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

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

———试析西方国家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变化

■蔡雯郭翠玲

“公共新闻”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发轫，到90年代盛极一时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的新闻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新闻传播研究者、新闻从业者、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合行动，新闻媒体、新闻院校、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无论是对美国社会还是对当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罗森（JayRosen）教授被认为是“公共新闻”运动的学术领袖，他第一个提出“公共新闻（Publ ic/CivicJournal ism）”概念并对这场运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尤其是自“德拉吉报道”网站对克林顿丑闻案的揭露始，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公共新闻运动时期因媒介的发动组织而被动参与，到自发地、主动地进行事实传播和观点表达。

“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罗森教授开设了名为“新闻业思考”（PressThink）的个人网站，在美国2004年大选活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2007年，受韩国公民新闻网站Ohmynews 的影响，罗森又领衔开设了一个旨在发动普通民众参与新闻传播的网站As signmentZero，开始了更新一轮的实验。这时，他关注的焦点也由“公共新闻”转移到了“公民新闻（Ci t izenJournalism）”。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近二十年来美国直至全球新闻传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公共新闻运动：美国新闻业的自我救赎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以199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契机，针对当时民众对于政治与媒体的失望、报纸发行量长期下滑以及美国公共生活的衰退而在新闻业内部所自发组织的一系列的改革策略。新闻媒体机构在实践中获得学界和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这场运动无论是对美国新闻媒体还是对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之间唇枪舌剑，却缺乏对实质政策的辩论与主张。而当时媒体的报道也让受众倒足了胃口：它们不是对候选人之间的恶言恶语进行火上浇油的报道，就是抱着冷眼旁观的心态进行冷嘲热讽。媒体的做法招致各方的批评，报纸发行量锐减，人们对于政治和公共事务愈加疏离。在多重压力下，一场以“重振社区精神”为口号，旨在“提高报纸的阅读率、增强读者的社区联系感、改善民主运作的品质”的新闻改革拉开了序幕。

1990年1月，《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记者大卫·布鲁德（David S.Broder）在自己的专栏中呼吁：“身处世上最自由的报业，现在正是我们转变为‘行动者’的时刻，我们并不是为特定的政党或政治人物，而是要为民主和自治的过程而努力。”“我们必须比以往更为强调，公众有权听到候选人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议题，并且当这种议题被候选人讨论时，媒体也应该忠实地作出报道。”①随后，奈特·里德（KnightRidder）报业集团总裁詹姆斯·巴顿（James K.Bat ten）等也先后强调社区精神对于报纸的重要性，要求报纸在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担

当起自己的责任。在他们的号召之下，地方报纸开始自发从事报业变革的实验，如《威奇塔鹰报》“您的一票非常重要”计划和“市民计划”、《夏洛特观察家报》“夏洛特计划”、《威斯康辛州报》“我们市民”计划等。有学者将公共新闻的报道模式归纳为如下几种：

媒体→针对特定议题进行民调、访谈→形成公共意见→要求权责机构回应媒体→召开社区会议→针对特定议题进行公众审议→作出决策，处理社区问题媒体→选举时期进行民调→建立公共议程→代表公民提问，请候选人回应②1993年，罗森教授和《维奇塔鹰报》的编辑梅里特（Mer ri tt）正式把新闻改革称之为“公共新闻”运动。在一些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参与这场运动的媒体遍及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从1993年至1997年，罗森主持了一个名为“公共生活与新闻媒介研究”（theProje cton Publ icLi feandthePress）的项目，以组织美国记者举办研讨会的方式，对这些记者的公共新闻经验进行案例研究。

虽然作为媒体运动的“公共新闻”在美国已于2003年随着皮尤公共新闻中心的解散而结束，但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和研究现在并没有画上句号。一批新闻学教授组建了“公共新闻兴趣小组”（CivicJournal ismInterest Group），作为“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每年都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领域中的问题。

2003年2月25日，一个国际性的“公共新闻网络”（Publ icJournalismNetwork）在“美国公共新闻兴趣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这个组织宣称自己是一个世界各国有志于“公共新闻”的新闻记者与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国际性联合会，时至今日已经有几十个国家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加入了进去，这个组织中的美国学者也先后到很多国家向新闻界同行传授他们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公共新闻又与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结合向着一种称为“互动新闻”或“参与式新闻”（Interactive/ParticipatoryJournalism）的方向发展。皮尤公共新闻中心结束后，在马里兰大学菲利浦·梅里新闻学院新设立了一个“互动新闻机构”———新闻实验室（J-Lab）作为中心的延续，“新闻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就是推动运用新技术，帮助人们积极参与重要的公共问题的新闻创新实验。并且在奈特基金的资助下设立了一个“奈特－巴顿奖”用于奖励对新闻报道的创新，尤其是那些在新闻报道中运用新的信息理论和技术帮助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新方式。至此，关于公共新闻的研究也开始向着新的方向发展。

“公民新闻”：新技术语境下的传播革命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业的传播生态，“公共新闻”也从上个世纪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普通公众可以不依赖大众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

公共新闻运动的领袖罗森对这一媒体景观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和关注，他认为，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2003年10月他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威的条件》（Term sofAuthority）的文章，指出在20世纪达到发展顶峰的大众传媒已经面临着新的挑战，虽然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不会因为这些个人网站的出现被挤垮，但是它们的权威性已经受到来自新媒体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