛,对国民中的劣根性进行猛烈抨击刘善智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摘要:鲁迅以笔为矛,对国民中的劣根性进行猛烈抨击,同时对自身进行深刻自省,以一种几近绝望的呐喊试图带来民族新生的希望。
而在这种批判与热爱的悖论,绝望与希望的质疑中,鲁迅进行着他的早期小说创作。
关键词: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绝望与希望鲁迅思想的出发点是救国救民,提倡通过思想革命来救国,并使中国人成为具有新的国民性格的国民。
其众多匕首投枪式的短篇小说,均以一种彻底否定的姿态对国民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可是一旦从鲁迅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入手,又不难看出,绝望的表达其实寄寓他对改造可能性的希望。
而对希望的追求才是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动力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而奋斗的源泉。
一、绝望的呐喊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中,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声是以批判主题和自知主题的悖论演进来完成的,即是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和自我的反省进行深刻彻底的抗争。
1.深刻的国民性批判。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鲁迅以一位“狂人”、一个“斗士”的形象从事着“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事业,他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对国民性的猛烈批判。
他的作品被称为是“匕首”,血淋淋的刻出了落后中国人的面貌。
庸众和看客:鲁迅的小说从广阔的社会层面揭示了庸众和看客的普遍存在。
庸众无情的将他人的悲剧遭遇当作无聊生活中的赏心乐事。
看客们则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对别人的苦难表现出与己无关的冷漠,并带着好奇心伸头探脑地凑“苦难”的热闹。
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是以阿Q性格为代表的国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性格因素。
其最大的特点是: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妄自尊大的方法麻醉自己,在强者面前甘于忍受屈辱,对于弱者则加以欺负,甚至还自鸣得意。
而通过这些就可看出国民性中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的一面。
论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以《岔路》为例
摘要:本文以《岔路》为例,分析了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作者由《岔路》中所暴露的乡民个体的自私、残酷、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精神状态,上升到整个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并提出批判,对国民性改造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国民性批判自私窝里斗
王鲁彦是五四新文学的前驱,是乡土小说家的代表,其作品多描写浙东民风民俗,著有短篇《柚子》、《黄金》、《也许不至于罢》,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野火》。
他以《秋夜》为开端,进行小说的创作,其小说受鲁迅的影响,对于国民性批判及风土人情的描写都直接师承鲁迅。
接下来,以《岔路》,谈谈王鲁彦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小说开篇,鼠疫横行,吴家村与袁家村处于无比恐怖的灾难中,无数人丧生,当所有办法都用尽时,人们将希望寄托在请关公上。
鲁彦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请关公的盛大场面:“为头的是大旗,号角,鞭炮,香亭,彩担,锣鼓,旗帜,花篮,乐队。
随后又是各色的旗帜,彩担……二三十个打扮着各色人物骑马的男童,百余个新旧古装骑骡马的童女…...队伍在山谷和大道上蜿蜒着,呼号着。
”这般精心的准备、关乎村人性命的活动,居然引发了可怕的械斗。
场面极为血腥:喊叫声代替了炮声和鼓声,恐怖遍彻了各处。
扁担、木杆、旗子、石头全变成了武器,两村人都擦亮了储藏的刀和枪,子弹在空中呼啸。
有的人打破了头,有的踏伤了脚,有的撕破了衣服,有的挤到在地上……鲜血到处在喷洒。
结果这起人为灾祸导致村民加倍地死亡,仇恨毁灭了生的希望。
两村相斗的后果比盛行的瘟疫更加可怕,村人的自私、残酷暴露无遗,两村人都说:“宁可死得一个也不剩。
”这是多么恶毒的话语,心中强烈的仇恨蒙蔽了他们的双眼,祛除瘟疫的初衷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两村人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
淳朴的人性堕落了,人性的恶横行乡间。
除去自私与残酷,他们愚昧无知,精神麻木,深受封建思想的荼毒。
瘟疫蔓延,他们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关爷,“没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够驱散可恶的恶魔,把吴家村和袁家村救出来。
”于是人们开始准备关爷游行,“虽然村中人不停地倒下,不息地死亡,但整个空气已经弥漫了生的希望,在他们忙碌准备时,便已经受到关爷的保护了。
”这一行为可见乡民受封建思想毒害之深,他们愚昧无知,管爷游行只是心灵的安慰,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意义,但他们宁愿选择相信。
村人具有狭隘的乡民观念,根深蒂固的仇恨思想,精神世界狭小而不自知。
最初的争端始于总管职位的争夺,年轻的将年老的挤下位,这是大不敬。
吴大毕主动让位,使吴家村的空气立刻改变,它变得这样快,电一般,胜过鼠疫传播的千万倍。
他的儿子是第一个反对者:“你这样老实,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吴家村的人从此抬不起头了!”这是矛盾的开始,当队伍进行到岔路,面临着先抬关帝到哪个村时,矛盾一触即发,斗争流血在所难免。
在村人的眼中,宗族规矩和面子非常重要,职位的争夺关乎面子,岔路选择关乎宗族规矩,他们无法在此问题上妥协。
于是,激发了深藏脑海里的仇恨观念,自相残杀,仇恨泯灭了人性,也泯灭了希望。
这场血腥的械斗,实际上是两村之间的内耗,窝里斗,一种扭曲的心理引发
同胞间的互相践踏和自相残杀,更是村人人格不健康的典型表现,它严重消耗了人性中善的部分。
再看吴大毕的儿子吴阿霸,他遇事不怕死,会打拳,会开枪,村里村外都有点怕他,自他出世后,吴村人更加蛮横无理了。
袁村长的儿子也是如此,几语不合,便要“打死你这恶霸”。
可见两人平日在村里,绝非“省油的灯”,大都凭借父亲的地位,横行霸道。
这种人与人间的病态的竞争“窝里斗”,在鲁彦笔下十分普遍,甚至是邻里,同一屋檐下。
《鼠牙》中,阿生嫂和阿德嫂本是和睦相处的邻居,但发现仓里的谷子少了以后,就立刻指责是对方所为,即便证明是老鼠偷粮,却丝毫没有减轻对对方的怨恨,变本加厉,互相指责,互相报复。
这样,由误会升级为仇恨,利益的损害她们迷失了自我,她们迫切希望老鼠跑到对方家中破坏。
人与生俱来的自私、猜忌暴露无遗,她们互相算计、互相打压,勾心斗角,互相残杀,见不得他人好,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患上了“红眼病”;《屋顶下》婆媳关系恶化,互相挤兑,伤害,恨不得逼死逼疯对方;《黄金》中,史伯伯遭到相邻的偷窃,猜忌,鄙视与捉弄,小说中充斥着乡村原始式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都是扭曲、变形的心理,人性恶的充分体现,为排除异己,不惜伤害对方的利益,甚至是生命,一群乡村原生态的暴民。
《岔路》也不另外,其中塑造了自私、冷酷、愚昧无知、精神麻木、勤于窝里斗的乡民,作者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中,饱含着对这些无知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了作者对国民深层文化心理的批判。
广大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乡民保有原始式的冷酷,彼此相安时,暂时隐藏劣行,有事触发时,立刻暴露种种恶,自私自利。
王鲁彦乡土小说国民性批判师承鲁迅,将批判的视角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强有力地表现了农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性格痼疾,“无灵魂”的状态。
封建传统思想和落后的意识是农民精神的枷锁,他们在这一枷锁的绑缚下,做出一系列不合理行为,都是其病态思想的直接反映。
从乡民个体追溯到民族文化的根性,对生存文化的反思,对国民性的考察与批判,成为鲁彦小说的主要特点。
但我们要意识到,其小说虽然对国民性进行了批判,但并未给出精神医治良方,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要改造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任重而道远。
就算今日,我们仍能在生活中看到封建思想的影子。
参考文献:《鲁彦代表作》
《鲁彦小说乡民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