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_英文_严华成
- 格式:pdf
- 大小:639.45 KB
- 文档页数:11
促成年海马神经再生的新型抗抑郁药筛选
严华成;石磊;赵树进
【期刊名称】《华南国防医学杂志》
【年(卷),期】2012(26)5
【摘要】抑郁症是最常见的心境障碍,其发病率非常高,并且近年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3.4亿的抑郁症患者,每年有1000~2000万的患者有自杀倾向,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第二大致残因素[4]。
此外,抑郁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给家庭也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心理负担,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抑郁症的防治研究日趋受到重视。
【总页数】6页(P516-521)
【关键词】成年神经再生;抗抑郁药;海马
【作者】严华成;石磊;赵树进
【作者单位】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药剂科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Q421
【相关文献】
1.脑创伤后Hes1过表达对成年小鼠海马神经再生的影响 [J], 李帆;张振;杨新宇;任新亮
2.埃他卡林促进成年小鼠神经再生及其抗抑郁作用的研究 [J], 鲁明;杨菁喆;丁建花;
胡刚;
3.AQP4调节氟西汀的抗抑郁效应和促成年海马神经再生的作用 [J], 孔辉;丁建花;范益;沙洛林;孙秀兰;胡刚
4.成年海马神经再生与阿尔茨海默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J], 何娜;殷明;王泽剑
5.衰老导致成年海马神经再生衰退的相关机制研究进展 [J], 徐骊驰;王公明;徐淑香;张孟元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百合地黄汤对CUMS抑郁模型大鼠的作用及机理研究》摘要本文研究了百合地黄汤对慢性不可预见性轻度应激(CUMS)抑郁模型大鼠的作用及其潜在的作用机理。
实验结果显示,百合地黄汤可有效缓解大鼠的抑郁症状,改善其生理指标,且该作用与调节神经递质水平、抗炎、抗氧化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本文将通过文献综述、实验设计、实验结果和结论四个部分,全面展示百合地黄汤在CUMS抑郁模型大鼠中的作用及其机理。
一、文献综述近年来,抑郁症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慢性不可预见性轻度应激(CUMS)模型是研究抑郁症的重要手段。
而中医在治疗抑郁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百合地黄汤是中医经典方剂之一,具有养阴安神、益气调心之功效。
前人研究证实,百合地黄汤在治疗轻中度抑郁症方面有显著效果,但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百合地黄汤对CUMS抑郁模型大鼠的作用及机理。
二、实验设计1. 材料与动物:选用健康SD大鼠作为实验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所需百合地黄汤药材及化学试剂均购自正规渠道。
2. 方法:采用CUMS方法建立抑郁模型大鼠,实验组大鼠给予百合地黄汤灌胃治疗,对照组大鼠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观察并记录大鼠的行为学变化、生理指标等。
同时,采用生化检测方法检测大鼠脑内神经递质水平、炎症因子及氧化应激指标等。
3. 指标:观察并记录大鼠的体重、行为学变化、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检测脑内5-羟色胺(5-HT)、多巴胺(DA)等神经递质水平;检测脑内炎症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检测脑内氧化应激指标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等。
三、实验结果1. 行为学观察:实验组大鼠在给予百合地黄汤治疗后,焦虑、抑郁等行为明显改善,活动量增加。
2. 生理指标:实验组大鼠的体重、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较对照组有所改善。
3. 神经递质水平:实验组大鼠脑内5-HT、DA等神经递质水平较对照组有所上升,提示百合地黄汤可能通过调节神经递质水平来改善抑郁症状。
慢性轻度应激抑郁症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郭晓云;江开达
【期刊名称】《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年(卷),期】2007(34)4
【摘要】慢性轻度应激抑郁症动物模型适用于抑郁症发病机制及抗抑郁药物的药理学研究。
本文对慢性轻度应激抑郁症动物模型进行较系统的综述。
【总页数】2页(P216-217)
【关键词】慢性轻度应激;动物模型;抑郁症
【作者】郭晓云;江开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科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749.4
【相关文献】
1.慢性应激动脉粥样硬化动物模型和应激与AS的发生研究进展 [J], 陈铭泰;黄若兰;富文俊;王玲;欧莉君;张忠
2.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慢性轻度应激抑郁症大鼠糖水摄入量及脑单胺类递质的影响 [J], 郭晓云;崔东红;顾靖;俞瑾;江开达;李晓白;刘琼;吴根诚
3.食欲素A对慢性不可预见轻度应激抑郁症模型大鼠痛阈的影响 [J], 张如敏;李丹丹;王培香;杨春青;陈京
4.慢性不可预轻度应激抑郁症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J], 周敏
5.褪黑激素对慢性轻度应激性抑郁症大鼠TNF-α和IL-6含量的影响 [J], 薛延军;吴滢;赵涛;周志强;刘益仁;狄荣科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近10年有关卒中后抑郁动物实验的研究进展近年来随着卒中后抑郁的发病率与日俱增,有关卒中后抑郁的动物实验研究报道日益增多,相关文献层出不穷。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从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动物模型的建立,针刺干预,中药以及西医药物治疗卒中后抑郁等几个方面概述近10年有关卒中后抑郁动物实验的研究进展,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标签:卒中后抑郁;动物实验研究;综述卒中后抑郁(post stroke depression,PSD)是脑卒中后的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心理障碍,其患病率可高达20%~60%。
卒中后抑郁可严重损害脑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影响患者的预后情况,增加患者痴呆及自杀的风险,给患者的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压力。
现将近10年关于卒中后抑郁的动物实验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机制PSD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神经生物学、解剖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因素。
在20世纪80年代,Robinson等就提出,脑内参与情感调节的5-HT能神经元和NE能胞体位于脑干,其轴突通过丘脑和基底节到达额叶皮质,脑卒中病变累及上述部位可影响5-HT能神经元和NE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导致两种递质水平降低而引起抑郁。
Moller等利用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间接估计了5-HT受体活性,研究发现在急性卒中后5-HT神经递质出现代谢的异常,尤其在边缘系统和中缝核5-HT代谢的显著下降,可能与抑郁的发生相关。
临床上使用5-轻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缓解PSD的症状,进一步支持PSD与单胺类神经递质下降有关的观点。
Terroni等根据MRI研究结果显示病灶影响边缘-皮质-纹状体-苍白球-丘脑神经环,尤其是前额叶腹侧和背侧扣带回皮层、海马、杏仁核等易产生PSD,且以左侧为著,而这种情况未见于脑桥背部和小脑。
说明前额叶背外侧皮质环路在情绪的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脑内该区域白质纤维连接的改变可能也会影响情绪调节过程。
抑郁症动物模型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基于CiteSpace的
文献计量分析
杨加辉;罗小泉;林萌;罗涛;龚美富
【期刊名称】《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年(卷),期】2024(34)2
【摘要】目的借助文献计量学对抑郁症动物模型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热点。
方法本文作者从WoSCC数据库选取了近十年抑郁症动物模型的相关文献,并使用分析软件CiteSpace 6.1 R1(64⁃bit)Basic对相关的年度出版量、国家、机构、作者等进行分析。
结果通过分析本次研究纳入的文献可得知,近十年论文发表量呈现逐步增加并趋于稳定的趋势;美国发表的文章最多(256篇);Wegener Gregers是该领域中影响力最高的作者。
结论目前,该领域较多侧重于信号通路与治疗方法的研究,以确定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并探求更好的治疗方法。
本研究揭示了抑郁症动物模型相关的研究趋势与热点,以期帮助研究人员更好的了解最新情况。
【总页数】7页(P72-78)
【作者】杨加辉;罗小泉;林萌;罗涛;龚美富
【作者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33
【相关文献】
1.冼夫人研究文献产出现状与演进趋势——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
2.智慧养老服务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研究——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3.体育教师信念的国际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4.社交电商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慢性应激性抑郁症动物模型造模方法【造模机制】采用长期不可预见性:中等强度的电击,刺夺食水、冷水浸袍,反转昼夜节律等应激刺激,造成孤养动物处于抑郁状态,复制抑郁症模型。
【造模方法】1、动物及分组选用Wistar 成年雄性健康大鼠,体重180~220g。
利用旷场实验进行行为学评分,旷场实验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总得分低于30 分和高于 120 分的动物予以剔除,选择得分相近的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 3 组。
1 组:正常对照组 10 只,不加任何处理,每疮 5 只喂养;1组:慢度轻度不可预见性应激抑郁模型组 10 只,单笼饲养,第8日起,按程序给予应激刺激,每日腹腔注射生理盐水1.0ml:Ⅲ组:抑郁模型组十舒必利治疗组10 只,单笼饲养,第 8 日起,按程序给予应激刺激,将舒必利溶于 1. 0ml 生理盐水,按 32.5mg/kg每日腹腔一次性注射。
2、抑郁大鼠模型的建立按照 Katz 的方法略加改进,将明暗颠倒 24 小时,4℃冰水游泳、停水 24 小时、停食 24 小时、夹尾 1 分钟、30V 电压电击足底 5 秒、水平震荡5 分钟(160Hz)、40℃环境5 分钟,共九种刺激随机安排到27 日内,每日一种,每种刺激出现3 次,同种刺激不能连续出现,使动物不能预料刺激的发生。
对照组不予任何刺激,上述各组处理均27 天,其间进行行为学实验及糖水消耗试验,在第 28 天,即末次处理 24 小时后,断头处死,对治疗组、模型组和对照组进行各项指标的比较。
3、行为学测定敞箱实验(open-field test):敞箱装置由不透明材料制成.底面为75cm×75cm 的正文形并被等分为 25 个等边方格,周围有高 40cm 的墙壁。
7:30~12:00之间在安静的房间内进行此项实验观察。
将大鼠置于中心方格内,观察大鼠在 5 分钟内穿越格数(四爪均进人的方格方可计数,为水平运动得分),后肢直立次数(两前爪腾空或攀附墙壁,为垂直运动得分),彻底清洁敞箱后再进行下 1 只大鼠的观察。
抑郁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及评价〔1〕韩晓蕾;胡风云;田峰;石磊;郭晓杰;徐士林【期刊名称】《临床医药实践》【年(卷),期】2015(000)007【总页数】4页(P533-536)【作者】韩晓蕾;胡风云;田峰;石磊;郭晓杰;徐士林【作者单位】山西省中医学院,山西太原 030024;山西省人民医院,山西太原03001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太原 030001;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太原 030001;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太原 030001;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太原 030001【正文语种】中文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MDD)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疾病负担[1]。
尽管单胺类抗抑郁药彻底改变了抑郁症治疗,但目前的抗抑郁药仍然没有符合预期标准。
相当大比例的患者使用一线抗抑郁药治疗效果不佳[2]。
对于使用一线抗抑郁药有效的患者,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出现效果。
因此,目前迫切需要新的作用机制和更短起效时间的有效抗抑郁药。
尽管目前有一些抑郁症模型,但没有一个能完全包括抑郁症的所有特点。
此外,许多在动物实验中显示了抗抑郁作用,但在人身上却没有类似效果。
因此需要对现有抑郁模型加强精细化管理和划分,建立动物模型主要是根据抑郁症的病因,即早年生活刺激、社会环境应激、神经生化异常和基因遗传变异。
本文总结国内外文献,按此思路对常用的抑郁症动物模型进行分析总结。
动物的年龄不同,面对应激做出的反应也不同,儿童和老人更易于发生抑郁[3]。
研究发现早年生活的不良应激性事件,比如缺乏母爱、儿童虐待或忽视、父母离异等都是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素。
1.1 母子分离(MS)模型MS模型经典的做法是在动物出生后的前几周内将其与母亲分离,是养育障碍常用的模型。
母子分离会引起持久的神经生物学的改变,这种改变会持续到成年期引起抑郁样和焦虑样行为[4]。
这种抑郁样行为会在好几代人中传递[5]。
该模型制作简单,但对模型出现的症状分析较困难,可以用作抗抑郁药的初筛[6]。
浅谈四种常见的精神抑郁症动物应激模型检测方法与模型特点摘要:应激可以引起人类及动物的抑郁,而抗抑郁剂通常又可以纠正应激引起的异常行为。
因此,应激可以作为制造抑郁模型的手段。
其应激模型包括急性应激、慢性应激和慢性轻度不可预见性刺激模型等。
应激可以引起人类及动物的抑郁,而抗抑郁剂通常又可以纠正应激引起的异常行为。
因此,应激可以作为制造抑郁模型的手段。
其应激模型包括急性应激、慢性应激和慢性轻度不可预见性刺激模型等。
一、行为绝望抑郁模型(Model of behavioural despair)【基本原理】“行为绝望”模型是1977年由Porsolt等发展而来,包括大鼠、小鼠强迫游泳模型和小鼠尾悬挂模型,属于急性应激模型。
在强迫游泳模型中,大鼠和小鼠被放在一局限、且无法逃出的空间里游泳,开始时动物拼命游泳试图逃跑,随后处于漂浮不动的状态,仅露出鼻孔以保持呼吸,四肢偶尔划动以保持身体不至于下沉,这种状态被称为“行为绝望”。
小鼠尾悬挂实验是Stern等于1985年介绍的一种评价抗抑郁药的简单易行的实验方法,其原理与强迫游泳“不动”实验相同。
被倒挂状的小鼠为克服不正常的体位而挣扎活动,但在活动一定时间后,动物因“失望”而呈现间歇性不动状态。
为避免中枢兴奋药的干扰,呈现“假”阳性,需要同时配合开野法测定动物的自主活动,以提高采用此法筛选抗抑郁药的选择性和可靠性。
1、大鼠强迫游泳实验(rat forced swimming test)【建模方法】雄性大鼠,体重为160~180g。
将大鼠放入水深15cm的玻璃圆缸内(高40cm,直径18cm),水温25℃,使其游泳15min,32℃下烤干。
24h后重新将动物放入上述环境中游泳5min,测定动物在5min内累计保持漂浮不动状态的时间。
动物不动行为的评判标准为大鼠微卷躯体,但保持垂直姿势,鼻孔露出水面。
给药时间可根据需要延长,于末次给药后1h左右进行测定。
【模型特点与比较医学】大鼠强迫游泳实验的可信度较高,除了一些5-HT再摄取抑制剂之外,多数抗抑郁药在该模型中均能减少动物停止游泳不动的时间,且动物的实验结果与临床上药效显著相关。
近20年国内抑郁症动物模型应用研究
胡一冰;赵钢;姚倩;刘碧崇;张元
【期刊名称】《山西中医》
【年(卷),期】2008(0)S1
【摘要】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障碍之一。
近年来,抑郁症的发病率明显逐年上升,高发且难根治。
动物实验研究是抗抑郁药物筛选,抗抑郁药物作用机理、抑郁症病理生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对近20年国内抑郁症动物模型常用制作方法研究作一综述,为研究抗抑郁药提供一定的帮助。
1 应激模型1.1 行为绝望模型1.1.1 强迫游泳实验:Wistar大鼠,实验第1天。
【总页数】3页(P84-86)
【关键词】抑郁症;动物模型;应用研究;大鼠;病理生理学;强迫游泳实验;精神障碍;热应激;小鼠;重要方法
【作者】胡一冰;赵钢;姚倩;刘碧崇;张元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生物产业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332;R749.4
【相关文献】
1.近5年国内太极拳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J], 宋婕;陆颖;李洁
2.国内近10年中医药治疗抑郁症的文献计量分析 [J], 姚逸;伍晓丽
3.抑郁症动物模型在运动人体科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J], 韩雨梅;张波;贾怡;孟彦;向欢;田俊生
4.抑郁症动物模型在运动人体科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J], 韩雨梅;张波;贾怡;孟彦;向欢;田俊生;;;;;;
5.10种国内期刊正畸牙移动动物模型应用研究的统计分析 [J], 卢云;贵林;杨茜;张帆;吴志强;常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产后抑郁动物模型及行为学评价方法研究进展唐娅辉;曾贵荣;吴莉峰;王宇红;姜德建【摘要】Postpartum depression(PPD)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postpartum psychiatric syndromes. Because of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characteristics in PPD disease and the special period after childbirth, there are many clinical limitations in the study of this disease. Therefore,the prepa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a proper animal model closed to clinical and behavioral evaluation meth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y of its pathogenesis. This review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mmonly used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imal models and the behavioral evaluation method.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f PPD pathogenesis and for the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产褥期精神综合征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由于PPD疾病的复杂多变以及产妇分娩后所处的特殊时期,使得临床上研究该疾病存在很多局限性.因此,制备与建立临床接近PPD动物模型及行为学评价方法对研究其发病机制具有重要作用.本综述主要介绍了常用的产后抑郁症动物模型以及行为学评价方法,为深入研究PPD发病机制及药物开发提供实验方法.【期刊名称】《中国实验动物学报》【年(卷),期】2018(026)001【总页数】6页(P133-138)【关键词】产后抑郁症;行为学;评价方法【作者】唐娅辉;曾贵荣;吴莉峰;王宇红;姜德建【作者单位】湖南省中药粉体与创新药物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长沙410208;湖南省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新药药效与安全评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331;湖南省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新药药效与安全评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331;湖南省中药粉体与创新药物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长沙410208;湖南省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新药药效与安全评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331;湖南省中药粉体与创新药物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长沙410208;湖南省中药粉体与创新药物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长沙410208;湖南省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新药药效与安全评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3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Q95-33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 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是指产妇从开始分娩到产后出现的一系列抑郁症状,如悲伤、沮丧、哭泣、易激怒、烦躁、对生活缺乏信心等,严重者甚至有自杀或杀婴倾向。
327Neurosci Bull August 1, 2010, 26(4): 327-337. DOI: 10.1007/s12264-010-0323-7·Minireview·Behavioral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Hua-Cheng YAN, Xiong CAO, Manas Das, Xin-Hong ZHU, Tian-Ming GAODepartment of Neurobiology,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AS and Springer-V 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0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chronic, recurring and potentially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that affects up to 20% of the population across the world. Despite its prevalence and considerable impact on human,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pathogenesi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is the restricted availability of validated animal models due to the absence of consensus on the pathology and etiology of depression. Besides, some core symptoms such as depressed mood, feeling of worthlessness, and recurring thoughts of death or suicide, are impossible to be modeled on laboratory animals. Currently,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rely on either of the 2 principles: actions of known antidepressants and responses to stress. This review mainly focuses on the most widely used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including learned helplessness, chronic mild stress, and social defeat paradigms. Also, the behavioral tests for screening antidepressants, such as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tail suspension test, are also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major drawbacks of each model are evaluated. In prospective, new techniques that will be beneficial for developing novel animal models or detecting depression are discussed.Keywords: depression; animal models; learned helplessness; chronic mild stress; social defeat; forced swimming test; tail suspension testCorresponding author: Tian-Ming GAO Tel: +86-20-61648216E-mail: tgao@Article ID:1673-7067 (2010) 04-0327-11Received date: 2010-03-24; Accepted date: 2010-06-041 Introduction1.1 Depression: an unmet medical need Depression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mood disorders and affects up to 20%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1-3].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e-dicts that major depression will be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global disability burden by 2020[4]. Besides, the depres-sion-caused economic burden is estimated to be as high as $83 billion per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5]. Although great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since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pharmacological antidepressant (AD) medications in the 1950s, there are still many patients whose illness cannot be alleviated by current ADs including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TCAs),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 (MAOIs) and selec-tive serotonin and/or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and/or SNRIs). Moreover, for the case of response,the mood improvement starts only after 3-6 weeks of AD medication. These unmet medical needs require more efforts in finding novel and efficacious strategies for depression treatment.1.2 The importance of modeling depression in animals De-spite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its serious impacts,studies on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 are still prelimi-nary compared to those on the pathogenesis of other com-mon chronic and potentially fatal multi-factorial conditions,such as diabetes and Parkinson’s disease. The major ob-stacle is the restricted availability of validated animal models.Firstly, an ideal animal model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molecular, genetic and epigenetic factors that may lead to depression. By using animal models,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alterations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e-328Neurosci Bull August 1, 2010, 26(4): 327-337netic or environmental alterations and depression can be examined, which would afford a better insight into pathology of depression. Since no “depression gene” has been identi-fied to generate depressive symptoms in mice, stress still remain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2]. Secondly, improved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are indispensable for identify-ing novel therapies for depression.1.3 The criteria for the “ideal” model of depression Ideally, an appropriate animal model of human depression should fulfill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s much as possible: strong phe-nomenological similarities and similar pathophysiology (face validity), comparable etiology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om-mon treatment (predictive validity)[6-8]. Unfortunately, depres-sion is a heterogeneous disorder[9] and its many core symp-toms (e.g., depressed mood, feeling of worthlessness, and recurring thoughts of death or suicide) are hard to be mimiced in laboratory animals. The question therefore remains whether we can know a mouse is “depressed”. Actually, few models of depression fully fit these validating criteria, and most mod-els currently used rely on either actions of known antide-pressants or responses to stress[2]. Of note,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an “ideal” animal model of depression to exhibit all the abnormalities of depression-relevant behaviors, just like that the patients do not manifest every possible symptom of depression. In fact, anhedonia is the core symptom of de-pression[3] and most of the current models only mimic anhedonia.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model and a test. A model can be defined as an organism (non-human) or a particular state of an organism that repro-duces aspects of human pathology, providing a certain de-gree of predictive validity. A test,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only an end-point behavioral or physiological measure (read-out) design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a genetic, phar-macological or environmental manipulation[10]. In the present review, the currently used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are summarize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of them are discussed individually.2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2.1 Learned helplessness Certain types of human depres-sion are precipitated by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vulnerable individuals experiencing these stressors may develop clini-cal depression. In this aspect, stress can be used to induce depression-like symptoms in rodent animals. One of the well-validated animal models is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which the depressive-like state in animals is induced by uncontrol-lable and unpredictable electrical foot-shock stress[11-15]. Learned helplessness was first observed in the early 1960s when Richard L. Solomon, a graduate student of Dr. Mowrer, was testing whether or not the 2 processes of classical Pav-lovian conditioning and instrumental learning were in prin-ciple operationally separable and independent. He observed that moderately-extended experience with uncontrollable trau-matic events resulted in later unexpected behavioral changes. Thereafter, Overmier and Seligman found that exposure to an uncontrollable traumatic event for a total of 3-5 min distrib-uted over the course of a couple of hours resulted in dra-matic deficits in behavioral coping, associative learning,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they called these phenomena “learned helplessness”.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s from different laboratories, learned helplessness is induced in one day or over several days of repeated exposure[16]. Among the various methods of inescapable stress application, the well-established one is the use of tail shock[17,18], a triadic design (escapable shock, yoked-inescapable shock, and restrained control)[19] or foot shock in shuttle boxes[20,21]. Helpless be-havior is evaluated by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in an ac-tive escape paradigm, such as the latency to press a lever or cross a door[14]. For this mode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ice and rats should be noted. The shuttle box paradigm is com-monly applied in mice[21], while in rats, the experiment incor-porates lever press[22]. Animals with learned helplessness show several neurovegetative changes that are reminiscent of depression, such as altered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23], reduced body weight[24], diminished sexual behavior[24], and elevated levels of corticotrophin-releasing factor (CRF) and corticosterone[25]. By selectively breeding learned helpless and non-learned helpless animals, 2 different lines of rats could be established: rats that show congenital learned help-lessness (cLH) and rats that show relative resistance to learned helplessness (cNLH)[26]. The cLH rats show learned329 Hua-Cheng YAN, et al. Behavioral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helplessness without experiencing uncontrollable shock and they exhibit anhedonia and/or anergia under baseline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NLH rats are resistant to the effects of inescapable shock[27]. The establishment of cLH rats is a validation of the congenitally helpless strain, and serves as a useful model to stud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epression[6].Currently,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repeated dosing with ADs[28] or electroconvulsive seizure therapy (ECS)[29] reduces the latency to escape and decreases the number of animals that show learned helplessness. The specificity of this response appears to be very high and presently no com-pound that is clinically effective has failed to reverse help-lessness[30]. In contrast, a wide range of compounds (including benzodiazepine anxiolytics, typical neuroleptic chlorpromazine and psychostimulants, caffeine, am-phetamine, phenobarbital and ethanol) are not effective in ameliorating helplessness, suggesting that learned helpless-ness has some predictive validity at least as a model of ADs action[28]. Furthermore, treatment with AD is also reported to reduce various neurovegetative concomitants in these ani-mals[31].One advantage of learned helplessness as a model is that its symptoms are parallel to those of major depression, and most of them can be reversed by multiple acute (subchronic) treatment with AD (typically for 3-5 d)[32]. In addition, the cognitive (e.g., learning) and other behavioral outcomes (e.g., neurovegetative abnormalities) seem to be correlated, thus helping to understand the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in humans. These excellent face and predictive validities make learned helplessness an interesting model to explore the path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30]. Besides, this model can also be generally used to measure the escape per-formance of mice with different mutations, in which target genes of depression may affect the vulnerability to develop a depressive-like state[21,33].However, the major drawback of this model is that most of the depression-like symptoms do not persist long enough following cessation of the uncontrollable shock[9]. In addition, the paradigm may be carried out in different ways in varions laboratories[34]. Furthermore, different strains have different susceptibilities to learned helplessness after uncontrollable shock. For example, Kyoto and Charles River Holtzmann lines are the most susceptible to 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Harlan Sprague–Dawley is the intermediate, while Lewis, Brown Norway, Fischer F-344 and Sasco Holtzman are nearly resis-tant to the effects of inescapable shock[35]. For mice, uncon-trollable foot shock induces marked performance deficits only in some strains (e.g., BALB/cByJ and C3H/HeJ), whereas in other strains, the interference is the modest (e.g., C57BL/6J, DBA/2J and CD-1) or entirely absent (e.g., A/J)[36].2.2 Chronic mild stress (CMS) As is known, repeated pre-sentation of the same stressor usually leads to adaptation which can, however, be excluded by presenting a variety of stressors in an unpredictable sequence. Thus, the chronic stress procedure was developed. CMS paradigms aim to model a chronic depressive-like state that develops gradu-ally over time in response to stress, and they can provide more natural induction. The first CMS paradigm was intro-duced by Katz and colleagues, which was further developed by Willner[37-40]. 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most of the cur-rently used paradigms. Initial protocols included 3 weeks of exposure to electric shocks, immersion in cold water, immobilization, reversal of the light/dark cycl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stressors[37]. These series of stressors could cause an increase in plasma corticosteroid level and a reduction in sucrose preference[41], which suggests that chronic stress may cause anhedonia. However, this protocol has been rarely used since the original series of publications[37,38,41-43], mainly due to the raised serious ethical problems. The CMS model is then developed in an attempt to achieve the same endpoints as the chronic stress model, but in an ethically more accept-able manner. This revised procedure involves relatively con-tinuous exposure of rats[39,44] or mice[45] to a variety of mild stressors, such as periods of food and water deprivation, small temperature reductions, changes of cage mates, and other similar individually innocuous, but unpredictable, manipulations. Over a period (usually 3 weeks) of chronic exposure to mild stress, sucrose preference is gradually at-tenuated (sucrose preference is calculated as the proportion of sucrose consumption out of total consumption of liquid[46]), and the coat state is deteriorated (coat state is calculated as330Neurosci Bull August 1, 2010, 26(4): 327-337the sum of the scores of 7 areas of the body: head, neck, back, belly, tail, forepaws, and hindpaws)[47].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in our lab and others’, these deficits can persist for several weeks following the cessation of stress[34,39,48]. Moreover, CMS causes the appearance of many other symp-toms of depression, such as decreases in sexual, aggressive, and investigative behaviors, and a decrease in locomotor activity. In contrast, CMS does not induce the appearance of an 'anxious' profile in 2 behavioral tests of anxiety: the el-evated plus maze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test, suggesting that the behavioral changes are specific for depression[34,40].The reduction in sucrose preference, as well as other symptoms induced by CMS, can be gradually reversed by chronic, but not acute treatment with a wide variety of ADs including TCAs, SSRIs, SNRIs, MAOIs, atypical ADs such as mianserin, buspirone and amisulpride, and ECS[34,49]. Importantly, these ADs do not alter rewarded behavior in non-stressed control animals. In addition, the time course of the therapeutic improvement closely mirrors the clinical ac-tion of these agents (usually 2-5 weeks). Conversely, a num-ber of non-antidepressants are inactive in the CMS model, as has been predicted.The advantages of this model are its good predictive validity (behavioral changes are reversed by chronic treat-ment with a wide variety of ADs), face validity (almost all demonstrabl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have been reproduced), and construct validity (CMS causes a generalized decrease in responsiveness to rewards comparable to anhedonia, the core symptom of depression)[40]. Therefore,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CMS model is probably the most valid and the most widely used animal model of depression.However, the CMS model has 2 major drawbacks. One i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y in carrying out CMS experiments, which are labor intensive, demanding of space, and of long duration. The other is that the procedure can be difficult to be estab-lished in a new laboratory setting, and data can be hardly replicated across laboratories[40,49].2.3 Social defeat stress Although both paradigms men-tioned above are capable of inducing long-lasting behavioral, neuroendocrinal and neurobiological effects, they are of non-social nature. Since the majority of stress stimuli in humans that lead to psychopathological changes are of social nature[50],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stress in experimen-tal animal models is crucial. Social defeat stress paradigm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model in rodents[51-54]. Firstly, ex-perimental male animal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aggressive conspecific males. The intruders are rapidly investigated, attacked and defeated by the residents. To en-sure the desired outcome of the social conflict, residents usually have a higher body weight and are familiarized with fighting. They usually belong to a strain with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 of aggression[55]. After a few minutes of physical interaction, residents and intruders are usually separated by a plastic divider with holes, which allows visual, olfactory and auditory contacts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24-h period. The experimental rodents are exposed to a different resident aggressor each day for several days[51-54].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in our lab and others’, this procedure can induce many behavioral chang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such as decreased social interaction[51-54] and anhedonia[56], accom-panied with physiological, neuroendocrinal and neuro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stress. These changes are interpreted as signs mimicking certain aspects of human de-pression[55]. Worthy of note, however, is that the long-last-ing effects are observed only in single housed but not in socially housed animals[55,56].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behavioral and phar-macological tools in treating human depression are also ben-eficial for reducing the behavioral, physiological, neuroen-docrinal and neurobiological changes following defeat. Sleep deprivation[57], ADs such as clomipramine[58], imipramine and fluoxetine[51-54],as well as social interaction[56] can prevent many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stress. For this aspect, the social defeat stress is generally interpreted as a model of human depression. In addition, this model gives another va-lidity that only chronic but not acute AD administration can reverse the social aversion[59].However, this model has 2 major disadvantages. One is that a short period paradigm results more likely in the pheno-type of anxiety[60], since a previous report has indicated that 20 d of social stress is required to develop depression[61]. The other is that only male rodents can be used for this331 Hua-Cheng YAN, et al. Behavioral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model, since female rats or mice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in a resident–intruder confrontation[62].2.4 Other models Apart from the above 3 most widely used models, still many types are being used, such as pharmaco-logical tests and lesion model. Pharmacological screening tests are older models based primarily on mechanis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ADs and a range of other pharmacological agents. Rarely used nowadays, the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se tests for ADs activity is poor[34]. For the lesion model, chemi-cal or surgical lesions of the olfactory bulb could cause be-havioral abnormalities, some of which could be reversed by chronic but not acute AD medication. It is not clear, however, how bulbectomy in animals actually relates to depression in humans. It might simply result from a high intensity of chronic stressor caused by chronic sensory deprivation[15].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enetic approaches, mutant strategies provide a particularly valuable approach to dis-cover the potential targets of depressio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several lines of mice have already been generated to identify the roles of genes involved in depression,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different theories: the monoamine, the neurotrophin and the 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 hypotheses[10,33,63-66]. However, among the generated mutant lines, only a few can be regarded as genetic depres-sion models or as models of predisposition for a depressive syndrome after stress exposure (e.g., α2A adrenergic receptor knockout mice[65],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heterozygous mice[33], and cAMP response element-binding protein overexpressing mice[66]). In addition, a mutant mouse line that presents hy-peractivity or altered pain sensitivity may produce artefacts in many subsequent test situations. So the mutant strategies could not be widely used as animal models currently.Recently, Gourley and colleagues have developed a new animal model with chronic oral exposure to corticosterone (CORT), a stress-associated adrenal hormone, inducing per-sistent and long-lasting behaviors (including anhedonia and helplessness). These effects can be reversed by chronic AD medication[67-69]. Besides, prior CORT exposure also chroni-cally influences molecular targets that are implicated in nega-tive mood production, such as reduced adult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70],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and phosphorylated cAMP re-sponse element-binding protein (pCREB) in hippocampus[69]. Therefore, this model may provide a powerful tool for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 neurobiology of complex stress-associated depressive symptoms that persist long after stress exposure itself.3 Behavioral tests on AD activity3.1 Forced swimming test (FST) The FST, also known as forced swim test, behavioral despair test or the Porsolt test, was developed in 1977 by Posolt and colleagues in the rat[71] and subsequently in the mouse[72]. The FST has changed the way of drug screening for ADs. Although it works in sub-acute condition (30 min after drug injection), it does remain highly reliable in predicting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the tested compounds[73]. Presently, the FST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tool in depression research, more specifically as a screen for ADs[16,73]. The test i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that ani-mals develop an immobile posture in an inescapable cylinder filled with water. After AD administration, the animals will actively perform escape-directed behaviors with longer du-ration than animals with vehicle treatment. The apparatus and the typical procedures of FST for mice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for rats. For rats, the cylinder is 20 cm in diameter and 46 cm in height, and filled with water at the depth of 30 cm. The water temperature is kept at (24±1) ºC.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FST is unreliable in detecting the effect of AD on SSRI. However, this drawback has been over-come in modified FST, which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re-veal specific behavioral components of active behaviors, namely swimming, which is more sensitive to SSRIs and se-rotonin antagonists, and claming, which is sensitive to TCAs[74]. In rat FST, a pre-test of 15 min is needed, as rats usually dive in the first exposure and need to be familiarized. For mice, the cylinder in original is 10 cm in diameter and 20 cm in height, with water at the depth of 6-10 cm. The water temperature is kept at (21±1) ºC. For mice FST, one exposure is sufficient to generate a stable immobility readout that can be counter-acted by acute pretreatment with ADs[73]. Recently, the modi-fied FST for mice has been introduced. The cylinder size is adjusted to 19 cm in diameter and 45 cm in height, with water332Neurosci Bull August 1, 2010, 26(4): 327-337depth modulated to 23 cm, which could facilitate the stable immobility performance[51,73]. In the FST, subacute AD (including SSRIs) administration decreases immobility, with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climbing or swimming behavior[75] without altering locomotor activity in an open field test[16,76]. However, the psychostimulants, such as caffeine and am-phetamine which increase the general activity, can also de-crease immobility[77], suggesting that the spontaneous loco-motor activity can influence the immobility in the FST. Therefore, an open field test is usually needed to control the effects of drugs on locomotion.Moreover, in this test, different strains of mice or rats often show different basal responses[78,79]. DBA/2 mice, for example, do not have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and should not be employed in FST. On the contrary, the immobility time of ddY mice in 4-min testing is 200 s on average, which is the highest among the reported[73]. In addition, outbred strains of mice are more responsive to ADs in the FST than the inbred ones, but the inbred strains of mice can generally reduce the variability of performance[73]. Anyway, background strain is a crucial factor in drug discovery studies, because it might influence the detection of ADs with varying pharma-cological selectivity and mechanism(s)[80]. For example, among various strains, Swiss mice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the effect of serotonin (5-HT) and/or noradrenalin (NA), but the use of DBA/2 inbred mice is limited, due to the absence of antidepressant-like response in FST[81].The advantages of FST are that it is low-costing and is a fast and reliable tool to test potential AD activities with a strong predictive validity. Besides, it is readily automated, allowing rapid screening of large numbers of compounds[73]. The disadvantages of FST are that it has poor face and con-struct validities. Besides, acute treatment with ADs is effec-tive for FST, which, however,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clinical time course of their 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or construct validity is due to the acute and non-ecologi-cally relevant stressor that produces immobility behavior[6]. Nonetheless, the FS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used testing methods for screening ADs.3.2 Tail suspension test (TST) The TST, which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1985 to measure the potential effectiveness of ADs[82], shares a comm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behavioral measure with the FST. In this procedure, tails of rodents (mainly mice, although gerbils and rats are also used) are suspended using adhesive tape to a horizontal bar for 6 min, and the time of immobility is recorded. Typically, the sus-pended rodents are immediately engaged in several agitation-or escape-like behaviors, followed temporally by developing an immobile posture[83]. If ADs at doses are given prior to the test (usually 30-60 min prior to testing), the subjects will be actively engaged in escape-directed behaviors for longer pe-riods of time than after vehicle treatment, exhibiting a de-crease in duration of immobility.Like the FST, the advantages of this test are that it can detect a broad spectrum of ADs irrespective of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83], that its conduction is inexpensive, and that it is methodologically unsophisticated and easily ame-nable to automation. Thus, the use of TST has been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o assess AD-relevant behaviors. Although TST and FST share a common theoreti-cal basi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refore they c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some situations. For example, TST avoids problems of hypothermia or motor dys-function that could interfere with the performance in swim-ming test, while FST could overcome the tail-climbing prob-lem in TST[80,82]. In addition, the sensitivity and the pattern of dose-response to drugs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2 tests. For instance, imipramine had a U-shaped dose-response func-tion in FST while in TST, it has a linear pattern of activity over the same dose range[84]. Moreover, baseline immobility can vary substantially between the 2 tests. For example, Swiss mice exhibit 7 times less immobility in TST than in FST, while C57BL/6 mice do not have such difference[84]. By using the 2 classic behavioral models, we can get more convincing data to show whether the tested compounds have the predicted effects. The other advantage of TST, compared to FST, is that mice behave worse in water-based tasks, while they per-form as well as rats on a large scale of dry-land tests[85].Similar to FST, on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ST is that AD takes effect quickly, which is in contrast with chronic treatment with the same drugs in patients[83]. Another disad-vantage is that some commonly used inbred mouse strains,333 Hua-Cheng YAN, et al. Behavioral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such as the C57BL/6, might be unsuitable for TST due to their tendency to grasp with front paws and climb up to the horizontal[80].3.3 Other behavioral tests Besides FST and TST, there are many other tests. Novelty-suppressed feeding (NSF) test is a hyponeophagia-based behavioral test and provides an anxiety-related measure that is sensitive to the effects of chronic treatment with AD. The NSF also exhibit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as animal models for studying the neurobiol-ogy of the AD response[86]. The NSF elicits competing motivations: the drive to eat and the fear of venturing into the center of a brightly lit arena. Chronic, but not acute treat-ment with AD coul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animal’s la-tency to eat, while it does not affect the food intake of ani-mals in their home cage[87]. Furthermore, in the CMS paradigm, the latency can be elevated by stress, while chronic treat-ment with AD can reverse this effect. More interestingly, for NSF test, the latency is causally related to the adult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localized X-ray irradiation that would disrupt the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can block the effect of ADs on the latency in NSF test[48,87]. The physical state of coat assay and the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are usually used for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drugs on depressive animals. Coat state assay has been indicated as a good index of rat response to CMS[88, 89], as the coat state can be rapidly observed and the assay is reproducible. Usually, the total coat score is calculated as the sum of the scores of 7 different body parts: head, neck, dorsal coat, ventral coat, tail, forepaws and the hind-paws. For each body area, a score of 1 is assigned to animals whose coat is well-groomed and 0 for an unkempt coat[47]. Chroni-cally stressed animals exhibit a marked degradation of the physical state of the coat, and this can be tentatively ex-plained by a decrease in grooming activity. On the contrary, treatment with ADs such as fluoxetine, can reverse the coat state in depressive rats or mice. Reduced preference for sweet solution in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represents a loss of interest, fatigue and a loss of energy during depressive episodes, while this reduction can be reversed by treatment with ADs. The reduced sucrose preference has been used as a measure of anhedonia in the animal models of CMS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27,39].4 Future directions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human affective disorders into relevant tests in rodents,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establish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or at least the models with some core symptoms. The present review listed the most widely used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and be-havioral tests for screening AD activity. Also, the advan-tages and major drawbacks of them were discussed individually. As mentioned above, all these models or tests can induce anhedonia or identify the effect of ADs in rodents, but the main limitation is that the pathophysiological changes observed in these models might be the results of our manipu-lation (e.g., stress or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rather than the true manifestation of the depressive state of animals[10].Current progress in biology offers corporation of new findings into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 For exampl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genic and knockout strategies has in-creased interest in murine depression models[74]. Since de-pression is a multi-genetic disease and the number of genes potentially involved is larg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inac-tivation of one certain gene in mice cannot reflect all the features of the human disorder.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ge-netic modeling of depression-like syndromes in animals pos-sibly require a simultaneous targeted dysregulation of sev-eral gene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10].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epigenetic modification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 and AD action. In this point,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modeling depression in animals. Inde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lthough some mutant lines (e.g.,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heterozygous mice[33] and 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overexpressing mice[66]) do not present depression-like symptoms under baseline conditions, they are more ‘depressed’ following environmental stress, like the learned helplessness proce-dure or CMS. Additionally,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exual difference in behavior in future studies, since de-pression is twice as common in women as in men, although the vast majority of preclin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