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新闻自由与记者的新闻权利
新闻自由权是指公民进行新闻活动的自由，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获取、表达、传播各种信息和意见，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项政治权利。其中，公民的新闻自由主要表现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表达权和知情权的自由。
表达权的自由既包括表达的自由，也包含了表达过程中所受到的相对约束。因为自由和权利是同时需要得到法律的保障，因而也必然同时应接受到法律的制约。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表达自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例如把关人审检下的言论及未经把关人审检过的言论，就无法直接从性质上甄别究竟何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表达自由，或者说表达自由有没有得到真正实现以及言论自由究竟是否合法，可见在社会发展中，自由表达的形式的差别将继续存在，但是不变的是表达权的自由将依旧是公民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情权，在广义上是指公民获得、知悉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民获得、知悉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在知情权的内涵中，也不乏包括公民在此基础上的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在社会建设、行政制度、发展形式等的社会相关问题中，知情权的保障公民得以获得参与社会发展的政治权利，然而在涉及国家机密、法人秘密、私生活秘密上则不得以知情权加以干涉，否则跨越了法律权利的界限也必将适得其反。现今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由于网络而揭露的社会弊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民对社会现象的知晓欲引发的，但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小则引发道德上的争议，大则不利于法律施行，甚至是违背法律的宗旨，导致最终社会现象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可见知情权虽为一项重要的自由延伸权利，但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才能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尤其是知情权正确、更好得实现。
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国际上通常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自由，从权利表现的性质来看，可以分为表现为消极权利的采访权、表现为积极权利的采访权、表现为约定权利的采访权。
记者被誉为“哨雁”、“瞭望者”、“无冕之王”，在一定条件下说明了记者的社会认知程度，也表明了记者被赋予的社会历史责任，但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体制的缺漏，往往会导致现实走进新的误区中，许多新闻记者对自己的角色产生了误解，越位现象、错位现象和乱位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些情况归根到底是因为对新闻工作者权利认识的错位导致的。
从职业权利方面剖析，记者所握有的无非是表达和获知两项，但是从保障这两者权利的法律基础看，记者所拥有的乃是和公民一致的，仅仅是记者在自身优势下可以比普通公民享有更多机会实现表达权和获知权，因而在法律基础原则之上，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是建立在机会优势的基础上的。
充分利用在表达权上的优势和在获知权即实践过程中的采访权的有力条件也便是记者真正较普通公民所多出来的“权利”了。无论是在消极权利还是在积极权利或是约定权利，新闻工作者都有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实现正当的“权利”，不受外界干预。但是一旦逾越了法律的范围，所谓的“权利”也便不复存在，新闻工作者需认清自身的“权利”界限，因认识上的误差导致职业在社会名誉上的损耗，会对个人、对集体、对职业乃至对社会产生更为不良的影响。充分利用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的权利，维护记者在新闻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影响，才能保障新闻工作者在社会更好得实现自己的“权利”，为职业地位的提升创造更好的平台和更多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