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识冲突_印度瓦朗加尔区引进转基因种子的社会学分析_阿肖克_甘巴姆

全球知识冲突：印度瓦朗加尔区引进转基因种子的社会学分析

阿肖克·甘巴姆印度农业自引进绿色革命技术以来，高产品种的采用和相关农作物管理新方法已经成为有关生产和农村社会生态转型的讨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５０年来，对于农业新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的广泛运用的社会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已经有很多研究做过考察。但是，这些研究很少把重点放在农民决定采用新技术、接受新种植方法的社会学和文化方面，以及在实验室、种田农民、以知识为基础的转基因技术对当地种植知识体系的影响等之间的信息差（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ａｐ）方面。本文将考察以下问题：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农民采用转基因种子？农民如何感知、评估和理解农业新技术？一方面，这些新技术对农业技能性的增强（减弱）有何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又如何影响农业社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转基因棉花种子在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瓦朗加尔区卡达旺迪村（Ｋａｄａｖ－ｅｎｄｉ）的推广，将作为一个解释案例。２００６年，笔者曾在那里做过种族学田野研究。

扩散与剥夺现代化理论家认为，通过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通过变革和改造这些社会抵制技术变革的陈旧社会结构”（Ｐａｒａｙｉｌ，２００２，ｐ．１１７），可以使传统（发展中）社会转型为现代（发达）社会。他们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欢迎西方的知识、技能、制度、价值观、技术和资本（他们认为这些使西方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人类学家伊丽莎白·伯德（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Ｂｉｒｄ）将西方发展设计师的设想描述如下：

首先，这些发展规划者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想要什么；其次，他们想要的正是“我们”所拥有的；第三，“他们”还没前进到可以让自己完全沉湎于反弹的程度；第四，纪律、谨慎和克制是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品质（引自Ｅｓｃｏｂａｒ，１９９５，ｐ．１５９）。

这种关于技术知识和诀窍在全球扩散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缺乏创新

阿肖克·甘巴姆（AshokKumbamu）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加拿大和印度农业采用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对农民的社会学意义。他最近发表的作品如下：《贱民的战略和自治社区建设》[载《社区发展期刊》（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009年7月]；

《生态现代化和“基因革命”：印度Bt棉案例研究》[载《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6年12月]；在《当今人类学》

（CurrentAnthropology）上发表的讨论农业去技能化的短文（2007年12月）。他还在发展和全球化等领域发表过数篇论文和书评。Email：akumba-mu@ualberta.ca

①全球知识冲突：印度瓦朗加尔区引进转基因种子的社会学分析和发展新技术的能力，而这正是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所需要的。《世界发展报告（１９９８—１９９９）》的作者就说：“穷国和穷人与富国和富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他们缺乏资金，而且在于缺乏知识。知识创造通常成本高昂，这是它们在工业国家产生的原因”（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９，ｐ．３）。据世界银行权威人士说，“知识像光一样无形，没有重量，可以很容易地被传播到全世界，照亮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９，ｐ．３）。这种陈腐的设想认为，不管社会经济集团和阶级的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如何，技术知识的扩散都会促进他们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这导致了批评者将技术扩散称为文化单一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谋划，目的是无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而形成同质化（ＮｅｄｅｒｖｅｅｎＰｉｅｔｅｒｓｅ，２００１，ｐ．９８；Ｓｏ，１９９０，ｐ．３３）。埃斯科巴尔（Ｅｓｃｏｂａｒ，１９９５，ｐ．１２）就认为，这种关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创新能力和形成新知识体系能力的陈旧和非历史的观点，让真正的问题非政治化了，掩盖了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如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跨国公司的支配地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和严格的专利制度（Ｓｏ，１９９０，ｐ．５８）。在埃斯科巴尔看来，西方知识以各种发展项目的形式传播，导致了非西方知识体系的边缘化，使之失去了存在的资格，鼓励了“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暴力”（Ｅｓｃｏｂａｒ，１９９５，ｐ．１３；另见Ｅｓｃｏｂａｒ，１９９２）。循着同样的思路，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尖锐的技术批评家范达娜·席瓦（ＶａｎｄａｎａＳｈｉｖａ）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是启蒙运动思维和实证主义的结果，宣扬了主宰大自然的观念，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Ｓｈｉｖａ，１９９１）。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过程中所采用的新技术，为这种与现代化相关的扩散论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这种扩散论假定，技术扩散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缺乏创新和落后的问题（Ｐａｒａｙｉｌ，２００２，ｐｐ．１２３–１２９；Ｙａｐａ，１９９３，ｐ．２６５）。确实，采用新技术已经被预测为农民的理性选择，采用者被认为是进步的或者说有素养的，是农村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积极动因（Ｐａｒａｙｉｌ，２００２，ｐ．１４３）。然而，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绿色革命开始以来，多位农业问题学者已说明，农业新技术已经被用作资本向农业渗透的工具，引发社会和生态矛盾，加快了农民中的分化过程。已经分化的农村结构和与此相关的权力不对称关系就像惩罚犯人的脚踏车，加快了新技术的传播（Ｂｙｒｅｓ，１９７２，１９８１；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１９７７；Ｆｒａｎｋｅｌ，１９７１；Ｇｒｉｆｆｉｎ，１９７９；Ｈａｒｒｉｓｓ，１９８７；Ｓｈｉｖａ，１９９１）。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随着转基因种子时代的到来，农业投入和产出商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种子产业地位不断巩固，研究和开发也趋于垄断化。因此，新技术已经被利用，成为社会不平等及新技术引进国家对研发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不断再生产的手段（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８８；Ｙｅａｒｌｅｙ，１９８８）。生物技术的发展，通过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作物及种子即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强化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控制。但是，只要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收集和保存种子以备将来之用，资本便很难有机会一劳永逸地将种子商品化。种子的自然特性使“对其商品化成了一种生物性障碍”（Ｇｏｏｄ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ｄｃｌｉｆｔ，１９９１，ｐ．９２）。为此，生物技术已经被有选择地利用，以便一方面将生产资料（种子）变成不可或缺的商品；另一方面利用专利制度保证公司的利润。换言之，大公司一直在利用生物机制和司法机制加紧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掌控（参见Ｇｏｏｄ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ｄｃｌｉｆｔ，１９９１，ｐｐ．９０－９３）。看来，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

２９阿肖克·甘巴姆背景下的基因革命，正在大大加剧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席瓦（Ｓｈｉｖａ，２００１，ｐ．６９）认为，对农民来说，种子“不仅是食物和将来农作物的来源，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宝库”。种子是当地农作知识体系的储存库。农业中庄稼人的本地知识体系，包括有关物理环境、习惯生物分类法（或者说分类系统）、最佳耕作方式的知识，以及所有这些知识的实验性质（Ａｌｔｉｅｒｉ，１９９０，ｐ．５５３）。根据地理条件和农业气候条件选择、收集、保存并使用种子，是代代相传、逐渐累积的知识来源（Ｓｉｌｌｉｔｏｅ，１９９８，ｐ．２２９）。获得、保存和分享有关自然过程和生产程序的当地知识，是农业技能的核心所在。在农业中，技能掌握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ｋｉｌｌｉｎｇ）是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的关键内容之一。而且，这种本地知识体系不是由任何私人或者企业所占有，而是作为一种集体知识体系发展。集体知识的这种分享，可以推动农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强化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此外，通过社会文化实践保存本地知识，有助于复制和增进初级产品生产者与大自然之间的亲密互动。确实，一个人精通这种实际的农业知识，可以大大增强其自尊，提升社会地位，提高在当地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这种知识嵌入在能提升社会地位的日常社会文化实践之中。在农民保存和分享种子的社区，这种相互依赖的社区关系在后代“掌握技能”的过程中起着“传递信息的社会渠道”的作用（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２，ｐ．６１９）。可是，如果种子变成社区外部关系中的商品，它也就通过延伸而成为社区内部生活中的商品。商品化使掌握技能的程序过时，最终会导致社区关系的削弱。就此而言，一个社区中任何物品的商品化，都将瓦解围绕其形成的现存社会关系，并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促使社区其他物品的进一步商品化。种子的商品化，使农民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因为如果农民无法利用他们的集体知识培育新种子，农民的技能水平就会随着当地品种多样性的减少而不断下降（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２，ｐ．６１９）。由于农民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持者，是本地土地景观和水体景观的专家，在日常生活中与大自然互动，是通过与自然保持可持续的关系而懂得生存之道的、从事有机农业的环保人士，所以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剥夺农民的农业知识的过程是不可持续的过程，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生态影响。因此，生物技术等全球知识体系的传播，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无害的。它将剥夺人们的本地知识体系，拉开初级产品农业生产者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卡达旺迪村的案例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引进新种子过程的社会学动态，以及农民逐渐与本地生产资料、知识体系以及与大自然疏远所产生的影响。

卡达旺迪村引进转基因种子２００６年，卡达旺迪村家庭总数为１４０６户，其中１１３８户为有土地农民，２６８户没有土地。在瓦朗加尔区迪瓦卢普拉分区，卡达旺迪村历来是种植水稻的村庄，农民世代以来曾一直种植几个本地的品种。然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引进杂交水稻品种。７０年代后期，在杂交水稻品种普遍推广之后，安得拉邦海岸地区农民移居该村，他们最先采用新稻种，并引进了棉花。起初，少数移居来的村民种植本地棉花种子，但在８０年代初，村民引进“杂交４号”（Ｈ－４）和Ｖａｒａｌａｘｍｉ等杂交棉，作为经济作物种植的棉花在该地区开始涌现。到了８０年代中期，所有本地棉花品种已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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