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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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国之重器后(司)母戊鼎与四羊方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后期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后期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后期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后期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后期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后期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后期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藏品图片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用途:炊食器所处时期: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出土时间:1939年出土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6张)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84千克,四足中空。
用陶范铸造,鼎体(包括空心鼎足)浑铸,其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
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后母戊鼎用陶范铸造,铸型由腹范、顶范、芯和底座以及浇口范组成。
鼎腹的纹饰有可能使用了分范。
鼎耳后铸,附于鼎的口沿之上。
耳的内侧孔洞是固定鼎耳泥芯的部位。
也有人认为鼎耳先于鼎体铸造,然后嵌入铸型内和鼎体铸接。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
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
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耳侧以鱼纹为饰。
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
220作者简介:秦欣欣(1988— ),女,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文博研究。
东汉末年,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国大地,佛造像亦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开始了其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灿烂历史。
佛造像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受不同历史阶段政治背景、宗教发展、文化艺术以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朝代体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混乱和充满变革的时期,更是佛教文化深入传播发展的时期。
长期动荡的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社会安定的向往,对普度众生的期盼,佛教在这一时期进入兴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基本遍布中原。
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
佛教文化的发展促使了佛造像雕塑艺术在这一时期日益繁荣,大量的佛造像出现,开窟造像,斫石刻像,成为一时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向中原地区风格演变。
从北魏时期的粗犷古朴、安静内敛的风格逐渐过渡到后来俊秀瘦长、飘逸洒脱的“秀骨清像”风格,发展至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期,又逐渐向风格多变向敦厚朴实过渡,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南北朝佛造像的典型形式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由于在时间上跨度过大,经历了王朝数度更替,统治阶级重视的程度不一,以及所受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前后有着明显的区别。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不断进步,形式上更是丰富多彩。
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水平远胜于之前,甚至某种程度上讲不逊于唐、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造像艺术风格精彩纷呈,各有千秋,“秀骨清像”“面短而艳”“曹衣出水”交替占据着那时的艺坛。
石刻造像是随着石窟的流行而出现的,开始以大型造像为主,之后开始流行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其风格、特征与同期石窟造像基本一致。
北朝时期盛行小型造像、造像碑等,北魏早期佛像头部出现水波纹发譬,多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年代较早的纹摺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摺密而柔软。
一、中国传统佛像雕塑发展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佛教雕塑等方面的艺术创造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在各大佛教圣地、寺院等地方都能看到栩栩如生的佛像雕塑,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代石匠技艺的高超,塑造的这些佛像是为弘扬佛法,为佛教修行而为。
中国的传统佛像雕塑源于深厚的文化氛围中,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历史悠久,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体系,这从传统佛像雕塑的作品中都能体现出来,这是雕塑艺术的精髓所在,融汇着雕塑独有的特色,这些雕塑记载着中国文化的演变,凝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
1、传统佛像雕塑产生最早的佛像产生源自于古希腊文化,其雕塑技艺的传入对中国传统佛像的出现有着深远的意义,这让中国的传教艺术家和民间石匠都为之震撼,吸取希腊的人体艺术表现形式,以人物形象来表现佛。
当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思想的形成让中国的艺术家们认识到制造和供奉佛像能积累功德,是高超的修行,因此建造制作佛像的热潮由此开始。
2、传统佛像雕塑流传佛像艺术传人中国后,最先在新疆地区出现佛像,最早的风格以粗放线条为主,色彩单调,风格粗糙。
随着佛像雕塑的流传,受到中国民间工匠的再创造,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像雕塑,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像艺术成为划时代的成就,这些在《历代名画记》中有所体现,那时所创造的佛像真实体现人们生活理想、审美情趣,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典型特征。
到了北魏时期受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发展迅速,此阶段佛像造型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成为里程碑,有着鲜明时代特征。
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明显转变,让中国佛像雕塑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五代宋之后,在佛像中还出现许多罗汉雕塑,此时的佛像已吸收了浓厚的中国色彩,融合中华民族特有的风格,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二、各朝代佛像雕塑造型1、北魏时期雕像特征北魏时期雕塑的佛像最著名的莫过于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其规模巨大,气势宏伟,是北魏时期佛像雕塑的代表作。
北魏时期受南北战乱的影响,人们都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因此那个时代的佛像雕塑都有尊贵无极珍的地位,让佛像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官民都造佛像保平安。
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中国有着古老的文明,远古的中国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较高的艺术天分,且形成传统,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雕塑主要分为实用性、宗教信仰、建筑装饰及墓葬陪葬等主要类型。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八大风格特征,主要为:原始朴拙意象风,商代诡魅抽象风,商代诡魅抽象风,汉代雄浑写意风,佛教理想造型风,宋代俗情写真风,帝陵程式夸张风,民间朴素表现风。
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点发展出以装饰性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这些器物多由原本的实用意义渐渐地转变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另外还有建筑的装饰雕刻,南朝王陵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
其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以外,还反映在明器和宗教造像艺术上。
明器即随葬品,其中雕塑作品占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的造像,最为著名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和唐三彩的陶马,这些于当时并非纯粹的艺术品,它们有着较强的实用性,代表着活人及动物而陪葬。
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十分突出,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无论是明器,宗教造像还是建筑的雕刻,都反映了普遍的传统优久的装饰趣味,云岗大佛、南朝的石辟邪、相同时期的佛像对称的坐姿,袈裟的衣纹处理无不显示了浓厚的装饰性,经过处理的佛像包含了一种和蔼的亲切却又带有一种非人间的神秘感,原因在于,装饰不同于真实却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装饰增强了佛像的严肃及神秘气氛。
中国古代雕塑有明显的绘画性。
绘画性的表现不注重雕塑的体积、空间、块面,而是注意轮廓与身体衣纹线条节奏和韵律,而色彩本身的变化也加强了这些雕的空间和体积感。
受绘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佛像所表现的是线性语言。
经过高度的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雕塑相比,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以平面表现,且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没有立体和空间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通常雕塑表面平滑,没有西方雕塑的细微起伏和明暗变化。
源自中国雕塑的装饰性,中国古代雕塑不追求再现,追求表现物象,孕育中国雕塑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也因而形成中国雕塑高度的异象性,了解中国艺术的切入点在于中国绘画,中国画不画光影,色彩仅表现固有色,造型与画面效果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和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
文献综述汉语言文学历代观音造像研究一、引言中土佛教也叫像教,其信仰是与对神像的崇拜分不开的。
否交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深奥抽象的教义总是与或画或雕的具体形象相互辉映,并且伴随着不同朝代的特殊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在不同时代的观音形象中,既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深刻印记,又集中了中国民间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要求。
二、主题参考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在学校图书馆的综合书库、期刊室、中国期刊网上搜集的,主要是关于观音造像的一些文章和书本。
在此,根据参考的内容,我将我所参考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如下:关于国外观音造像的的一些概念和观点,主要是参考的是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立大学艺术系硕士研究生Mary Virginia Thorell于1975年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印度教对波罗和斯那王朝时期观音雕像的影响》[181]。
该文首先对观音信仰的起源、发展特别是印度佛教后期的密教观音信仰情况做了追述,重点对古代印度波罗王朝(大约公元750-1197)和斯那王朝(大约公元1095-1202)[182] 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研究,揭示了印度教对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观音造像的影响。
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东方艺术史专业的Tove E. Nevile女士所著的《十一面观音:它的起源和造像》[183]对密教观音信仰中非常著名的十一面观音信仰做了深入的研究,书中收集了采自印度、柬埔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中国汉族地区、朝鲜、日本等地的十一面观音造像共67种,对这种特殊形式的观音信仰的起源、造像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时间上从古到今,地域上则涉及到南亚、东南亚、东亚等许多佛教流行的国家和地区。
Chutiwongs的《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观音造像》[184]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观音造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全书分六章,分别是印度与东南亚的文化关系、佛教故乡的观世音、缅甸的观世音、泰国中部地区的观世音、古代柬埔寨的观世音、占婆[185]地区的观世音。
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
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
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
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作品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我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
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
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
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
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
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
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
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
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
(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二、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
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
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
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
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
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
谈云冈石窟的佛造像艺术及其美学风格摘要:我国拥有较多的佛像石窟,这些佛像石窟反映时代更迭变迁、佛教的推广以及佛造像多地域、多民族的艺术融合。
本文主要分析了云岗石窟的佛造像艺术特征,以及它的美学风格。
希望可以普及在欣赏佛教造像时对他们艺术特征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正确认识在佛教造像艺术中古代劳动人民的审美价值和美学风格,从而提升我们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云冈石窟佛造像艺术美学风格引言:云冈石窟是我国石窟艺术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它位于我国的山西大同,因为云冈石窟蕴含着诸多文化价值,所以给山西大同带来了雕塑之都的美誉。
云岗石窟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时代,它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也融合了古印度、西域和中原各民族的艺术特征,它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中的代表作之一。
云冈石窟因为自身的佛造像艺术和独特的美学风格具有较大的鉴赏价值,而被广泛誉为在艺术领域里的独树一帜的“云冈风格”。
一、云岗石窟中的佛造像艺术云冈石窟的形成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它是随着佛教在我国的不断推广,经过较长的历史演变逐渐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云冈石窟在不同的时间段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
早期的云冈石窟主要是由北魏高僧昙曜主持开凿的,当时因为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位高僧在建造的时候一共凿刻了五尊佛像,分别对应着当时北魏的五位皇帝。
这个时期的佛像雕刻主要是同当时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在造像方面一般采用的是三世佛,在造型上可以看到佛像的特点是佛像高大,眉眼细长,八字胡须,面相圆润,鼻高。
这时候的佛造像主要表现出雄伟庄严,刚劲稳健的特点。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琢的鼎盛阶段。
中期的佛造像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和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并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等故事。
在造型方面,佛造像的面部比较丰满,秀丽而庄严。
不同的是在凿刻的时候,服饰加入了的汉式大衣风格,开始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在行制方面也加入了比较多的美丽图案。
化·生活 博物馆记强国之梦 复兴之路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主席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提出“中国梦”的政治理念,国博因而也成为“中国梦”的发源地。
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珍藏着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遗留,诉说着这个古老国度曾经的苦难和辉煌、历史和发展。
而如今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不得不让人回想起这段辉煌的开端,67年前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新中国成立了。
文:陆杨博物馆简介从地铁天安门东下车,能看到马路南面有一座宏伟的大型建筑,这里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博的工作人员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912年,隶属于文化部,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光辉历程。
国博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120余万件,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国博的陈展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国际交流展和临时展览组成。
基本陈列有“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
专题陈列有“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艺术”、“中国古代瓷器艺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等。
还有不断更新的国际交流展和临时展览。
文:陆杨第一座国立公共博物馆说起国博的历史,则要追溯到民国初年。
工作人员介绍说,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国内的一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234些社会文化名流积极倡导和努力兴建博物馆。
北京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博物馆也就是国博的前身,是由著名教育家、时任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经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热心策划。
1912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
1917年因张勋复辟,不得不暂停,后迁往故宫的端门与午门。
博物馆前后筹备了14年,以太学的辟雍礼器等古物百余件为基本陈列品,共征集到展品上万件。
佛像的分类与造型样式一、佛像的历史与起源佛教艺术源远流长,其起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的传播而逐渐发展。
佛教造像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释迦牟尼的弟子阿难为记忆和崇敬释迦牟尼,开始为其塑造形象,由此开启了佛教造像的历史。
在佛教中,造像是为了表达对佛的尊敬与信仰,同时也有助于信众观想和禅修。
不同地区的佛教流派和民族在造像艺术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些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和创新。
二、佛像的分类与特点1.汉传佛教:汉传佛教造像深受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影响,具有写实风格。
其佛像造型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注重面部表情的刻画,力求表现出佛的智慧与慈悲。
2.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造像则受到古印度及本土艺术的影响,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其佛像造型夸张,强调肌肉和动态的表现,使用鲜明的色彩,展现出活力与力量。
3.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的造像风格较为简单,以朴实自然为特点。
其佛像造型通常较为简化,注重内在精神的传达,而不仅仅是外在形象的塑造。
三、造型样式1.大小:不同大小的佛像反映了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通常,较大的佛像代表较高的地位,如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
2.比例:成功的佛像造型比例和谐,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与整体比例协调。
这需要雕刻师对人体的结构和比例有深入的理解。
3.颜色:颜色在佛像造型中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通常,金色代表神圣和庄严,白色代表纯净和清净,黑色则代表苦难和业障。
四、案例分析以乐山大佛为例,它是中国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高71米。
其造型伟岸,面容庄严,展示了佛的慈悲与智慧。
大佛的塑造工艺精湛,比例匀称,是汉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
五、现代佛教艺术发展与创新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艺术也在不断创新和演变。
现代佛教艺术不仅继承了传统造像技艺,还融入了现代元素和审美观念。
同时,艺术家和佛教徒也更加注重佛法的传播与普及,使佛教艺术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六、结论了解和认识不同种类佛像的造型样式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尊重佛教艺术及其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竣工重新开馆后
举办的重要专题展之一,旨在通过不同时期、地域、质地的佛造像文物精品,
展示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
公元1世纪,在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
陀罗地区。
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
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
艺术体系。
佛造像,是带着宗教情感的艺术创作活动,其工艺手法多样。
本展览汇集
的佛造像艺术精品,既有简洁质朴的古印度造像,又有华丽庄严的藏传佛像;
既有中亚遗风的彩塑泥像,又有中土气韵的木雕造像;既有窖藏出土的石刻精
品,也有海外回归的石窟瑰宝。
其中早年被日本山中商会盗凿流失海外刚刚回
归国家的山西太原天龙山唐代石刻菩萨坐像,姿态生动,衣纹流畅,是盛唐石
窟雕塑的杰出代表;特别是高达两米的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像,是国内博物馆首
屈一指的藏品,其雕刻之精、造型之美、体型之大,实为罕见,可称是精美绝
伦。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造办处制作的藏传佛像,造型优美、工艺精湛,
实乃汉藏交融的艺术杰作。
本展览的多数展品属首次展出,这些展品中有利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
集专项经费”抢救的流失海外的重要佛造像,有国家文物局2010年2月划拨给
国家博物馆的金铜佛像精品,有商借青州博物馆的石雕佛像,还有国家博物馆
馆藏及近年新征集的佛像精品。
这些展品充分展示了佛造像产生与发展的历
程,体现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文化内涵、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观者既可
领略到佛造像的艺术风采,还可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佛造像艺术所蕴涵的深邃的
佛教哲理。
前言
公元前6世纪,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地区。
在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下,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佛教造像。
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造像不断吸收、融合中国古代艺术精华,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造像艺术体系。
中国古代佛造像的题材、质地和工艺多样,各具艺术魅力。
本展览中的山东青州石造像庄严俊美,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菩萨坐像洋溢着盛唐的气象,明代永乐、宣德宫廷制作的藏传佛像形态优美、工艺精湛。
尤其是宋代的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造型优雅,雕琢细腻,是中国古代木雕佛造像的不朽之作。
这些精品艺术地表现了佛教的高深哲理,展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独特的发展历程。
古印度地区佛教造像
公元1世纪,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因受到希腊造像艺术的影响而创造了佛教造像,这是古希腊与古印度文明交汇而诞生的雕塑艺术。
此后,古印度地区佛教造像出现了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和波罗风格。
不同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传入周边地区后,融入了当地的雕刻手法和审美情趣,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风貌。
斯瓦特地区佛教造像
斯瓦特位于犍陀罗地区的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优填国、乌苌、乌仗那。
在斯瓦特河谷地区发现的佛教雕塑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斯瓦特风格。
6世纪以前,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受犍陀罗和笈多风格的影响。
自6世纪至10世纪,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吸收犍陀罗、笈多风格,又与中亚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斯瓦特风格。
其造像立体感较强,注重细部刻画,对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西藏西部的佛教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克什米尔地区佛教造像
克什米尔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西段,在中国古文献被称为迦湿弥罗、罽宾等。
这里是古犍陀罗的一部分,曾是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
该地佛教造像源于犍陀罗风格,并受到笈多风格的影响。
6世纪初,克什米尔地区开始独立创作本地风格的佛教造像,7-8世纪,形成了克什米尔佛教造像风格。
其造像多以黄铜制作,眼、唇、白毫等部位用银、红铜装饰,多带有镂空状的头光和背光;台座呈矩形,以立柱式的隔栏或力士托举形象为主。
东北印度地区佛教造像
东北印度地区(主要指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一带),曾是印度佛教密教的造像中心。
波罗王朝(约750——1150年)曾统治这里,并创造了印度佛教造像的波罗风格。
波罗风格佛教造像是在笈多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东北印度本土特色,身材曲线流畅圆润,薄衣贴体,对中国西藏地区佛教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尼泊尔地区佛教造像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东、西、南三面被印度包围。
这里是佛教的发源地,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就在今尼泊尔境内。
尼泊尔佛教造像艺术主要传承了笈多风格,多使用红铜,注重表现饱满的身躯,服饰以薄衣贴体为主,对中国佛教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汉传佛教造像
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造像艺术不断吸收、融汇中国古代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汉传佛教造像艺术。
南北朝以后,汉传佛教造像逐渐脱离了古印度及中亚佛教造像风格的影响,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特点。
北魏的“秀骨清像”、唐代的“雍容华贵”、宋代的“典雅秀美”等风格迥异的佛教造像,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与融合力,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灿烂的篇章。
泥塑佛教造像
新疆是佛教东进中原的必经之地。
4世纪左右,该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已脱离了印度佛教造像的风格,融入了当地特色,尤以泥塑与彩绘相结合的雕塑手法为突出。
石雕佛教造像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大批石窟寺被开凿。
受大型石窟造像的影响,石雕佛教造像成为佛教造像的主流,其中山东青州、山西太原天龙山和河北定州曲阳的石雕佛教造像完全脱离了对印度式佛教造像的模仿,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式佛教造像。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
山东青州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重要的佛教中心,龙兴寺是当时十分重要的一座寺院。
1996年,该地出土了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400余尊,以北魏晚期到东魏、北齐的最多。
这些佛教造像采用线刻、浮雕、透雕、平雕等多种技法,辅以贴金、彩绘等装饰技术,技艺精湛,是这一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区域风格的代表。
曲阳佛教造像
河北曲阳是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的发源地,多以当地出产的纹理细腻、色泽光洁的白石为雕刻原料。
曲阳白石佛教造像始于北魏晚期,东魏后期、北齐、隋代盛极一时,唐代以后制作数量逐渐减少。
1953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白石佛教造像2200多尊,其中有
400多尊带有纪年,是了解北朝后期至唐代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实物资料。
木雕佛教造像
宋代以后,木雕佛教造像流行,注重形象塑造,工艺精巧。
特别是宋代木雕菩萨像突破了典籍仪轨的限制,追求美而不娇、端庄含蓄、朴素无华的自然之美,呈现出高雅和飘逸的艺术风格。
铜铸造像
明代以后的铜铸造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铸造工艺精细,装饰繁缛。
藏传佛教造像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汇聚了佛教的显宗、密宗和西藏地区的苯教等内容,主要流传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等地区。
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不仅融汇了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尼泊尔等外来文化,还将汉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华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造像风格,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地藏传佛教造像
11世纪以前,藏传佛教造像主要以模仿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风格为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14世纪以后,西藏本土造像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15-16世纪达到艺术高峰。
由于地域不同,藏传佛教造像出现了藏西、藏中、藏东、蒙古等地域风格。
17世纪以后,藏传佛教造像多追求外表装饰,造型趋于程式化,但高僧造像采用高超的写实手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明清宫廷藏传佛教造像
明清时期,宫廷造办处制作大量藏传佛教造像。
这些造像吸收了汉传佛教造像的技法和风格,注重表现造像含蓄、温雅的神态,装饰华丽,雕刻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