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史问题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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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中国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不仅对本国的未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也是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参考。
一、推进现代化需要坚定的战略意志推动现代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战略意志,这点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的国家从1949年开始对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鼓励人民学习现代知识,根据国情制定了一系列的现代化计划。
这些计划基本上都在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得到了认真、全面的实施,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实现现代化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中国政府十分注重科技创新,通过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提高研发水平,加快技术创新,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使技术创新成果贡献率稳步提高。
这种发展思路的始终如一,一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三、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合作对现代化的推进至关重要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合作一直很重要。
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本地的资源和优势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在与中央政府的合作中,地方政府不仅可以获取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投资,同时也可以为中央政府提供更多地区的实际情况。
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必须考虑环境保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环境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发生。
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保护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多的重视和投资,将为社会带来更大收益。
五、教育的发展是推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教育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教育的发展可以带来创新思维和技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教育成果的转化和推广也可以促进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已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证明。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作者:闫思彤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8年第11期【摘要】中国近代史的理论问题研究,一直是我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最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学术界的学者对我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探索的整个过程,有利于我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同时,对高等院校的历史学科教学也起着推动作用。
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本文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概述、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近几年,我国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思想也逐渐活跃起来,课题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学术气氛浓郁。
其中有些学术观点值得我们去探讨,这些观点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历史。
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历史分支之一,是融合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所孕育出来的产物。
这一历史理论的形成耗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时间,最后,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节点。
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间跨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时间区间节点。
这一结论认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基本理论之上,结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历史情况而最终确定的。
是以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势和社会性质为基础,加以验证而的出来的结论。
其特点完全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以此构建起了完整的历史学科体系。
在现今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理论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这些现代理论的应用对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对近代若干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推出了一些新的学术成果,并且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进行了深入。
1840年至186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资本主义国家席卷了全世界,在世界各地不断地摧毁由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家,使得整个原本分散的世界不断地进行聚合,整个世界的历史重新被人们所审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总结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新的历史理论。
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
近十五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具有丰富的理论成果,影响
了社会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
首先,近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以主要受语塑思想选取司马谷继体传统表达体系,重新审视“口述”的本质,指出了口述史的历史价值:视野突破、语言文字重构,以及口
述技巧、语塑考察等。
而其中,语塑思想则最为主要,它根植于书面历史叙述中文字布局,转移到口述史中,把语句修饰成口头言语,从而形成不同于文字史的口述史形式,尤其是
语言的落地效果。
其次,作为“口述”的一种特殊的传统,口述史对政治、宗教、家庭、聚落和地方伦
理视角进行了系统梳理,另外,以其中的《古典籍经文》、《神话传说》、《宗教神话》
等影响深远,引发出了“文字体系”与“口述史体系”的新议题,从而丰富了口述史理论
研究在历史视角上的内涵。
同时,近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开始结合文献学、社会史和口述史的新理论体系,注重口述史文本研究和广义口述史研究,从而构建口述史研究的新格局。
此外,近年来,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仍在发展,更注重口述史的文化性,借助社会学
的理论来进一步理解口述史的特征,以及口述史对历史和社会的影响。
总之,中国口述史理论研究在近十五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受益于司马谷的思想,也得益于文献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走向,为中国史学
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
现代史学研究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历史。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许多巨变,从封闭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历经战争、革命、改革等多次重大事件的洗礼。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的现代史学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历史专家和学者投身于其中。
一、研究方法为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学家采取了许多研究方法。
其中,最主要的是档案研究和口述史研究。
档案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借助于各种档案资料展开研究。
在中国,档案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随着一批批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开,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此外,还有口述史研究,它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和普通人的口述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以达到对于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二、研究热点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研究领域,其中有许多热点问题,值得研究者探讨和探究。
下面,将介绍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1. 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屈辱,从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走向独立和强大,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辉煌。
而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这一问题的热点在于,如何揭示中华民族强盛的历史根源,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档案研究和口述史研究外,还需要研究者的深入洞察和对于时代的把握。
2.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中国走向现代的重要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一问题的热点在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及其对于中国的影响与意义。
研究者需要通过对于近代史资料的研究和对于当今时代的洞察,有力地阐释这一问题的核心要素。
中国现代化论文中国现代化论一、引言中国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历史进程,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特点、问题和前景,以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二、中国现代化的起源和进程中国现代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是中国首次引入西方现代化理念和制度的尝试。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戊戌变法并未取得成功。
直到20世纪以后,中国才真正迈入现代化的道路。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主要通过对国家经济进行集体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的现代化成果。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中国彻底改革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个阶段是新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的创新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以及文化科技的创新。
三、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现代化并非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改革。
中国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又实现了人民的发展和幸福。
2.注重民生改善。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强盛,更重要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人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3.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国际合作。
中国坚持开放的政策,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
中国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
四、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转型问题。
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综述近十五年来,现代口述史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口述历史的方法论,口述历史的实践,口述历史的文本分析,口述历史的身份与政治。
口述历史的方法论:自20世纪70年代现代口述史兴起以来,研究者们一直在探索口述历史的方法论问题。
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向主体的口述历史方法论,该方法论强调从口述历史受访者的视角去分析历史问题,体现个人经验和观点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多元化对口述历史的影响。
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口述历史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之一,该方法数量化地分析口述历史材料,以更直观的形式呈现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的实践:这一方向主要关注口述历史的采集、处理、保存和传播等实际操作的问题。
近年来,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口述历史采集和处理的方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
同时,长期以来对口述历史材料的保存不够重视也得到了改善。
中国许多文献和历史档案中,都开始大规模地收藏口述历史材料,这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口述历史的文本分析:文本分析是口述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口述历史材料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研究者们使用不同的文本分析方法,如语言学分析、语篇分析、话语分析等,以揭示口述历史材料中的话语结构,描述其所包含的意义和世界观,并分析语言现象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
口述历史的身份与政治:关注口述历史材料中身份的建构和相关政治问题。
一方面,研究者关注受访者的身份和定位,并回应关于口述历史材料中社会身份、族裔、性别等多样性问题的疑问。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关注口述历史材料中的政治因素,探讨口述历史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生成、演化和传播,以及口述历史与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
总的来说,中国近十五年现代口述史理论研究的进展是十分显著的。
此外,虽然存在一些亚洲和欧美习惯的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但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也有了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不断推动着该学科的发展。
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现代化探析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转型。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内忧外患、革命与战争、建设和改革,历经曲折,逐步走向现代化。
本文将从国家建设和现代化两方面探析近现代中国的历程。
一、国家建设1.1 改朝换代在近代史上,中国多次改朝换代,主要因为政治制度不断发生变革。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但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已经完全破产,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和社会危机,这些不利因素催生了反清革命,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政府,并成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次大变革。
虽然解决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百年问题,但短暂的民国时期内,民国政府发生过多次政权更替,政治生态不稳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正式加入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彻底改变。
1.2 国家治理自1949年建国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到九年义务教育,发动过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这种大规模的改革不可避免会带来相应的代价,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动荡,但改革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1982年,中国颁布了新宪法,明确了中国的行政结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的构成。
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宪法下,中共改变了其思想体系和经济政策,并在政治上采取了开放政策。
这些改革措施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现代化2.1 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开放的政策实行外向型经济,引进国外的投资和技术,努力提高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地位。
此外,中国实施的重大政策措施也促进了经济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之一、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们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深入挖掘和对不同角度的审视,逐渐展现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全貌,以及各个层面上的各种动态和矛盾。
首先,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以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为特点,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创新。
研究者们借鉴了西方历史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并在这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研究方法。
例如,社会史中的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以及具有批判性的文化史研究,都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研究者们关注了中国近代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问题。
从农民、工人、商人到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等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他们的生活状态、观念和行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者们还关注了国内外关系、城市化、社会运动等诸多社会问题,进一步拓宽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领域。
第三,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对于历史记忆和社会认同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发生了重大改变。
例如,对于晚清时期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评价,以及对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新解读,都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建立了重要的桥梁。
研究者们通过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等渠道,积极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研讨。
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向公众传播研究成果,以提高社会对于历史的关注和理解。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在理论、方法和领域的拓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研究领域在深化对历史的认知,推动历史学乃至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思考。
近十年国内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刘云【专题名称】宗教【专题号】B9【复印期号】2005年06期【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3期第121~126页【作者简介】刘云,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 730070)【内容提要】本文就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主要梳理了在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综合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现代化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等方面学者们的观点。
最后,作者还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伊斯兰教/中东现代化/研究综述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在中东研究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代化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等多方面的社会转型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东历史与社会中的特殊性,中东现代化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伊斯兰教。
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学者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另一些学者则从政治或经济或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国别的角度对某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个案研究。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综述。
一、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的综合研究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现代化进程都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我们首先要谈彭树智先生和他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本著作首先提出的,但这本著作的出版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从理论、方法、视角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而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很大的推动。
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是不盲目地相信某些“理论”,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中东的整个现代化进程。
书中当然有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
如彭先生认为,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时,不能简单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儒教、佛教等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类比,因为伊斯兰教有其独特的特点,如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传统,公平的商业性经济传统,交往的世界性传统等。
第27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11月 Vol. 27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5
────────── 收稿日期:2005-03-09 作者简介:闫永增(1965-),男,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 74 -
近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史问题研究述要 闫永增 (唐山师范学院 政史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从现代化的含义、动力、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范式的转换等方面,综述近年来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史学动态,肯定了史学界的现代化研究对于拓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实现学术创新产生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史;现代化;含义;动力;传统;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5)06-0074-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这对于拓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实现学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就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的几个要点问题予以综述。 一、现代化的含义 关于现代化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罗荣渠把现代化的含义归纳为四类:一是指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工业化;三是指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四是主要指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接着,罗荣渠对现代化的含义从历史的角度作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强调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并针对中国史学界“近代化”和“现代化”混用的情况,提出了应先对“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名称正名, 认为不宜使用“近代化”一词,应当统称为“现代化”。[1] 乔志强、行龙不同意“近代化”、“现代化”两词混淆不分,也不同意罗荣渠的“现代化”的统一名称,认为“现代”或“近代”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结合国内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为避免词汇理解上的异义,把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称之为“近代化”,更为妥贴和符合实际。[2] 虞和平把自1840年至1949年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化。[3]其研究的总体对象是工业社会史。[4] 周积明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认为这与划分“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不同。也不同意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分别规定为“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认为这包含着理论上的失误以及概念应用上的不可操作性。现代化不是独一模式,而是多模式的,也不能规定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模式,不能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所要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说成还处于近代化阶段而尚未开始其现代化进程。强调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此种概念上的混乱,显然是不能允许的。[5]
吴承明认为,“现代化”与“近代化”为同义语。讲历史,多用“近代化”,涉及当代和21世纪,故用“现代化”。[6]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7]
李文海也说,中国近代化,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8]
虽然史学界关于现代化概念的理解迄今未有定见,但是对于现代化的基本认同在于现代化运动的多维性以及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是工业化,甚至引申出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且,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无论是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还是“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其所揭示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近代的资本主义化。许多学者在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这一现代化过程时,往往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同义而用。之所以出现概念使用上的不同,源于中国近代和现代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使然。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阶段的划分,是论者们基于各自的理解,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对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范围的概括和描述。 二、中国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动力问题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闫永增:近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史问题研究述要 - 75 - 20世纪50年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用“挑战—应战”模式,提出外力驱动说。我国的台湾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区域现代化研究中,借鉴了“挑战—应战”模式,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外力冲击。同一时期,大陆学者掀起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强调内因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根据。 罗荣渠认为,由于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的不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可大致概括为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即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的现代化,我国属于后者,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罗荣渠亦称之为“外诱的现代化”或“传导性”现代化。[1] 虞和平不同意罗荣渠“传导性”现代化的说法,认为“传动性”现代化可能更为合适。一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3]并指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一个主要动力。[9] 吴英指出,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概括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很难说是确切的,并容易引起错觉,似乎西方国家充满善良愿望去帮助后发国家,而后者似乎依靠西方国家就有了实现现代化的便捷道路。尽管现代文明的基本样式已经在早发国家成形,并对后发国家有着一定的示范性效应,但对于后者来讲,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从目标、模式到道路的选择,都必须结合国情与国际格局变化情势进行内在创新,而非照搬、移植所能奏效。[10] 吴承明以近代新工业产生为例,说明新工业的出现,当然是西方冲击的反应,但就每项工业的产生说,都不是来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就当时“求强”“求富”的思想和“机船矿路”路线来说,也不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它们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解放,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潮。[11] 许纪霖、陈达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然而也应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12] 许苏民主张中国现代化的“内发原生”模式,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一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一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作者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13]
就目前而言,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程度。“冲击—反应”模式虽然包含合理成分,但因过于强调外因而受到中外学者的批评。“内发原生”模式片面强调内因,并不为史学界所认可。“传动说”的推出以及对“外诱现代化”说法的质疑,无疑在强调内因的不可忽视和外因的不可夸大,以及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不可否认,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生与发展的状况及其情势,只有通过中国的内部因素及其变革才能产生效果,因此,应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内外因素的作用给予恰当的评价,二者不可偏废。 三、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早期研究者中,许多论者认为传统因素与现代化是直接对立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成分。近年来,传统与现代化相对立的观点遭到质疑,特别是在日本、东亚“四小龙”强势发展之后,新儒家文化风行一时,人们开始重新检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罗荣渠认为,中国儒教文化就整体而言是反现代化的,但中国的改革儒学具有适应时代改制维新的内容。儒家伦理中蕴涵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儒家思想中蕴涵许多“实践理性”的东西,这可从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整个东亚的重新崛起得到实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传统是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现代化的大变革必然要更新和发展传统。因此,继承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要超越传统。[1]
吴承明主张应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反对“传统—现代”两分法模式,指出把传统的东西视为完全消极的,而且是与现代化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未敢苟同。[11]
虞和平认为,传统社会因素并非与现代化绝对对立,其内部包含着某种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这种潜在适应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