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汉肉刑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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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汉肉刑改革的思考
摘要：
西汉初期，以秦朝刑罚制度为主，继续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以其侵刻肌肤、残害人体的特点遭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反对。文景时期，社会生产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刑狱案件相对较少。于是，汉文帝和汉景帝先后完成了刑罚制度的改革其中包括废除肉刑和改革笞刑。
关键词：文景治世；约法省禁；肉刑改革
正文：
汉初阶段，统治者主要奉行道家学派的关于法律方面的主张“约法省禁”。秦朝苛政严律、导致二世而亡，这便使汉朝的统治者认识到一味地使用法家的繁法严刑实行残暴统治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当前改变旧时的立法指导思想迫在眉睫。汉惠帝把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一段时间内的治国思想。
沿袭了秦朝以肉刑为主、广泛适用死刑以及连坐的刑罚制度。随着长期的国内和平局面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些刑罚遭到了批评。文景时期，由于不适用于汉朝当时的刑罚制度的存在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显现出了刑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在当时，汉朝社会环境已较为稳定，更是为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环境。因此，汉文帝十三年开始了刑罚制度的改革，首先汉文帝废除了自夏朝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残酷肉刑，但不得不说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具体内容为：
①：以劳役刑、笞刑、死刑分别取代黥、劓和斩趾
②：对正在服刑的犯人予以减刑处理
以墨刑来说，易为“髡钳为城旦舂”；以劓、刖刑来说，“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然而施行的结果，无论是笞三百还是笞五百，大多数罪犯都是被活活打死。于是为了施行笞刑而又不至于把人打死，以达到教化人的目的，就有了景帝时期的第二次改革。景帝元年，下诏将笞五百减为笞三百，将笞三百改为笞二百，并且规定杖不得过二百，杖者中途不可更换。 但是，这次的改革的结果却违背了统治者当初的意愿，统治者当初是想通过利用笞刑代替肉刑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也是为了 缓解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是却事与愿违，这些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不仅生刑入死刑，改革也不够彻底，宫刑依然存在，并且导致徒刑和死刑之间没有中间刑。
在此时期还有一个典故，名叫缇萦上书。汉文帝的四年中，有人上书告发淳于意。按照刑法应当专车押送他向西到长安。淳于意有5个女儿，跟着（囚车）在哭。淳于意生气，骂道：“生女儿不生男孩，危急时没有人能帮忙。”这时小女儿缇萦因父亲的话而悲伤，就跟父亲向西行，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吏，齐地的人都说他清廉公平，如今犯法应当获罪受刑。我为（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感到悲痛，而受过刑的人不能再长出新的肢体，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我愿意舍身做官府中的女仆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皇上听到后为她的意愿感到悲伤，这年就去除了肉刑法。 文帝改革刑制的时段，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肉刑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情况。在《汉书·刑法志》提到废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这样说的：“及孝文即位，……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里谈到一年之中，断狱即刑事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当然这也许是大约的数量，但既然有确切的四百这一基本数字，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认为这不过是班固的溢美之词，恐怕还需要拿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否则难以服人。现在根据这一数字继续往下追问，就要难免出现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每年只断狱四百，如果受到审判的罪人所受到的处罚包括死刑、肉刑、徒刑、迁刑、财产刑等所有各类刑罚，那么被判处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会占四百个案件中的一部分。从劳动力角度去计算，这些人和汉代当时已经拥有的几千万人口相比，不能不说是微乎其微的。单纯从劳动力方面讲，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现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还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即使人们被施加了肉刑，也没有表明就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黥刑应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种，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经不很多，从劳动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对肉刑本身的分析，应当说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更能揭示其实质。滋贺秀三先生认为：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会的一员，任凭他们是死是活都无人关心，与最原始的放逐形态一模一样。可以认为这就是肉刑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说，与死刑一样，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质上与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伤残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加之于肉体的毁伤，是社会废人、市民权被终身剥夺的象征。”而让刑人充当贱役，可能是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难以生存，因此照顾性的给予其度过残生的谋生条件。后来认识到这些人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才逐渐发展出针对刑人的相关制度。滋贺先生对中国早期刑罚的起源还提出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即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驱逐出社会”的角度，一元化地领会死刑、肉刑和放逐刑。所以，判断肉刑属于严重破坏生产力，或者说废除肉刑有扩大剥削对象的意图，似乎分析的都不够到位。如果就事论事，应当承认汉文帝除肉刑的本意，还是文帝自己说的，是要实行德政，为罪人开通改行为善之路。
肉刑这种伴随终身的身分性，以及对后代所产生的不能消除的影响，应当说对人的长期伤害才是最重的。因为肉体所遭受的伤痛只是暂时的，甚至并处的劳役刑也不是没有终止之期，伤残有时也只是一种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动的不便。“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受过肉刑以后所具有的卑贱的身分，才是让人没有了希望、使人永远丧失改悔从善之机会的关键所在。在分析废除肉刑的意义时，似乎不能忽略这一主要之点。废除肉刑和规定刑期的最大意义，是开辟改过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复归社会，使其本人和其后代不致被社会长期歧视。
汉景帝认为文帝规定的笞刑过重,犯人即使幸免不死,也往往落下终生残疾,因而改革主要针对笞刑进行,措施有两个:一是减少笞数。景帝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把笞五百减为笞三百,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第二次又把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笞二百减成笞一百。二是颁布法令,明确规定刑具规格、受刑部位和行刑程序。刑具笞杖用竹板做成,长五尺,宽一寸,末梢厚半寸,须削平竹节；笞打的部分是臀部；笞打过程中不得换人。这样就减轻了笞刑的强度,降低了笞刑对犯罪者身体的伤害程度,也减少了受笞刑而死的数量。由文帝开始的刑制改革,至此基本告成。
在我看来，汉文帝宅心仁厚，废除了延续几千年残酷的肉刑，在后代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也不曾为统治者所恢复。但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由于以笞刑代替肉刑，而笞数之多使得加笞与重刑无异，幸而不死，难以为人。他废除肉刑的愿望虽然实现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更致命的刑罚，班固对他的评价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则杀人”而汉景帝又对笞刑进行了改革，大幅度削减了笞数，并对锤的长短、厚薄以及加笞的部位进行了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是一种进步。肉刑以“残人肢体，刻人肌肤”为特征，血腥而又残暴也反映出当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应主义的刑罚思想，肉刑主要是来满足人们强烈的报复情感，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肉刑是他们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威慑被统治阶级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而这种非人道残酷血腥的肉刑本身就是在否定个人存在的价值。在汉朝初期，古代封建生产关系更加得到了巩固连年的战争使人口锐减，长期以来实行残人肢体的肉刑也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失去了劳动能力，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与当时统治者希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背道而驰的。汉文帝废除肉刑而改为保全犯罪人肢体的刑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顺应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中华书局1985版
（2）孟祥沛.《中国传统行刑文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版
（3）俞荣根.《中国儒家反酷刑的理论和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