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第２８卷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７月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Ｂ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１＿２８　ＮＯ．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单　磊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史学的官方性格与民间性格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史学民间性格的布衣　修史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以官方与民间双重视野来省视这一矛盾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理　解。在唐宋以降平民化趋势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晚明布衣阶层话语权势增强。这有力地冲击了僵化的社会　结构、没落的等级秩序和腐朽的身份体制，并深刻地波及史学领域。晚明时代，布衣寒士不仅积极主动地　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史在布衣”现象成为晚明史学平民化的标志，推动了　中国古代史学由“官史”向“民史”的演进，在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的辩证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晚明；布衣；史学；现象；平民化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１２４（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６０—０７　

历史学是不是贵族学问？这一问题包含两　层疑问：历史书写对象是不是王侯将相的家谱？　

历史书写者是不是王侯将相的奴婢？在古老而　固执的中国史学文化中，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百　余年来，中外有识史家对此反思颇多。对前一问　题，２０世纪前期，自梁启超等人掀起“史界革　

命”和年鉴学派“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呼声响　彻世界史坛之后，“小人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　

不过对后一问题，我们尚有不少深入省思的空间。　历史应该由谁来书写？站在新的时代高度，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回避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实　

质上蕴含着另一个问题：事实上谁在从事历史书　写？由于不同群体在历史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　

同、掌控的话语权力不同，历史创造和历史书写　中始终伴随着“是／应该（ｉｓ／ｏｕｇｈｔ）”的分裂问题。　

这种分裂表现为一种主体性分离：创造历史的芸　芸众生在历史书写中往往处于“缺席”状态，只　是历史书写的旁观者、书写的对象甚至只是书写　对象的陪衬物，鲜有染指史权者。　

然而，众生平等、史权下移、历史创造者与　历史书写者融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史学发　

展的总趋势是由人类形象“被描绘”、人类历史　“被书写”到人们自由、自觉而独立地描绘自己　的形象、书写自己的历史。　

本稿拟以晚明布衣修史现象为例，提出这一　课题，勾勒其概貌，以期引起学术界尤其是明代　

史学史界对该课题的关注。　

“唐宋变革”以降，普通民众势力抬头，　

平民话语权势持续增强。晚明时代处于这一伟大　历史变革的关键环节，是中国社会“前现代”的　

开端、“早期启蒙”的源头、“走出中世纪”的起　点。这一革命性巨变的核心特征是平民化，实质　是冲垮等级秩序、阀阅观念、身份体制等先赋性　

因素对人的束缚，弘扬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　和个体性。　

日益加剧的平民化趋势深刻地波及史学领　域，突出地表现在：以往被淹没在精英叙事中的　

普通人逐渐进入历史书写者的视野，成为历史书　写的对象；历史书写者社会阶层下移，布衣史家　

大批涌现，纷纷执简染翰。简而言之，即历史书　写对象和历史书写主体都表现出平民化特征。本　

稿所论布衣修史侧重于书写主体的平民身份。布　衣修史可分为两大形式：一是受命于朝廷在史馆　

修史；二是基于个人喜好在民间修史。本稿所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０９　作者简介：单磊（１９８５一），男，河南新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学思想史。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ｎｌｅｉ８５Ｉ１＠１６３．ｃｏｉ

ｎ　第４期　单磊：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６ｌ　

布衣修史侧重于后者。　布衣修史是一个历史性现象。中国史学自古　

以来就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或者说是官方性　格和民间性格之别，突出地表现在史官、史家之　

辨。史官往往是专任史职的士大夫，通常任职于　

朝廷修史机构（兰台、东观、著作省、史馆、翰　林院），具有较高的史学素养，且拥有官方优势　资源甚至是垄断性资源。随着官方主导下的修史　制度僵化，史官之职时常任非其人、“罕因才授”，　

出现“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的现象，于是，　“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这种非史官身份的　

史家趁势而起。　早期史家仅扮演着补国史之　

失、备史官之阙的角色，后来发展成为力擎史学　

一端的重要力量。唐宋以降布衣修史现象渐趋显　

著。宋代，信州布衣徐直方和饶州布衣董声应入　史馆参与修史，曹彦约“荐隆州布衣李心传素精　史学，乞官以初品，真之史馆”。　捧％、　、　元　

代，布衣杨载博学而不仕，后经贾国英数荐于朝，　“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　录》”。　加　

明中叶以前，布衣修史现象多表现为布衣史　

家受朝廷征召或士大夫举荐入史馆、修国史。永　乐年间，朝廷任命布衣陈济为总裁官重修《高庙　

实录》，而礼部尚书等人仅为纂修官，“布衣总裁　国史”传诵一时。ｐ”　沈德符记载了杨士奇以布　

衣身份六握史权，总裁国史，炙手可热，感叹“真　布衣之极宠也”！　”　跎晚明时代，一大批植根　

于民间沃土的草野俊彦一一布衣史家群体一一　

怀瑾握瑜，追思南、董，向慕马、班，不仅积极　主动地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　

史书写。一时间，人人染翰，百家竞胜，民间修　史活动蔚为大观，“史在士大夫”逐渐演变为“史　

在布衣”。　在斑驳陆离的晚明史学生态中，布衣修史现　象犹如一叶扁舟轻盈驶过。少数布衣史家如叶　

权、胡应麟、谈迁等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多数　布衣史家并未引来多少关注的目光，有些早已湮　

没在历史尘埃中。管见所及，直接将布衣修史现　象作为研究对象而形成专著或论文的，至今未得　

一睹。钱茂伟注意到晚明诸生群体参与修史、职　业史家群体涌现的现象：　

一般说来，明代史家，多为官员型的学　者。但到了晚明，史家队伍向学者化发展，　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型的史家。他们大多是诸　

生，因在激烈的科场中屡试不第，他们遂弃　“官道”，转走“学道”，把精力花在学术研　

究上。像涂山、朱鹭、谢陛、沈国元、许重　熙、廖用贤、颜季享、张大龄、张燮、徐象　

梅、赵维寰、朱怀吴、程元初、王兆云、陆　应阳、郭大有、卢傅印、彭以明、江旭奇、　卜　昌、高汝拭、文秉、冯复京、瞿九思、　

刘振、谈迁、张岱、王光鲁、严衍、谈允厚、　郑郊、徐奋鹏、蒋之翘、丘文学、庄延龙、　

徐开任、刘心学、计六奇等都是具有这种经　历的学者。大批诸生的介入史坛，使晚明的　

史家队伍大为扩大。独立学者型史家群体的　

崛起，是晚明史坛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这种视角和思路非常可贵。他清醒地意识到　

诸生修史、“独立学者型史家群体”崛起和史家　队伍向职业化发展，的确是一种洞见！遗感的是，　他在提出这些想法之后，未及充分展开，似有戛然　而止之感，需要拓展和深化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诸生修史”与本课题所论“布衣修史”有　

一定的相似性，考察对象也有许多暗合之处，因　为修史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史学素养，布衣史　

家自然是平民中文化水平较高者，其中不少还博　取了科举功名。在掌握必要的文化素养后，布衣　

寒士中的佼佼者才得以在史学领域纵横驰骋。但　是，二者毕竟不甚一致，前者强调修史者的生员　

身份，后者强调修史者的平民身份。生员不全是　平民，平民也不全是生员。本稿所谓布衣史家，　

即从事历史书写或历史研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　的平民史家，通常出身门第不高、未获较高功名、　终身未仕或仅短暂入仕。布衣史家从事历史书写　

和历史研究等一系列史学活动以及他们创造出　来的史学结晶——史学著作、历史理论、史学思　

想等——统称为“布衣史学”。“布衣史学”既包　括史学活动，又包括史学成果，二者皆来源于布　

衣史家的史学实践。本稿对这些概念的界定旨在　

强调修史者身份的平民性和生活环境的民间性，　并不固守于科举功名、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　

（一）“国史情结”之深与布衣入馆之难　

明清之际布衣学者屈大均曾豪情万丈地宣　６２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称：“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卷三五　连台　掷　

地有声、力透纸背的诗句是屈大均为歌颂身处寒　微而心忧家国的抗清志士而作，表现出鼎革之　际，“天下”意识觉醒，“匹夫”勇于走向历史前　

台为“衣冠”而战的悲壮情怀。文学家言固然有　夸张、渲染的成分，但布衣阶层崛起并逐渐走向　

历史舞台的中央，左右着国运盛衰、衣冠荣辱，　当是那个时代的重大现象，决不可等闲视之。他　们傲然独立、驰骋思想、挥斥方遒，将“从来天　

下士，只在布衣中”演绎到极致。布衣寒士在民　问表达史学话语的活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蓬勃　

兴起的，鲜明地体现出布衣史家的历史使命感。　

那么，布衣史家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事实上，布衣史家普遍具有强烈的国史情　结。有些布衣史家不满足于仅仅书写“小历史”，　

还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地书写“大历史”——　国史，但他们并非一开始就立志以在野之身和一　

己之力私修史书。　中国历来是非常重视史学传统的国度，而国　

史在史书序列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历史学家对国　史编修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依恋，甚至可以说　

是某种无以名状的思维偏执。　明代国史不兴导致明人有些心理自卑，他们　

的国史情结尤为显著，上至士大夫，下至布衣寒　士，普遍如此。明人陈文烛为《弁山堂别集》作　

序时称：“异日有裨于国史者最其大也，耆儒考　证其次也，宾筵以资谈谑特其余耳。”ｐ　王惟俭　

就《名山藏》之得名询问何乔远：“古之为史者，　记则记，书则书，史则史。公之称斯名也何居？”　

何乔远谦恭地解释道：“乔远固陋，守其朴学，　藏诸镜山之下，传诸家塾，僭矣，敢冒国史之名，　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羞乎？”　。他隐居镜山，　

其所谓“名山藏”是指隐匿于山野之间，而非藏　之金匮石室。这里固然有何乔远谦恭之意，但也　

反映出士大夫的国史情结之深。　不独士大夫如此，身遭困厄的布衣寒士的国　

史情结也很炽烈。布衣史家穷毕生精力操觚染　

翰，却不敢对呕心沥血之作抱太大期许，甘为人　梯，惟望他日朝廷撰修国史时采择而已。王稚登　

评价年近九旬、落第七次、以布衣终老的李诩所　著《戒庵老人漫笔》“足以代董狐之笔，应所忠　之求矣。马迁采七十二家言而成《史记》，异时　天子开石渠、虎观，诏诸儒撰一代正史，是编宁　能舍旃”。　。　钱谦益评价沈德符“讲求掌故，　网罗放失，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馆”。ｆ４　就连　

李时珍所著纲目体医药史著作《本草纲目》都是　以备史馆采择的愿望进呈朝廷的。谈迁对修史抱　有神圣的敬畏之心，自称：“予窃感明史而痛之，　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　ｎ喻应益　

评价谈迁《国榷》是“天所必存之书”，当藏之　

名山：“异日者，孺木得载笔而升木天，以文墨　事天子，大书特书，其贤于龙门扶风远矣，是编　

且当献而藏之金匮石室间。”　藏之名山、传诸　通邑大都是布衣史家的普遍心态。　

布衣修史并非一股盲动之风，而是有着高度　的精神自觉。袁中道就曾力主布衣修史：　夫天下固自有有才、有学、有识之布衣，　

而世未有荐之者。诚有人荐起，而专以一代　

史付之，给秘府之奇书，收天下之文集志乘，　予以廪饩笔札，使得自举数十人，以备采录　之用。不过三年，而史可成矣。即不能如马　迁。何至出班固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