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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赏析《桃花源记》六种英译文［摘要］译者的主体性是近来翻译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等三方面。
本文试从译者的主体性角度赏析林语堂、Davis、方重、罗经国、孙大雨、谢百魁等六人的《桃花源记》英译文。
［关键词］翻译；译者；主体性；《桃花源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我国古典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它以诗体形式写成，笔法凝练，陈述低调而富于诗意，音韵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为世人传诵。
国内外众多译者各展才华，为我们奉献了琳琅满目的精彩译文。
林语堂、Davis、方重、罗经国、孙大雨、谢百魁等六人对《桃花源记》英译文就各有千秋，富有代表性。
一、译者的文化地位问题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上世纪80年代，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
上世纪70、80年代以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中文化学派提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翻译就是文化‘改写’（rewrite），‘改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等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使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译者的主体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查明建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中对“译者主体性”作了这样的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1］19-20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常青认为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三方面。
［2］53本文试图从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性三方面赏析林语堂、Davis、方重、罗经国、孙大雨、谢百魁等六位译者的《桃花源记》英译文。
论林语堂的翻译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
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On Lin Yu-tang’s TranslationAbstract: Lin Y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Key words: Lin Y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
林语堂与文学翻译（一）引言说起林语堂，最能打动人的地方要数他的英文创作了。
作为作家，他那“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又深感惭愧”的娴熟的英语，为他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有的作品还被美国大学选为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倚为了解中国之必读。
的确，在国际文坛上，这位“幽默大师”凭他的写作实力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居的林语堂主要以英文写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是他的“两脚踏东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起林语堂，人们就会想起他用英文写的《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诸多作品。
多年来，他的英文作品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评价。
而他的翻译理论和作品相对来说受到忽视。
笔者认为，他的文学翻译作品也很重要，同样是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文就林语堂的文学翻译理论及翻译作品进行分析，从另一方面对他的文学成就进行评估。
（二）林语堂文学翻译理论林语堂祖籍福建龙溪，1895年出身于一基督教家庭。
他从小聪明好学，曾就读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而又留学海外，英文功底深厚，对他以后从事英文写作和翻译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他写了很多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书，加上在西方社会生活多年，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对中英文的掌握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完全有能力搞文学翻译，然而他却把自己的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中去。
这是因为，翻译只是对别人作品的再创造，不能脱离原著，而写作是自己的原创造，作者可以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感慨。
林语堂那放荡不羁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愿在别人的字里行间游走。
从林语堂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生观。
尽管如此，同许多当时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文化巨子一样，林语堂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翻译领域，有若干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作品问世。
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有《论翻译》、《论译诗》等。
其中《论翻译》对翻译理论阐述得更系统、更具体。
林语堂《开明英文读本》多元文化解读作者：鹿彬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4期⊙鹿彬［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 450014］摘要：本文通过对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能力的解读，选取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和思想家林语堂作为研究个案，以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英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分析林语堂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能力以及该套教科书蕴含的多元文化培养方向等内容；解析林语堂的教育成就和林语堂的意念教学法，探讨《开明英文读本》多元文化知识构建的方式、途径和特点，展示《开明英文读本》的编撰特点，特别是课程内容整合方式方法和多元文化知识构建方式，以及林语堂在教科书编撰过程中融入的多元文化和谐观、教育观、渗透观、史学观等教育理念；同时，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开明英文读本》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提出林语堂《开明英文读本》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编撰启示，为课改背景下的“一纲多本”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依据和建议。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林语堂《开明英文读本》教科书多元文化整合众所周知，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教师首先应具有多元文化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如何培养教师的多元文化教育思维和能力？对于中学生的多元文化视角和批判性思维，教师该如何切入和开展？在当前课改的背景下，教师该如何提高中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应用能力？教材该如何处理好主流社会文化与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而随着当前社会各阶层对英语应试教育模式和受市场影响明显的教科书编纂等方面的强烈不满，又使得“民国”英语教科书成为热议的对象。
这反映出社会环境对教材编撰提出新要求，期望现今英语教科书突出学生的本位观，也是对当前教师多元文化教育能力提出了全新的理解和要求。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选取“民国”时期林语堂编撰的《开明英文读本》英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从多元文化教育角度解读林语堂多元文化教师教育能力，通过解析林语堂赋予教科书的多元文化能力的培养目标，为当前英语教师提供崭新的参考和学习视域。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林语堂《脸与法治》英汉对比之事例异同焦阳 天津外国语大学摘 要：林语堂作为我国著名文学家，不仅创作了《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脍炙人口的长篇作品，在小品文领域也颇有建树。
尤其是林先生亲自撰写翻译的中英对照版，更是值得深入研究。
其中《脸与法治》与其英文版What is Face？在选择事例方面不尽相同，本文分为相同事例和不同事例两部分，从文化不同，政治敏感，语境替换三个方面简要探究事例增减的原因。
关键词：林语堂；脸与法治；翻译作者简介：焦阳（1994.1-），女，汉族，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6-018-02引言：《脸与法治》是林语堂的经典中英小品文之一。
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曾说过，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而林语堂先生的这篇《脸与法治》，将面子，权势以略带嘲讽的文字说了个通透。
脸面问题，虽在中国十分普遍，但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
林语堂先生所撰英文版What is Face？虽在事例行文方式有所不同，但所述主题均为“面子问题”。
林语堂先生作为双语写作大家，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洋溢着大家风范。
而其撰写了中英双版的文章，更具有翻译研究价值，此文中英文对照版随均为林先生撰写，但几乎脱离了翻译的条条框框，几乎是重新进行了写作，尤其在事例选择方面值得细细体味。
一、相同事例在中文版的《脸与法治》中和英文版的What is Face？中，林语堂先生均选择用第三人称视角描写了一段“部长贵人开车超速”的故事。
其描绘出了“有头有脸”的贵人开车超速，被巡警拦截后的几种可能情况，将贵人“长脸”不同阶段使用递进的方式进行了不同的描写，以诙谐幽默的语气对这种“长脸”行为进行了讽刺。
不仅如此，林语堂先生还在中英双版中选择保留另外两个占有一定篇幅的事例，分别为“大兵船舱抽烟”和“飞机超载”两个事例。
林语堂文学译介模式解读摘要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文化产品的产出过程处于历史条件下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网之中，该理论可分析涵盖翻译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社会关系。
本文运用该理论中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解读林语堂文学外译行为中的权力关系和意义共建，考察林语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内外动因和具体策略。
本文提出，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可以用于探索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对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外译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生产场域；林语堂；文学译介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凭借其深厚的中英文语言功底与繁复的思想谱系，既可在《左手孔子，右手老子》中将孔子和老子聚为一炉，也能在梦想家的灵感中写就《奇岛》，让中国、希腊、美国并肩于乌托邦的世外桃源。
他的小说《京华烟云》用英文写就，后被翻译成中文，译著如《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堪称无人能超越的翻译经典之作。
他自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①被誉为中国文化译出的典范；汉学家高本汉认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和《京华烟云》是报导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非常宝贵的著作；②黄忠廉则认为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
③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呈现出其鲜明的主体特色他对原著进行创造性发挥，即对原著进行编译、节译或夹述夹译。
这些编译或节译行为貌似违背了传统翻译观忠实和对等的原则，却畅销海外，广受目的语国家读者欢迎，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笔者认为，林语堂的翻译行为既涉及译者的主体抉择，又涉及影响其翻译行为的客观社会文化因素。
近年来，布迪厄的社会学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受到翻译研究者的青睐，在过去20年里被广泛应用于口笔译研究，推动形成了翻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翻译社会学。
该理论克服传统社会学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独立，以相关性原则探讨主客观因素在实践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转化的现象与逻辑。
2001年6月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un.,2001 第22卷第3期 Journal of Chenzhou T eachers C ollege V ol.22N o.3林语堂翻译文本的文化解读李永康(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湖南郴州 423000)收稿日期:2001-01-22作者简介:李永康(1965-),男,河南固始人,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生。
摘 要:关于翻译文本的评价,传统译论主要致力于两种文本的比较,分析翻译手法,体会翻译的效果。
这种注重文本内因素的做法往往使不同的评论者对同一译本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文化翻译理论舍弃了文本语境,而是把文本的评价纳入一个总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从跨文化交流的效果来评判翻译文本的得失。
根据相关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林语堂翻译文本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翻译文本;文化语境;跨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42(2001)03-0066-04 林语堂的“中文是漂亮的中文,英文是典雅的英文”,“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
两者都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性’,是文之至美”[1]。
林语堂提倡白话文,提倡用现行的语言,他在《语丝》杂志上刊登的幽默小品,清顺自然,朴素简洁,充满了机智恢谐,盎然趣味。
他的中文散文文笔简约,恬静的艺术潜质直追《世说新语》、《阅微堂笔记》。
其英文自由流畅,精巧圆熟,状物叙事,栩栩如生;立论排议,言简意赅,稳重老到的笔墨堪与英语散文名家斯威夫特、培根相媲美。
纽约艾迈拉大学(E lemira C ollege )校长在给林语堂颁授荣誉学位时,盛赞林语堂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说林“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 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 ”[2]。
一个中文作家,其英文写作令英美人士嫉妒、羡慕并绝望地自叹弗如,其双语、双文化能力(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proficiency )自然不容怀疑。
于是便有人促狭地想,既然有这些能力,让林语堂翻译自己的作品好了,看看其译文是“鲜花着锦、列鼎烹油”般的辉煌,抑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
一翻资料还真令人疑窦顿生:林语堂英文之作大部分是由别人译成中文的,而且林氏对译本首肯的甚少,他甚至声明对其作品“劝国内的作家勿轻易翻译”[3];有研究者认为,部分其亲自捉刀的(严格上说是改写的)中文作品“与其英文原作在对应关系上的确不够准确,因而不能说是很好的译文,但他们是流利生动的”[4]。
既然高水平的双语、双文化能力不足以造就高水平的译文,那么影响译文或译文评价的因素一定别有堂奥,至少林语堂对此十分明了。
幸而林译《浮生六记》提供了一个洞察的窗口。
《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5]原是清嘉庆年间苏州文人沈复的一部自传,因其生动地记述了作者的婚姻爱情、家庭变故、闲情逸趣及山水游乐而广为流传。
林语堂对作者所秉持的朴素而纯真的情趣,享受的自然而恬静的生活心仪已久,怀着讽喻劝世和传播文化的目的,易稿不下十次,于1935年将其译为英文,并陆续刊载在英文《西风月刊》及《天下月刊》上,同年在上海出版了英汉对照本。
译文在西方引起不小的轰动:“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民之深也。
”[6]在国内,林的译本也被誉为“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一个翻译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典范”[7]。
一、方兴未艾的文化翻译理论正当国外读者对林语堂的英文译作和创作作品如痴如醉的时候,不少国内双语学者对林的译文文本与源语文本进行了比较,结论是林语堂将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复杂的事简单化,简化后还要仔细解释。
路人皆知的社会情况,一挑即明的风俗人情……就得一一说来”,“在西方走红的一系列‘中国人’写的‘中国书’,中国人看了,不知好处何在,碰了西方读者哪根神经”[8]。
有人更怀疑林语堂的文化立场,认为“可惜的是他在西方文化经典的重压之下,无形中放弃了平等对话原则,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9]为什么一种译本激起不同读者的不同反应?为什么一个译者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在文化壁垒间来往驰骋的“战车”,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成了“跑冒滴漏”的“破拖拉机”?传统的翻译标准,从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到严复的“信达雅”、许渊中的“三美”、傅雷的“传神”、钱钟书的“化境”、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从泰特勒的“翻译和原则”到奈达的“传意、达神”、纽马克的“读者反应论”、费尔梅的“忠实、等值的翻译”,都摆脱不了“翻译标准绝对论”的影响,都是站在文本的高度上,而不是超越文本来比较文本,尽管不少人已注意到文本语境之外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例如奈达)。
持这些标准的人,要么从源文本(S ource text)或的文本(target text)角度,要么从源读者或的读者的角度,当然也有从源文化或的文化的角度去评訾译本,由于理论话语的不平等地位,造成交流失败。
于是翻译标准具有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弹性尺度,既无法对译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也不足以指导翻译活动的实践。
文化翻译理论的出现为解决翻译标准的纷争,解释译文的手法及得失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工具。
文化翻译是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认识翻译活动的一套理论,国外有人称为“Intercultural C ooperation”(H olz Mantlari,1984:171)、“Aculturation”(Andre Lefevere, 1992)、“Culture Equation”(Lance Hews on et al1991: 111)或“Culture Return”(Snell.H ornly,1988),国内学者一般称之为“文化翻译”。
尽管这一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已经开始关注自然、语言、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类所处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也是跨文化交流必要性的根源。
坚持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的观点,认为“语言表达文化现实,语言体现文化现实,语言象征文化现实”[10](P1-2),因此翻译活动要“从重视语言的转换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过渡[11]。
文化翻译活动是超越文本的,翻译活动体现了原作、作者、译者、译作、读者诸要素的互动(interaction)关系,一个翻译活动从译者对原作、作者的了解开始,到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为结束。
(翻译活动诸要素关系可参考下图)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的语读者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的语读者--++注:+有联系,—无联系[12]对译文的评价标准具有相对性,不仅要考虑的语及双语读者的反应,还要参考源文化与的文化的差异度、源文化与的文化的文化地位、译者的文化倾向与翻译策略、读者层次等因素。
我们认为满足任何一部分读者的需求的译作都可列为佳作,因为“学者可以评判译者是否博学,任谈到一部译作的吸引力,那些受过教育并不博学的广大读者才是最具权威的法官”[13](P133-135)。
诺伊贝特(A.Neubert)提出以文本为出发点,不仅要考察译文中文本与词语、句子以及文本与翻译方法的关系,而且要考查翻译过程与结果,认为文本是语境、过程和结果的三合一关系的产物,提出研究翻译既然是研究文本的形成过程(textualisation),就必须考察以下因素:(1)相关语言的一对一机制;(2)源语与译语的文本特征;(3)译语的语境、意图、目的和要求;(4)文化、社会与交流习惯的差异;(5)知识结构的文化差异;(6)共同知识的范围与构成;(7)读者对文本的期望;(8)源语的信息内容;(9)译语文本的可接受程度。
[14](P88-95)所以,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时导致一系列翻译思想的转变。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形式/意义、直译/意译、原语/译语、作者/译者等两分法)要让位于整体的、格式塔式的随具体情况而变异的思维方式;翻译的多维性,似是而非和矛盾冲突是翻译研究的的基础;其次,文本不再是对原文文本的字与句的临摹,而是一定情境、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三,文本不再是语言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15]。
总而言之,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跨文化交流。
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的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的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视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只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16]。
二、文化翻译观照下的林语堂翻译文本 在林语堂的翻译文本中,直译、意译、音译、注释、省略等多种手法都得到了适当的运用。
所以从文化翻译手法上看,是无法说明其文化翻译倾向的。
虽然可以说林译有迎合西方人口味,在文化上有归化的嫌疑,但《浮生六记》的译文中能原汁原味地体现中华文化的译笔却不在少数。
例如他将“八股文”译为“traditional eight-legged essays”,“童媳”译为“child laughter-in-law”,“拇战”译为“wine game”,“马褂”音译为“magua”,甚至连“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都被直译成:“It is difficult to be water for one who has seen the great seas,and difficult to be clouds for one who has seen the Y angtze G orges”。
这种不遗余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但让人不能放心的是读者特别是没有或缺乏中华文化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能否对此了然于心。
其实,即使是林译中采取了意译、替代等手法的译文,也不能定性为文化归化,因为这些译法都是特定的情形造成的。
例如,他把“无馆”译为“out of job”,“仙子”译为“nym ph”,“将交五鼓”译为“in the small hours of the m orning”等,这些都是在翻译的语中无法找到对等词汇,迫不得已采取的变通译法。
对这些,批评家也找不出更好的译法。
事实上,从文化倾向上看,林语堂的译文呈现的是一幅文化交融的图像,源语与的语文化的交织构成其译文特色,如他将原文中的“四两烧酒”就译成了“four ounces of cheap strong alco2 hol”,“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译成了“I was born in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11th m 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