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终稿

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 本次选取的主题是“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选取了刘守芬、王洪波、姜涛、陈新旺教授为中纪委社科基金项目的子项目《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研究》共同撰写的《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发表于2003年5月《北京大学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虽然这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老了，不过介于他研究的主题是古代廉政制度，对它的时间方面的要求就不用太苛刻，所以它依然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介绍作者学术背景和学术风格

本文的第一作者是刘守芬，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刑法、和犯罪学方面，出版和发表《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制度反腐败论》等多部书籍和论文。 王洪波先生《法制日报》编辑、《中国法制文学》杂志主任。 姜涛教授目前是北大中文系教授，1989年入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后弃工从文，1999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出版了《北大文学讲堂》（合编）、《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译著）等多部书籍。 陈新旺主要研究的是法理、法史。 从这四位作者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背景可以看出，这篇论文融合刑法、法制史、中国文学等多领域的视角，从多角度研究中国廉政法律制度的发展和演进，所以其准确度和可信度更高。

2、精读《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

2.1写作思路

腐败是社会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腐败直接破坏了封建政权的稳固, 古代许多思想家对廉政的重要性大都有充分的认识。在反贪策略上, 除了注重思想教育手段, “教以养廉”，历代都比较重视法制的作用, 惩贪立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完善, 对贪官污吏, 统治者都倾向于严刑峻法加以惩治。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官吏选举任用中的廉政法制；官吏考核管理中的廉政法制；官吏监察监督中的廉政法制；惩治贪污贿赂的廉政法制。以上四个部分涵盖了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事先授予、事中规范和监督、事后惩戒的三个阶段。本文将以上述的四个部分为经线，以历史朝代顺序为纬线，分别加以阐述，力图较全面地勾画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轮廓。此外,古代君主诏令中的廉政条规以及一些不成文的具有廉政功效的习惯做法，作者也将作为廉政法律制度来论述。

2.2研究方法 本篇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故而，一般不会用到实证、调查类的研究方法，本篇论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信息研究方法、描述性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方法：文章大量采用古籍中对于廉政制度的阐述，能够使我们获得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掌握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参考文献：汉书、韩非子、唐六典、唐律疏议、金史、元史、明史） 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本篇文章融合犯罪学、中国古代史、法理学、法制史等学科领域集中分析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使得植根于中国五千年传统历史文化的的廉政制度有了更好的表达。 信息研究方法：利用信息来研究，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本篇文章通过对史实、文献信息的整理和加工，总结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特点和演进，“古为今用”为现代行政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2.3主要观点 本文用“经纬线”构图阐述，四个部分为经线, 以历史朝代顺序为纬线。这四部分分别是：官吏选举任用中的廉政法制;官吏考核管理中的廉政法制;官吏监察监督中的廉政法制:惩治贪污贿赂的廉政法制。下面就文章主要观点做具体阐述。

2.3.1官吏选举任用中的廉政法制 官吏选任是官僚政治体系运行的第一个环节,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 对于防止用人腐败、促进廉政建设, 有重要意义选官制度中的廉政法制主要体现在选官标准、选任方式、任官限制、荐举责任四个方面。 2.3.1.1在任官标准上强调选任以廉 历代封建王朝都依据任人惟贤的原则选任官吏,德行人品成为选官的首要因素。夏、商、周时“任官以廉” 已出现，汉时实行“察举征辟制”，到了魏晋, 演变成九品中正制下的“清议” ,清议是对候选人道德品行的民情反映, 若候选人清议结果欠佳,中正官不得举荐。唐代旧制, “凡择人之法有四:身、言、书、判，也是将德作为选官的首要标准。 2.3.1.2将科举制作为主要选任方式 采取何种选官方式, 从根本上决定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自春秋始, 选官方式完成了世袭制到任命制的转变, 自汉朝察举征辟制起, 隋唐以前主要是荐举选官, 隋唐后则实行了考试选官——即科举制度。通过公开考试进而择优录取,面对社会广纳贤才,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任人惟贤的目的,科举制的核心在于“考试选官”，确立了科学规范的选官标准, 将封建朝廷的直接用人权变为“考试权”，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用人腐败。 2.3.1.3以回避为主的任官限制制度 回避制度, 始自东汉《三互法》,三互法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选任官吏时的请托裙带之风。唐律规定:“凡同司联事及勾检之官, 皆不得为大功以上亲。宋朝官员“诸职事相干或统摄有亲戚者, 并回避” 即亲属不得在同一系统和职责相关的官府里任职。明朝很注意官吏回避本籍。任官避亲的精神对当代选任干部制度仍具现实意义。 2.3.1.4荐举选官的责任制 秦律有任人不善罪,汉武帝颁布了惩举荐非其人令,唐律对官吏选任中的荐举责任规定了三个罪名:贡举非其人、应贡举而不贡举、不称职与所学非所用。以上三种失职行为皆是“选人不如法”，荐举者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在赋予举荐者人事大权的同时, 让其承担荐举失职的法律责任, 有效防止了举荐者滥用权力而导致的任人惟亲、封官许愿等腐败现象。

2.3.2官吏考核管理中的廉政法制 科学的考核制度和管理规范可以建立牢固的制度防线, 使潜在的腐败分子“不能贪”。 2.3.2.1奖廉罚贪、奖勤罚懒的考核制度 封建时代的考核将廉洁和政绩作为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而官员是否廉洁奉公则是首先要考核的因素。西周有以廉德、廉能、廉敬、廉法、廉政、廉辨等“六廉”为内容的考绩制度。秦律规定吏有五善五失,唐代最著名的就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1)德义有闻;(2)清慎明著;(3)公平可称;(4)恪勤匪懈。第一、二、四项都是勤政廉政的要求。清朝考核分为“京察”和“大计”。考核标准为四格八法。四格是才、守、政, 年。“才则或长或平或短, 守则或廉或平或贪, 政则或勤或平或怠, 年则或青或中或老”。 封建考核制度在考核标准上长期存在依政绩还是依资历的矛盾斗争, 但纵观历朝历代, 依政绩考核始终占上风, 资历作为考核的一个参考因素,不占主要地位。历史上依资历为主要考核标准的是北魏和北宋。宋代考核的“磨勘制”，也是资历优先、兼顾政绩的考核制 度, 结果导致了一切循资, 赏罚不明。这些历史教训从反面说明了考核时打破“论资排辈” 的重要性, 对我们今天的考核立法仍有现实意义。 2.3.2.2考核后及时奖惩形成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 在考课之后, 及时对为官廉洁政绩优异的官吏进行奖励, 对贪酷无能的官吏进行惩罚, 是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色。唐朝还有颇具特色的考课公开制度, 各部门长官在对其下属进行分九个等级的初考后, 对考核结果要公之于众,考课结果公开提高了考核的透明度, 有利于公众监督和保证考课的公正公平, 是有效的廉政措施。 2.3.2.3官吏管理中的廉政规范 禁止官场吃喝迎送、奢侈浪费之风，秦律要求上级官员视察、考察工作时, 要自带干粮, 不许由下级接待饮食。金朝禁止官员借春节、生日之机收受财物。清顺治禁止官吏贺生辰、贺到任的陋习。另外，禁止官吏经商，防止官员经商, “与民争利”，以及由此滋生的腐 败。但是，唐朝曾实行“公廨本”制度, 鼓励官府经商搞创收, 以解决经费问题。委派一些小吏以此为本搞创收, 给官员解决仆役的衣食费和杂用钱。这些小吏被称为“捉钱令史”。这项制度实行不久, 就产生了严重的弊端,负责创收的小吏依官依势, 强买强卖, 与民争利,导致民怨沸腾，公廨本”的弊端从反面说明了政府机关经商的严重危害, 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另外还有提倡高薪养廉、禁止官员交结, 限制“社交圈”等政策，防止借师生关系攀援上进之阶。

2.3.3官吏监察监督中的廉政法制 2.3.3.1垂直领导的独立于行政权的监察体制 我国古代的监察官只对皇帝负责, 有很大的独立性。;古代监察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 监察御史巡按地方, 仅向中央监察机关报告工作, 对君主负责。如元朝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行政机关中书省、军事机关枢密院具有同等地位。 2.3.3.2强大的监察权和有效的监察手段 御史始于战国, 秦时设置御史大夫一职, 率众御史按章“举核”百官。御史在古代被称为“宪官”或“法吏” , 有“以法理官”的职能。东汉时的“举谣言”和金朝的廉察制度。 2.3.3.3以条问事、依法监察 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监察立法比较完备, 监察官依法行使监察权, 监察活动有法可依。汉惠帝时制定了我国古代第一个专门性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初年, 以六条问事, 制《刺史六条》, 明确对六种官吏犯法行为实行纠察。元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的中央监察法规《宪台格例》,监察法规的制定, 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监察活动的顺利实施,使得古代监察制度形成了“以条问事、依法监察”的好传统。

2.3.4惩治贪污贿赂的廉政法制 我国古代法制有“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特征，刑事法律较发达，相应地，惩治贪污贿赂的法律规范也相当完备成熟，成为古代廉政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3.4.1严惩贪贿犯罪 史记记载, 舜帝时, 大臣皋陶提出“昏、墨、贼、杀”,其中的“墨”就是指“贪赃枉法”的行为。秦律对受贿重罚, 受赃不足一钱者与盗千钱的同论。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 增订《请赇律》，成为中国最早的惩治贪赃贿赂的综合性、系统化法律。北魏首次指出了义赃的概念, 义赃指官吏利用喜庆宴会之机私自接受馈赠,。《唐律》明确提出“六赃”：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唐律》首次把“盗” 与“赃” 并列,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