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当代版的“中体西用”
中国的中体西用思想到现在已经有了150年时间。1861年，洋务派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提出了中体西用思想。而张之洞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张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当时之所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观，还是要反对维新派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维新派不仅主张在经济上要学习西方，在政治上也要学习西方。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这对于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显然是不能容忍的，这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不仅要丧失经济权力更要丧失政治权力。于是既得利益集团需要迅速找出一套理论来对抗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思想，阻止政治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成了最好的招牌。西方的科技要学习，但是在政治上是万万不能学的。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好的，西方科技虽能让国家经济富强，但是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西方的那一套万万不行，还要靠老祖宗。
当然面对西方一次次入侵，保守派的理论应者寥寥。毕竟那一套根本不能解决现实任何问题，既不可能在经济上自强，也不可能改变政治上的腐败，社会依然动荡不已。
于是这套理论在历史的大幕中，很快便沉寂了。
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在后来又不断的改头换面，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最新的版本可谓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定义，有人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有人说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也有人说是“渐进式道路”，为何现在对中国模式讨论的如此热烈，甚至有的学者已经迫不及待的宣称中国模式已经基本成熟。关键还是有些人已经感到了政治改革的压力越来越重，如果不能够迅速搬出一块招牌来应对这场压力，恐怕政改的呼声很难被压制下去。
中国模式这个命题产生的时机很好，中国的经济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这可是 “中国模式”论调者最大的资本，有了这张经济牌，便有了最大的底气。没有中国模式我们经济能够取得成功吗?要想经济继续发展，必须坚持中国模式，但细想想在中国模式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不正是市场在起调节作用吗?当今世界有多少国家不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呢?这恐怕不是中国的专利吧!我们在经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归根都没有离开市场这张手。我们的成功源于对计划经济的的抛弃，实行市场经济是我们重回人类文明的大道，这难道是中国特色?若非中国特色，又何谈中国模式。 当代，健全的市场经济，既离不开市场的调节作用，同时又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干预和指导。但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廉洁、民主、高效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基础，宏观调控要么成为某些政府内人士攫取私利的工具，要么导致资源的浪费。廉洁、民主、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到今天我们形成了吗?恐怕在很多官员眼中，除了钱与权，廉洁、民主、高效都不如一张擦屁股纸。
中体西用学习四方的政治制度
概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
历史背景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
浅谈“中体西用”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您的大名（安康学院XX系XX专业11级，陕西 安康 725000）指导教师：XXX【摘要】“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来讨论“中体西用”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关键词】中体西用 积极作用 消极影响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也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其灵魂是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天赋人权思想。“中体西用”就是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近代科技来弥补儒学的不足。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下“中体西用”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一、“中体西用”产生的积极作用1.中体西用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2.中体西用起到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3. 中体西用起到了启示人们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给人们的启示：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总而言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冲击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有助于近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二、“中体西用”产生的消极影响1. “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2. 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3. 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4.“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这一点是不是消极影响？你查下书，网上写的全是。。。）三、总结 虽然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参考文献]（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周安伯、严翅君、冯必扬著:《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5）罗炳良主编：《林则徐—四洲志》，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6）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7）李书源：《清末民初研究论稿》，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8）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浅谈“中体西用”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您的大名
（安康学院XX系XX专业11级，陕西 安康 725000）
指导教师：XXX
【摘要】“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来讨论“中体西用”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体西用 积极作用 消极影响
前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也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其灵魂是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天赋人权思想。“中体西用”就是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近代科技来弥补儒学的不足。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下“中体西用”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一、“中体西用”产生的积极作用
1.中体西用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