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世的真实背景及反对目标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世的真实背景及反对目标

张放 陈义凤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还在大会上念了康生就历史小说《刘志丹》写的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针对小说《刘志丹》的问题提醒全党“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因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的话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看到了方向。柯庆施是一个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封疆大吏，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柯庆施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时，结识了已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那时，柯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后升为副校长），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柯庆施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市长和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到上海任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是响当当的“上海王”。在1965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晚会上，柯庆施发表了“大写十三年”的讲话。柯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柯庆施武断地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回忆说：

柯庆施讲话中这个事关重大的命题没有经过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它把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是不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这个讲话一出笼就引起了各级领导和文学艺术界的强烈反感。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也感到奇怪和不以为然。我想，光允许写解放后十三年，那么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能不能写呢?不要写古人、死人，那么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能不能写呢?虽然我有这些看法，但也仅认为这可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柯庆施又要放什么“卫星”吧，并没有体会出这后面还有什么名堂。

就在上海报纸大力宣传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时候，北京的中央报刊却保持着沉默。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因此参加会议的人控制得很严，同苏联有丝毫联系的人都不能参加。然而在这个会议上，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被一带而过，“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却成了会议的焦点，并引发了北京与上海的一场大争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都参与了进去。 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代表都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是错误的。有人甚至尖锐地提出，柯庆施“不懂文艺”“简单化”“挫伤了作家”的“积极性”。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写“五四”以来的四十年，“写一百零五年”“不要太狭窄，要多样化”。

代表上海市委宣传部出席会议的张春桥，本来没有准备发言，面对大家的批评，他和姚文元一起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大写十三年”展开面对面的辩论，他们提出了“题材决定论”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反映其他生活的都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这次会议让北京和上海的矛盾公开化，由于双方都难以说服对方，思想更是不可能统一，矛盾只好上交。

为这场争辩做出结论的，是几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这次会议和文联全委会参加者的讲话。针对上海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强调写现代为主，却不能忽视一百多年革命斗争历史。”“表现近代百年的革命斗争、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斗争，并且把它们联系起来，作品才能丰富，才能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好作品。”

尽管周恩来的讲话一锤定音，但是张春桥从北京回去以后，拒不传达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他还向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吹嘘如何跟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的人进行论战，陈丕显对此很冷淡，告诫他：我们上海的同志去北京开会，要谦虚一些。张春桥由于有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对陈丕显的话不以为然。上海方面也没有因周恩来在怀仁堂的讲话而停下脚步。

1963年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上海报刊高调宣传，称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的亲自“领导”、江青同志的亲自“关怀”下举行的。在这次观摩演出中，柯庆施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断言“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的马前卒张春桥对“大写十三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柯庆施的口号推向极端，他居然提出“大写十三年”是衡量文艺作品好坏和优劣的唯一尺度。

柯庆施这个讲话在戏剧界、文艺界引起了更大的震动乃至震惊。许多戏剧界、文艺界人士对柯庆施否定十五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甚至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上纲为“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深为不解和不安。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后来“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

柯庆施之所以敢如此讲硬话，也是有背景和来头的。1963年1月，身处北京的江青看到上海报纸刊登的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讲话后，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江青一直想批判旧戏古戏，曾几次“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但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柯庆施的讲话让她看到了自己和上海联盟的可能性，于是江青来到了上海，找到了柯庆施。柯庆施正想从江青那里得到毛泽东的动向，于是对江青的立场表示完全的支持，两个人一拍即合。这样，才有了从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由中共华东局在上海主办的华东地区五省一市话剧观摩会演。

江青的特殊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会演之前的12月12日，一份《文艺情况汇报》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文艺情况汇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反映文艺界动向的简报，一般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各协会的负责人参阅。为了便于毛泽东、周恩来了解文艺界情况，也分送江青和总理办公室。这一期的《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柯庆施在上海市抓革命故事会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见是颂扬柯庆施的简报，江青立即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简报，对柯庆施抓故事会之举未作评价，却批写了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正因为得到了江青提供的内部消息，柯庆施和张春桥才敢跟北京主管部门对抗。1964年1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召开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批示，研究讨论如何估计文艺战线的成绩、缺点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等问题。会议听取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关于文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在会议上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的工作，认为优点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

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以后，文化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书记会议，贯彻中央文艺座谈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批示。会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但最终文化部作出决定：“今后的影片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占百分之六十；革命历史题材占百分之三十；其他题材占百分之十”。因“六、三、一”的题材比例与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口号不符，张春桥下令不准在上海电影系统传达贯彻。

张春桥还以柯庆施提出的文艺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的结论，联手康生、江青发动对上海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王孝和》等影片被柯庆施、张春桥指责是“专门写死人”，反映历史题材的《吉鸿昌》、《七月流火》、《邹韬奋》等影片被迫停止拍摄。1964年7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国江南》等影片被康生点名批判。原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电影剧作家、理论家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也受到大规模批判。随后，上海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电影，如《红日》、《舞台姐妹》、《阿诗玛》等统统被打成“毒草”。许多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被迫下马，一大批传统题材的戏曲曲目更是被封存，演职员被成建制地下放工厂劳动。

康生、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对上海文艺界的批判和整肃，严重地挫伤了上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干扰和阻碍了文艺工作的正常开展。上海文艺界的从业人员整日处在忧心忡忡、提心吊胆之中，大家谁也不知道该写什么，谁也不知道该演什么，整个文艺界处在一片万马齐喑的气氛之中。

其实北京也是处在巨大的漩涡之中，毛泽东对柯庆施那个材料的批示把包括戏剧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艺术形式都视为“问题不少”，表明文艺界各个方面的工作都令毛泽东不满。还有毛泽东不是把这个批语批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而是批给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这一举动实际上把文艺界的问题提到了更大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

对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也感到有些突然。对建国后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周恩来一直是肯定的。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就说过，要想发扬艺术民主，就必须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我们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宣部协同文化部、全国文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这个草案最初有十条，后来改定为八条，作家、艺术家们称之为“文艺八条”。“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就是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能简单理解为宣传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还应有要批判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等。“文艺八条”还提出要改进领导作风和方法，提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不应该不适当的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

因而“文艺八条”的制定和发布在作家艺术家中引起强烈了反响，他们称之为“文艺的春天来了”。毛泽东的批示显然和“文艺八条”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但周恩来在此刻只能保持沉默。

对毛泽东的批示，文艺界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都得贯彻和执行。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文联及各个协会开展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写了一个报告。周扬觉得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报告因此被暂时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