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桑 兵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派分,与道统论渊源甚深。
晚近学人尤好以学派讲学术,并且奠定了学术史叙述的基本框架。
而判定流派的标准,包括宗师、学说、方法、师承与传人的谱系化、流变
以及地缘关系等,大抵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认。
循此探寻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容易倒述历史。
深入门户,超越学派,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和趋向。
关键词 道统 学派 分科治学
作者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晚近研治中国学术史,好以派分。
除以各个流派为对象的专题研究之外,在一般综合或分科的学术史著述中,学派也往往是条贯的脉络而成为论述的中心。
而在学术发展史上,名目繁多的流派是否实有,如何形成,如何判断其主体与边际或内涵与外延,按照学术流派来研究学术史,其高下良否、利弊得失究竟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前贤与时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异域学人艾尔曼(B. A.Elman)专文讨论了清代学术流派;香港饶宗颐教授所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不仅论及史统、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还辑录了历代重要的相关史料。
按照学术流派来探寻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固然有简便易行的好处,但也的确存在看朱成碧、倒述历史、以偏概全、简约而不能准确展现复杂事实及其联系纠葛的种种弊端。
治学须破除门户之见,而破除的前提是能够分别门户。
如果分不清而不分,就并非超越而是识浅。
鉴于学派问题至少是近代和当下学人看待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观念,与其先验地将学派作为研究的实在对象,毋宁探讨这些对象的由来以及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一、道统与派分
1903年《国民日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道统辨》的文章,其结语断言:“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
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
吾非谓宋儒之无足取,吾非谓理学之不足言,不过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而不欲尊宋儒之学为道统耳。
”①清季激进知识人议论学术,主要是借学术话题表达政治理念,《道统辨》的作者也不例外。
他说:“中国学术所以日衰者,由于宗师之一统也。
宗师之统一,即学术之专制也。
统一故无竞争,无
①东大陆图书译印局编辑《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1904年10月出版,社说,第7页。
竞争故无进步。
溯其原始,孰非异学消亡之故乎?故道统之名立,始也排斥周末之子书,继也排斥汉儒之考证,又继也排斥魏晋之词章,是则道统未立之先,仅为孔教统一,道统既立之后,更为宋学之专制矣。
至宋学之专制成,而凡立说之稍异宋学者,悉斥为事杂言庞,于是更缘饰经传一二语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清代思想学术,虽然方镇大员力持朴学考据,理学始终是朝廷确定的官方正统意识。
而道统论本来与正统论密不可分。
“圣贤在上,政即道也;圣贤在下,言即道也。
”①“君师本于一人,故为统。
”孔子以后,君师相分离,道统与治统亦分离。
②在这里,反道统其实就是反对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为各种反清的思想学说公开登台鸣锣开道。
不过,道统说不止可以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中国学术史上有所谓学派,与道统论关系甚大。
陈寅恪《论韩愈》表彰其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第一条就是“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
原因在于“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观两汉经学传授之记载,即可知也。
南北朝之旧禅学已采用阿育王经传等书,伪作付法藏因缘传,已证明其学说之传授。
至唐代之新禅宗,特标教外别传之旨,以自矜异,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统,证明其渊源之所从来,以压倒同时之旧学派”。
陈寅恪称许韩愈,主旨是想说明“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
韩愈扫除章句繁琐之学,直指人伦,。
“盖天竺佛教传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六朝僧徒‘格义’之学,即是此种努力之表现,儒家书中具有系统易被利用者,则为小戴记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尝试矣。
然中庸一篇虽可利用,以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而于政治社会具体上华夏、天竺两种学说之冲突,尚不能求得一调和贯彻,自成体系之论点。
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
③而陈寅恪推崇新儒学,是因为“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中国“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④他认为,宋儒“皆深通佛教者。
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
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
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
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
⑤这与清季革新人士抨击道统论的立意截然不同,后者由其当时的感触立论,并不说明道统论的实际历史地位与作用,但是同样看到,道统论的出现,其实是为宋儒之学的新学派张本。
建立新道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倒同时的旧学派。
不仅如此,道统论的出现,甚至是中国学术史上产生学派意识的重要因缘。
如近代学人所指出:“汉学讲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讲训诂声韵者,有讲典礼制度者,有讲经籍义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
宋学讲宗派,有程朱学派,有陆王学派,有种种学派,若不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3期
①②③④⑤
梁廷楠:《正统道统论》,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费密:《统典论》,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56页。
《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19—322页。
饶宗颐教授对此说存疑。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12页。
《吴宓日记》第2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页。
守宗派,便非宋学。
”①道统论的出现,反映出宋学的门派意识日渐明确,不仅与此前的章句繁琐之学立异,其内部门派分立的倾向也渐趋强烈。
从历史上看,道统论之后,中国出现了学派的概念。
“隋、唐之前,无道统之说也。
唐、宋诸儒,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也,于是有传道之人;又以吾儒之道异于异端也,于是有道统之说。
”②而道统论有孔孟前之道统与孔孟后之道统的分别,前者即韩愈《原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其后中断甚久,到了韩愈,才重新接续。
韩愈“原道”,实际上建立了传授的渊源脉络,却并未正式提出“道统”,用清代学人的看法,也就是有道而无统。
“夫愈之《原道》,举其实而辟其浮,守其中而贬其杂,未尝及统。
”③将韩愈作为道统论的发端,更多的是宋儒的追溯。
据钱大昕考,道统二字始见于宋李元纲《圣门事业图》。
④“统者,即正宗之谓,亦犹所为真谛之说也,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矣。
”⑤讲道统就有纲纪法度,是非正邪,所以“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
费密论述宋儒讲道统的由来:“独言孟轲之传,开于唐儒韩愈。
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轲,程颐又以程颢为孟轲后一人,而尚无道统接传之论也。
南渡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户,熹传洛学,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轲,而程颢、程颐接之。
”⑥梁启超等人将学派的历史上溯到先秦,严格说来是后人的附会。
李审言《论桐城派》称:“《说文》有‘’无‘派’。
‘从反水’,谓‘水之衺流别也’,即今派之正字。
夫衺流别赴,异于正源,本非雅词。
古有师法,无所谓派者。
有之,自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始。
然一祖三宗之说,山谷、后山、简斋,尚在人口,其下则蔑如也。
可见一时之好尚,未为定论。
”⑦文学史研究者以为:“派”、“流派”两个词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出现了,而用“派”来概括文学创作的派别,大约在北南宋之交才开始,并以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和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为文学流派自觉认识的标志。
这样江西诗派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结成的诗歌流派,后续各派,均“于宋朝之江西诗派”。
⑧至于学派一词,以宋黄仲元《四如讲稿》卷一提及的江西学派,用法与今义较近。
⑨不过,研究者还发现,古代文学流派,包括所谓自觉型的流派,其名称都不是当事人自己标榜的,其命名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晚于流派本身的形成。
也就是说,流派实体先已形成,然后人们才为它命名并对其有所认识。
换个角度看,这样的逻辑恰好说明流派是由后来人的认识逐渐定型的,而人们的能动性并不仅仅是发现流派的实体,还会参与流派形成的主观进程。
宋代的学术流派就是在这样的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虽然宋儒门户之见甚深,宋代已经出现了学派的概念,并且至少在后来人的眼中,还有了为数不少的学派,但仔细检讨相关史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
⑨
柳诒徵:《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辑《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84—90页。
《道统辨》,《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辑,社说,第1页。
费密:《统典论》,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0页。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8,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6页。
熊赐履:《学统序例》,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3页。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59—363页。
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87页。
钟林斌、李文禄:《编者前言》;钱仲联:《〈桐城派研究〉序》,均见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感谢李广健教授和谢小强博士指示相关资料。
料,宋代学派的分界与脉络在清人的著作中才变得明晰起来。
这种清晰化同样与道统论有着密切关系。
所谓“孔孟后之道统,则孙夏峰《理学宗传》所列周子元公、程子纯公、程子正公、张子明公、邵子康节、朱子文公、陆子文安、薛子文清、王子文成、罗子文恭、顾子端文是也”。
①而强调道统,必然分别宗派。
清代各种宗传、学案,为数甚多,形成梁启超所谓专史中“惟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的局面。
②康熙时熊赐履著《学统》53卷,其《序例》云:“夫道也者,理也;理具于心,存而复之,学也。
学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显晦屈伸,遂从而出于其间。
有志者,是乌可不为之致辨乎?辨其学,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统以尊。
呜呼!此固吾儒事功之决不容已者也。
三代以前尚矣。
鲁、邹而降,历乎洛、闽,以逮近今二千余年,其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之故,众议纷 ,讫无定论。
以致标揭门户,灭裂宗传,波靡沉沦,莫知所底。
予不揣猥,起而任之。
占毕钻研,罔闻宵昼,务期要归于一是。
爰断自洙、泗,暨于有明,为之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
位置论列,宁严毋滥。
”熊自谦为“鄙儒”,“粗通章句,辄搦管为此,则夫谫陋之诮,僭逾之辜,极知在所不免。
然而生平卫道之苦衷,自谓可以对越往哲,昭示来兹而无愧。
”③作者是否鄙儒,自有公论,其卫道心切,则显而易见,因此所分宗派主观意识极强。
而黄宗羲、全祖望等人撰写《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派———面目皆见焉”,。
④
清儒讲宋学史,虽然各种宗传、学案事实上已在编织学派的谱系,可是直接标名学派的并不多见。
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和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与众不同,前者叙述整个儒学史,南北朝以前以人分,此后则以宗师姓氏加学派,冠名为某氏学派,如刘献之为刘氏学派,其下系以门生传人。
照此办法,宋代分为程子(二程)、胡氏(瑗)、张氏(载)、邵氏(雍)、朱子(熹)、林氏(光朝)、吕氏(祖谦)、张氏( )、陆氏(九渊)、叶氏(适)、陈氏(傅良)、陈氏(亮)等学派,元代分为金氏(履祥)、吴氏(澄)、许氏(衡)、刘氏(因)等学派,明代则分为宋氏(濂)、薛氏( )、吴氏(与弼)、章氏(懋)、蔡氏(清)、王氏(守仁)、刘氏(宗周)等学派。
个别在人派之下再以地域分,如朱子学派下又有朱氏建安学派和朱氏建阳学派。
不能纳入派分者则每代设“诸儒博考”。
也有记门人而不称学派者,如陈白沙。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专讲一地的理学流别,除按人分派外,因为地域限制,家传即为谱系,故多用家世学派。
这两种分法均出现因宗师同姓而学派同名的现象,容易混淆,而且过于琐碎,不易得到公认,后人很少沿用。
二、宗派的研究法
尽管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后者亦有今古文之争之说),⑤而且清儒在将宋学谱系化方面的确是浓墨重彩,可是并不等于说清儒的门户之见特深。
相反,“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
凡诸大师皆交相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3期
①②③④⑤《道统辨》,《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社说,第1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59页。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63—364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60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0页。
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
”①所以梁启超说,清中期以前,虽然有新学派、旧学派和新旧学派之过渡者,但“皆彼此忻合,未尝间然。
其始标门户以相排诋者,自陆陇其、熊赐履辈始”。
②而且仍是理学大系统内部的纷争。
至于朴学,虽有家法,却不立门户,③直到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不仅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别,在汉学内部,也划分吴、皖两派。
汉宋之争的展开,使得清代学人的门派意识明显加强,一些前此已经有人描述议论的派分更加凸显,与此相关的桐城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阳湖派、浙东学派等等,成为认识清代学术脉络越来越重要的概念。
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也是因为“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
清代整理历代学术,故“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④这番话换一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历代学术都经过清人的条理和谱系化。
江藩被指为门户之见过甚,其实只是取舍方面主观成见较多,而且完全按照派分归纳学人,很难安置得当(尤其是顾炎武和黄宗羲)。
他批评“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
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
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⑤并且以惠、戴两支组织全书,却并未具体标出吴派、皖派等等名目。
所以梁启超说:“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
”⑥章太炎是这样说的:清前期经术虽时有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
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
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
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⑦虽仍未标名吴派皖派,吴皖派分的确由此而得到加强。
江藩的述学引起方东树的极大不满,专门写了《汉学商兑》,其动机和目的,学人另有解释,读者自可判断。
有趣的是,方东树陈述江藩所罗织的宋学罪名以及他对受江藩的影响而鼓吹汉学之士的批评,都有门户问题,前者是三条罪名之首,所谓“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后者则是“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慑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
弃本贵末……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万斯同的《儒林宗派》认为,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出,《宋史》遂分道学、儒林为二传,讲学者递相标榜,务自尊大。
“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
”方东树不以为然,认为朱书“本以考实前辈师友学行,不没其真,以为来者矜式。
逮其后声气攀援依附,分立道学门户,此末流之敝,古今类然。
只可因时救正,而不得恶莠乱苗,并追咎于教稼者也。
”⑧这次汉宋之争的结果,反而是沟通汉宋或汉宋不分的调和论渐成风尚。
由好讲学派而论,傅斯年所说清代“所谓汉学,大体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⑨确有道理。
而章太炎的例子表明,晚清讲学术史的学派意识进一步强化。
只是最喜欢用学派来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①②
③
④⑤⑥⑦⑧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页。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78页。
所谓“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
见曹伯韩《国学常识》(三联书店, 2002年)第6页。
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
江藩等:《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4页。
《〈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章太炎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6页。
《汉学商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35、249页。
《性命古训辨证》,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3期
讲述学术史的还不是章太炎,而是梁启超本人。
如果没有这位新史学的发端者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中国的学术史很可能不会以目前那种派系纷呈的景象展现。
张荫麟悼念梁启超时对其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做了归纳,其中之一是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为中国学术之第一次重新估价。
而作为其“批评中国学术之结晶”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实第一部有系统之中国学术史”。
①梁文计划写16章,1902年发表了前6章,只到六朝隋唐的佛教,1904年续写第八、九两章,改题《近世之学术》,时间为明亡至清季。
而重要的宋明时期未能写成。
作文的目的在于求学术的进步和思想的统一,但是“统一者为全国民之精神,非攘斥异端之谓也”。
梁启超的宗旨立意,在“儒学统一时代”的开篇表达得最为明确:
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
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
当战国之末,虽有标新领异如锦如荼之学派,不数十年,摧灭以尽,巍然独存者,惟一儒术。
而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兹凝滞矣。
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
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
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
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
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
抑泰西学术,亦何尝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递衍递嬗,然其凝滞不若中国之甚者,彼其统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统一之也以他力。
所谓自力者何?学者各出其所见,互相辩诘,互相折衷,竞争淘汰,优胜劣败,其最合于真理,最适于民用者,则相率而从之,衷于至当,异论自息。
泰西近日学界所谓定义公例者,皆自此来也。
所谓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权力者,从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奖励于此,则有所窒抑于彼,其出入者谓之邪说异端,谓之非圣无法,风行草偃,民遂移风,泰西中古时代之景教,及吾中国数千年之孔学,皆自此来也。
由前之道,则学必日进,由后之道,则学必日退,征诸前事,有明验矣。
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
以此为主旨,他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史分为胚胎、全盛、儒学统一、老学、佛学、儒佛混合和衰落七个时代,并以其所处的当时为复兴时代,也就是第八时代。
从后来梁启超将第七时代改题为“近世学术”看,他似乎已经不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为衰落。
只是认为“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
梁启超讨论中国学术史与他提倡新史学一样,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关怀,即反对专制,鼓吹自由,因此其评判学术的眼光,自然倾向于反对一统,主张派分。
他以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列举了七条原因,即蕴蓄宏富、社会变迁、思想言论自由、交通频繁、人材见重、文字趋简和讲学风盛,尤其重视思想言论自由,认为政权之聚散影响学术思想特甚,由于周末权力四散,学者各称其道,不能容于一国,则去之而他,所以能够横行天下。
因此,他十分重视先秦派别千条万绪与学术极盛的关系。
他以《汉书・艺文志》所本刘歆《七略・诸子略》、《史记》太史公自序、《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为“专论学派”或“实为学派论之中心点”,将各篇提及的“家”、“流”、“说”均视为学派,并据以编制“先秦学派大势表”,将整个先秦学术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下又分正宗与支流,北派下则分为邹鲁(正宗)、齐(北东)、秦晋(北西)、宋郑(北南)四派,各派之下再分为若干派系。
此外,又以孔、老、墨三大宗为系
①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引自夏晓虹编《追
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统,孔学下分为小康、大同、天人相与、心性、考证、记事六派,老学下分哲理、厌世、权谋、纵乐、神秘五派,墨学下分兼爱、游侠、名理三派。
前者以地域分,后者以宗旨分。
复按时间顺序列一时期变迁表,第一期南北两派,第二期孔、老、墨三宗,第三期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第四期为分裂混合。
并以后一时期为“全盛中之全盛”,将其时学界大势的内分、外布、出入、旁罗四种现象统统视为“进步之证验”。
他批评后世曲儒以本派分裂为道术衰微,是“不知学派之为物,与国家不同,国家分争而遂亡,学术纷争而益盛。
其同出一师而各明一义者,正如医学之解剖,乃能尽其体而无遗也”。
各派后学从其所好任意去就,为思想自由达于极点,并不株守一先生之言;各派大师也往往兼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
梁启超不仅着眼于古代中国,还试图放眼古今中外,他将全球学术分为中国、希腊、印度三大派,“以地理论,则中国、印度同为东洋学派,而希腊为西洋学派;以人种论,则印度、希腊同为阿利扬族学派,而中国为黄族学派;以性质论,则中国、希腊同为世间学派,而印度为出世间学派。
”进而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长短。
即使在儒学统一、老学、佛学等时代,梁启超也好用派分的观念来看学术史,他认为汉儒流派繁多,可大别为说经之儒与著书之儒两种,并将各经传授本师列表,再分为口说、经世、灾异、训诂四家;老子之教遍天下之时,其中亦有派别,为玄理、丹鼎、符箓、占验四派;佛学则有十三宗,且各宗派多由中国自创。
尤其是对清代早中晚三期学术的派分及其流变的概括,虽然一些派别的名称并非由其首创,但是整体的叙述格局却由此而基本成形,对后世学人影响甚大。
关于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学派的分类与描述,以及列表比较南北学派的差异,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也可以找到影子。
①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所提倡的许多新思想新概念都受明治日本的影响,好讲学派则不然,相当程度上是他本人少年时的兴趣,后来又得到乃师康有为教育强化的结果。
梁启超早年为学海堂专课生,汉宋之争与汉宋调和,均与这里的人脉关系密切。
流风余韵,令其耳濡目染。
梁启超曾撰写过一篇万余言的《汉学商兑跋》,可惜文已不存。
②改投康有为门下,后者尤其好讲古今学术源流,且多用派分眼光,其门人张伯桢据1896—1897年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南海师承记》,可见康有为讲述汉魏六朝、宋元、明儒及清代学术,均标明学派,实际按学派寻求渊源脉络。
③其具体派分及源流与梁启超间有出入,而以学派为条理的做法则相当近似。
梁启超一生,无论在政治还是学术上,都是流质嬗变,而好讲学派却始终一贯,从未动摇。
他后来写《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儒家哲学》等著作,均强调派分之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并进一步归纳为系统化的方法。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讲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关于学术思想史分为道术史(即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四部,着重讲了第一部。
他提出将几千年来的各种道术分为主系、润系、旁系三类,所谓主系,是中国民族自己发明组织出来,有价值有权威的学派,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润系是继承曾做主系的学派做整理解释的工作,如汉唐和清代;旁系则是外国思想输入融合,然后演化成第二主系,如佛学。
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和纷纭错乱的表象,只要集中于主系,又抓住派分,便可以提纲挈领。
例如“做道术史做到先秦,最要紧的是分派。
”派分的主张各人不同,在梁启超看来,只分儒道墨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①②③《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104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姜义华、吴根 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0—5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