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的刑事辩护

从武汉、大连、南宁会议纪要解析重大毒品案件辩护要点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梁栩境辩护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对涉案的各项证据进行强有力的质证，同时也应对案件的各种情况进行整理归纳，以发现各种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观点。

在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中，若罪名成立，被告人将可能被处以较长刑期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故辩护律师对常见的辩护观点熟悉与否、能否将有力的辩护观点转化为对被告人的有利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被告人整个整个人生轨迹。

随着国家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力度的增强，相关司法解释亦陆续出台。

此外，人民法院曾三次就毒品犯罪活动召开专题会议，商讨在处理毒品犯罪案件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现笔者将根据《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简称《武汉会议》）以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简称《大连会议》）的相关规定，对在具体案件中涉及“保人头”的关键问题进行总结、梳理。

（因2000年进行的“南宁会议”即《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已被废止，在此不予讨论。

）一、考察在案证据是否存在物证，案发时是否人赃俱获《大连会议》中关于死刑的适用问题有如下陈述：“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

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对此，我们可获得两点辩护要点的信息：第一，对于具体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在进行抓捕时均会选择能够达到“人赃俱获”的具体时机。

换言之，若案件中并未查获毒品，亦未对毒资问题进行查账的话，则证明案件证据链条存在较多问题，此时考虑到有相当疑点未排除，辩护律师在进行辩护时可就此进行提出，无论系从无罪辩护还是力求避免死刑的罪轻辩护而言，均有较大的帮助；第二，对于无毒品或毒资记录等物证、书证的案件，如仅凭被告人与同案被告人等人的言辞证据进行定案的，则要在相关人员在作出口供、证词是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情况进行分析，同时还要考虑各个人员的口供是否对合，对于涉案毒品活动的交易地点、金额、收货方式等核心问题是否陈述一致等。

刑事审判参考第41号案例第41号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案情简介：本案涉及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张某因在其租住的居民楼内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在现场查获了一定数量的毒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被告人张某因此被起诉并面临刑事审判。

一、案情分析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张某在其租住的居民楼内贩卖毒品的行为已经成立。

毒品的种类、数量以及被告人的行为都得到了详细的记录和证实。

此外，公安机关还调查了张某的关系网和购买渠道，证实其实施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

二、法律依据贩卖毒品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三、辩护观点1. 监控证据的有效性被告人张某的辩护律师可以质疑监控证据的有效性。

毒品贩卖行为是否清晰可辨、被告人身份是否确认等问题都可以作为辩护的观点。

如果存在监控证据的问题，或者被告人的身份存在争议，有可能对案件的审理和定罪产生影响。

2. 刑事责任能力辩护律师还可以针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提出辩护观点。

如果被告人有心理疾病或其他情况影响其辨认能力、判断能力等，辩方可以要求心理鉴定或其他专业鉴定机构对被告人进行评估，以期降低刑事处罚的程度。

四、量刑建议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张某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鉴于毒品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对张某的刑期应该处于法定刑的上限。

在量刑上，可以适当考虑张某如实供述罪行、积极配合调查和具备悔罪表现等因素，对其从轻处罚。

五、总结观点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的贩卖毒品行为已经成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他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辩护律师仍可以从监控证据的有效性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等方面提出辩护观点，并在量刑上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建议。

最终，法院将根据证据和辩护意见，进行审理和判决。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

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假设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

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

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廉价，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

”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表达，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无非是基于以下立法背景：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取证难，危害性大、发展势头日益严重的特点，根据已经查获的证据很难认定构成走私、贩卖、运输或窝藏毒品犯罪的，为不致于放纵犯罪，同时也为解决存疑毒品案件的处理问题，因此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受被告人詹明利的委托和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詹明利涉嫌贩卖毒品案中担任其发回重审程序的辩护人。

辩护人要强调的是，本律师参与了本案的一审、二审，今天又继续参加本案的重审，本律师对案情有了全面的了解，现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辩护人对原审判决被告人詹明利构成贩卖毒品罪不持异议，但对原审判决詹明利贩卖冰毒2058.4586克的数额不予认同。

在原审开庭时，被告人詹明利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2009年12月4日晚确实是接受“老板”吴著明的指示在谢钦福的租住屋将一包毒品（查明系冰毒996.7845克）交给了林川弟和许思温，之后被湘潭禁毒民警截获。

因此，被告人詹明利参与交易毒品属实。

但是原审判决没有认真审查全案证据，仅凭原审被告人谢钦福的部分猜测性供述即认定谢钦福租住屋内另一包数额1061.6741克冰毒应计算为詹明利共同参与贩卖的毒品，这明显违背了刑诉法关于证据应当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综合全案证据，应认定詹明利参与贩卖的冰毒数额应当为996.7845克。

1、被告人詹明利系临时受吴著名指示参与毒品交易。

上诉人开始是给老板吴著明开车，月工资5000元，上诉人并不知道吴是毒枭，吴著明也从不和詹明利这个司机讲做什么生意，詹明利平时就是根据吴著明的用车安排接送他或别人，詹明利开车一个月左右后怀疑吴贩毒是因为在案发前几天曾经看到吴著明在某药店老板那里拿了二包白色粉末东西，当时很神秘，很谨慎，之后放到了谢钦福出租屋内，故才怀疑其做毒品生意，但詹明利当时除了开车并没有帮助其交易。

直到案发当天晚上，詹明利才临时接受吴的指示去谢钦福那里交易案发的一笔毒品。

而收款的环节则是由谢钦福负责，这也是毒枭指挥马仔贩毒各自分工进行的特点，詹明利并非吴著名专门从事毒品交易的马仔。

2、民警在交易现场查获的另一包1061.6741克冰毒系存放于谢钦福的租住屋内，不是詹明利的居住地，詹明利并没有将该包冰毒毒品携带至谢钦福租住屋内，詹明利在交易996.7845克冰毒时虽然看到旁边还存放一包，但原审判决不能就此推定租住屋内查获的冰毒系被告人准备参与贩卖的毒品。

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马力（主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贩卖毒品（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马力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

理由如下：李涛的辩护词1、焦点：社会危害性《全国法院座谈会纪要》指出：“毒品数量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

因此，执行量刑的数量标准不能简单化……确定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多种因素。

”控方一直强调李涛贩卖毒品数量巨大，由于被告系初犯，主观恶性小，又坦白的交代了其犯罪事实，又无前科劣迹，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悔罪；并且被告只是将毒品贩卖给一个人，这种社会危害性较小，不能只将毒品的数量问题作为判断李涛罪行的唯一标准。

2、焦点：坦白、立功表现从侦查卷中可以看出李涛在第一次公安讯问中就全部交待犯罪事实,并且提供了本案中周洪的活动规律和联系方式，这是本案中的重要环节，在今天庭审过程,他一直如实交待案情,积极配合审判工作,并对自己犯罪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悔恨,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也希望法庭从轻或减轻处罚,给予其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并认罪伏法,如果有机会其定会认真改造,报效社会。

3、被告人李涛到案后，能够如实的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在今天的庭审中也实事求是地供述了犯罪经过，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改之诚意，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给社会造成了危害，表示愿意痛改前非，相信他一定能够吸取这次犯罪的教训，重新做人，并且被告人赵善清系初次偶然犯罪，以前从未有过任何违法犯罪记录。

魏宏的辩护词1、焦点：控方指控魏宏构成运输毒品罪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所谓运输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运输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

钱素峰律师毒品辩护案例钱素峰律师作为一位优秀的辩护律师，近年来成功地代理了多起毒品辩护案件。

他的才华和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指导。

下面将对他的一起毒品辩护案例进行生动、全面和有指导意义的介绍。

在这个案例中，钱素峰律师代理了一位年轻学生，被指控持有和销售毒品。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案件，因为学生的前科记录为空白，但被抓时携带了大量毒品。

钱素峰律师知道，为了赢得这个案件，他需要精心策划辩护策略，并展现出被告人的良好品行和潜力。

首先，钱素峰律师认识到要在法庭上获得胜利，必须对案件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准备。

他与被告人和家人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了解到被告人的家庭背景良好，他是大学的优秀学生且社交圈子良好。

这些信息帮助律师构建了有利的辩护观点，即被告人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犯了错误的人。

其次，钱素峰律师重点关注了控方提供的证据，并利用法律漏洞和疑点来削弱指控的可信度。

他对毒品的来源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找到了一条线索，表明毒品可能是被告人的朋友放置在他的包中的。

律师利用这一信息，通过证人证言和物证佐证，向陪审团解释了这一可能性，削弱了控方的指控。

除了策划完善的辩护策略，钱素峰律师在庭审中的表现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在辩护陈述中充分展现出被告人的良好品行和潜力，强调他是一个不会犯同样错误的人，并且他追求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律师还带上了一封校长的推荐信和一份学术成绩单，证明被告人在学校中的好表现。

通过这些证据，钱素峰律师成功地为被告人树立了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

最终，钱素峰律师的辩护取得了成功。

陪审团被律师提供的证据和观点所说服，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

这个案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示了钱素峰律师执业中的成功经验和卓越才能。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指导意义。

首先，全面的调查和准备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律师需要深入了解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案件细节，以制定出有力的辩护策略。

其次，律师需要善于发现并利用法律漏洞和疑点，削弱指控的可信度。

编号：_________________ 贩卖毒品辩护词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订日期：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辩护词尊敬的法官：本人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担任沈某贩卖毒品罪一案一审辩护人，通过阅卷及会见当事人，辩护人对案件有了全面、客观的了解，结合办案庭审情况，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对于公诉人就本案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犯有贩卖毒品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辩护人对公诉方起诉书指控的毒品数量有异议，认为建议量刑过重，辩护人从事实认定和量刑情节两个角度来具体分析。

一、事实认定（一）毒品重量1、本案公安机关未查获冰毒，没有物证，未能对涉案毒品进行称重，对于贩卖毒品的重量主要是根据供述来认定，缺乏客观证据支持。

2、沈某、沈小某、包某的供述中对于毒品重量的描述为“约”、“大概”、“左右”，对于毒品的具体重量都不清楚，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人进行了称重。

3、刘某的笔录中说到，沈某第二次交付毒品时说是10克，但刘某觉得只有5、6克。

这是非常重要的证词，说明毒品重量没有达到约定的克数。

4、从证据材料来看，毒品都是有包装的，有的是分装，供述中对于重量的描述都没有区分有包装和无包装的情况，因此毒品重量不明确。

5、从沈某的供述（第二卷第11页）中可以看出，8月8日给刘某的毒品有从另一袋里匀出的情况，也没称重，所以此次给刘某的毒品数量不确定。

6、从沈某、沈小某、包某的供述来看，三人都说沈某说东西不好退回过一点冰毒。

（第二卷第43页）以上，证明沈某所购买的毒品因未称重、未明确有无包装、退回等原因存在不确定的情况，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贩卖冰毒16克证据不足。

（二）沈某有无贩卖16克毒品的可能。

1、从沈小某和包某的供述可以看出，沈小某购买过两次共10克的冰毒，而沈某贩卖毒品的来源全部是沈小某和包某，因此沈某的贩卖数量不可能超过10克。

武汉方某贩毒案成功辩护获轻刑从轻处罚【案情简介】本律师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为一起贩毒案件做辩护。

该案中，由于被告人方某法律意识淡薄，帮助李某联系并介绍其朋友王某购买毒品。

【承办过程】被告人父亲通过网站获得肖小勇律师的电话后，先后多次与本律师当面咨询相关法律问题。

在律师的认真分析以及专业问题解答之后，被告人家属决定委托本律师全权受理此案。

关于如何确立辩护策略，本律师经过会见被告人、详细阅卷及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后认为：在该案中，被告方某虽然并未直接向王某出售毒品，但同案犯李某让其找人联系出售毒品时，被告人方某找到自己同村吸毒人员王某，并将王某介绍给同案犯李某，最终协助李某将34克海洛因出售，之后还多次在李某指示下向王某催要毒款。

被告人方某的行为属于居间介绍行为。

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其实施的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因此，被告人方某的行为构成贩毒罪共犯。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贩卖毒品海洛因10可以上不满50克的，量刑幅度为7年以上至15以下有期徒刑。

虽然罪名已成立，但是通过本律师多个方面的综合考虑，认为此案还有许多辩护的空间，全面的制定辩护策略，为维护被告方某的权益，为其能够从轻处罚做最大的努力。

本律师在庭审中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方某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2、被告人方某在本案中既不是毒品持有人（所有人），也不是犯意提起者，也没有直接参与双方售卖毒品的过程，事后也没有分得赃款。

被告人方某对本案的发生仅仅起到辅助性、次要作用，属于从犯，应当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3、被告人方某能够参与本案完全是出于给朋友帮忙，意气用事，交友不慎，并且其本人法律意识淡薄，这也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失败的结果；4、被告人刘某某在案发后能如实供述案情经过，悔罪态度好，且无违法犯罪前科。

鉴于被告人以上所具有的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恳请法庭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十六条、十七条的规定，参考采纳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建议法庭判决对被告人方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让被告人回归社会，重新开始人生之路。

孙中伟律师毒品辩护规则98：将查获的毒品合并后送去鉴定时数量变多不应判处死刑。

（孙中伟原创孙中伟（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独家首发、转载请注明）查获的毒品合并后鉴定时数量变多证据存疑，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主要案情：某毒品犯罪中现场查获的毒品数量记录为950克，共两包，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毒品称重记录》及称重毒品照片在案佐证，查获的毒品也没有现场由被告人签字后封存。

而公安机关违规擅自将二包毒品合二为一后送去鉴定的毒品变成了1040克。

孙中伟律师辩护要点及辩护理由：《公安机关缴获毒品管理规定》“第二章毒品收缴，第五条在案件现场收缴毒品时，应当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获取、及时固定有关证据。

除特殊情况外，对收缴的毒品一般要当场称量、取样、封存，当场开具《扣押物品清单》，责令毒品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名，并由现场两名以上侦查员签字。

有条件的，要对收缴毒品过程进行录像、照相，存入案卷，永久保存。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式三份，写明物品或者文件的名称、编号、规格、数量、重量、质量、特征及其来源，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交给公安机关保管人员，一份附卷备查”。

该规定明确了对物品予以扣押的程序，物品的数量必须要当场查点清楚，在涉案毒品为多包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将包数予以合并，程序违法。

有可能因整个扣押并送交鉴定的过程的封闭性即对侦查机关行为监督的缺失使得扣押的毒品与最终送交鉴定的毒品不同一；也可能存在其中某包并非毒品，而与其他包中的毒品掺杂在一起使得毒品的数量增加从而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排除所查获的包数中原不含有毒品成分，侦查机关人为将来源毒品掺杂在其中，使得本身并不含有毒品成分的非毒品摇身一变竟成为毒品。

本案中，无法证明公安最后送去鉴定的一包1040克的毒品就是现场查获的二包共950克的毒品，几被被告人都没供述过毒品是1040克。

刘某某被控贩卖、运输毒品案二审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作为刘某某的二审辩护人，我们发表以下四点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与出庭检察员商榷：一、刘某某从未参与贩卖毒品，原审判决将“贩卖”列入其罪行，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一）刘某某仅涉嫌运输毒品，并未涉嫌介入贩卖毒品。

一审判决认定第一被告李某某除了实施运输毒品行为之外，还存在贩卖毒品的情节，因而并列确定其罪名为“贩卖、运输毒品罪”。

与其不同，刘某某仅涉嫌与李某某共同运输毒品，从未参与贩卖毒品，公诉机关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事实。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只有实施了某种行为，才能并列确定相应的罪名。

对此，《大连毒品犯罪会议纪要》有明确规定（见附表）。

据此规定，运毒者即使明知毒品将被他人用于贩卖，只要没有介入贩卖行为，也不能以贩卖对其定罪。

（三）刘某某不应因涉嫌运输毒品的行为而构成贩卖毒品罪，一审以“贩卖”对其定罪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由于刘某某没有介入李某某的贩毒行为，即使其与李某某共同运输毒品，也只能构成运输毒品的共犯，不能因运输行为而成立贩卖毒品的共犯。

在刘某某仅仅涉嫌运输毒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并列确定其罪名，所涉“贩卖”罪名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刘某某具有运输毒品的直接故意，一审判决认定刘某某犯运输毒品罪缺乏事实根据。

（一）一审判决未采纳讯问笔录的部分内容，系因相关讯问笔录未能如实记录，同步录像可以表明这一情况。

讯问笔录的内容如果与同步录像不一致，显然只能以录像为准。

一审期间，经核对讯问录像表明，刘某某、李某某讯问笔录中涉及刘某某事先明知李某某购买毒品的部分供述与录像内容并不一致，一审判决未采纳此部分内容，仅根据没有争议的案件事实，认定刘某某对于运输毒品的主观态度是“事前应当知道、事后确知”（详见注1）。

（二）运输毒品的主观要件只能是直接故意，一审判决认定刘某某构成运输毒品罪，犯下了“推不出”的明显错误。

王思鲁办理案件涉及隐私，采用化名深圳周文涉嫌运输毒品案之一审辩护词请让我们用这一句话作为辩护词的开头吧：程序、证据和法律应该是刑事司法的唯一依据吧！？周文涉嫌运输毒品案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们受被告人周文的委托以及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正在审理的周文涉嫌运输毒品一案中担任周文的一审辩护人，出席今天的庭审。

介入此案后，为彻底弄清案情，先后多次会见了周文，听取了他的陈述，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作了适当的调查，分别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详尽阅卷，并经过今日法庭调查，对案件的证据及如何适用法律已非常清楚。

本着依法辩护原则，我们认为，这起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事实部分并无太大的争议，也就是：2009年11月3日，被告人周文持当日广州东至岳阳的火车票进入广州东火车站乘车，被值勤民警盘查，当场从其左、右前裤袋内查获含甲基苯丙胺、咖啡因的3包颗粒状物品麻果，重量45.5克；周文供述是从“阿艳”处购得，用于自吸；周文没有供述以前曾经实施过毒品犯罪。

但是，运输毒品的指控是不当的；如果被告人构成犯罪，本案只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运输毒品”在《刑法》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并非携带毒品乘坐交通工具从一地到另一地就是运输毒品。

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除了具备动态持有毒品这一客观行为外，还需考量主观上是否具有通过运输营利的目的。

被告人周文并不具备主观上运输毒品的故意，相反，大量的法律文献与相关判例表明，该案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方才符合立法的原意。

除此之外，控方据以支撑其指控的《鉴定结论》与《盘问笔录》均存在瑕疵，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补充、佐证的情况下，应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

一、控方对本案的定性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运输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们接受本案被告人安xx家属的委托后，多次会见了被告人，仔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并参与了今天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安xx参与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不能认定。

理由如下：一、本案指控证据中有应当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

从2016年5月6日22时40分安xx被抓获到5月7日下午14点过，公安机关一直未让安xx休息，也不准上厕所，采取憋尿的变相肉刑让安xx产生剧烈的痛苦，让其交代不利于被告的供述应当依法排除。

安xx曾做过肾移植手术，对于一个换过肾的人来说，憋尿十几个小时所带来的痛苦是非常巨大的。

在长时间憋尿的情况下，安xx只好供述了事成后会给他5万元，公安机关才允许了他上厕所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变相方式的刑讯逼供。

但是从第6次讯问开始，安xx 否认这一事实。

因此，安xx前5次“事成后会得到5万元好处”的供述，是在侦查机关采取让嫌疑人身体产生剧烈疼痛的情形下取得，又没有同案犯的供述加以印证。

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形式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第二条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定，安xx对自己有罪的供述，不应该作为定案依据应依法排除。

二、安xx不具备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的主观要件。

从老唐、普古瓦子（罗开明）和安xx的供述来看，安xx 不存在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的主观故意。

首先，公安机关对老唐形成的讯问笔录，第一次讯问笔录中老唐说：4月29日下午四点多，他和杨峰在茶楼里坐了一会儿，杨峰就提出一起做毒品生意，他不同意。

吕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一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当事人吕某爱人曹庆娟的委托，指派徐晋红律师律师担任被告人吕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的重审一审阶段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等一系列工作，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现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根据案卷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吕某是2013年5月29日在河北省涉县被长治警方抓获，显然被告人吕某涉嫌犯罪的事实发生在2013年5月29之前。

鉴于此案历经一审、二审，现正处发还重审阶段，时间跨度长达三年之多；期间我国法律对涉嫌毒品犯罪的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我国刑法适用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被告人吕某定罪量刑应当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因此，对被告人吕某的定罪量刑原则上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8）324号（以下简称“大连会议”），如果2015年5月18日《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的相关规定，以及2016年最高法院法释〔2016〕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利的应当依据上述规定。

二、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吕某涉案毒品的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被告人涉案毒品数量以及成分有误2013年5月30日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扣押：疑似毒品“筋”物品3袋，合计1479.6克（含包装袋）；疑似毒品“筋”和“粉”混合物10袋，合计3888.9克（含包装袋）；疑似毒品“粉”物品15袋，合计7580.5克（含包装袋）；疑似“石头粉”块状物品1袋，合计850.3（含包装袋）。

贩卖毒品盐酸曲玛多一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福建坤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XXX亲属的委托，征得被告人同意，指派我们作为其涉嫌贩卖毒品犯罪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认真研究了证据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今天又参加法庭调查，听取了公诉人的意见，对本案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贩卖毒品的定性没有异议，对指控被告人情节严重有异议。

现根据本案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指控被告人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向黄XX贩卖盐酸曲玛多，属于非法经营，依法不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

黄XX属于个体药店经营者，被告人向黄XX出售盐酸曲玛多，是因为黄XX药店经营需要。

盐酸曲玛多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根据刑法规定毒品包括这类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

是否所有的以牟利为目的贩卖管制类精神药品都认定为贩卖毒品，辩护人认为应根据案件客观情况加以区分。

因为国家管制类的精神药品具有特殊性，在实践中临床上使用较多，大多用来缓解特殊患者无法忍受的身体疼痛，这种被做医疗用途的只能认定为药品。

从贩卖毒品的犯罪客体上看，贩卖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贩卖使毒品流向社会吸食毒品的人员，损害了公众健康。

结合本案分析，如果被告人贩卖曲马多片是给吸毒人员，为了满足“瘾君子”的购买需要，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而被告人是将这些管制类精神药品卖给黄XX个人药店，这个药店也曾经通过正规渠道进过盐酸曲玛多。

药店将药品卖给特殊患者用于治病，这种贩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客体是不同的。

根据国家对精神药品管理的有关规定，经营盐酸曲玛多此种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应有许可证并经过批准，被告人XXX无经营盐酸曲马多的许可证，他的买卖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2015〕129号《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七）条，关于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的规定指出：“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吴匡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辩护词（二审阶段）中国﹒上海﹒博和2013.07中国上海万航渡路888号开开广场24楼A座电话：（86 21）61368500/ 中国上海万航渡路888号开开广场24楼A 座 电话：（86 21）613685001吴匡涉嫌非法走私毒品罪一案辩护词（二审）审判长、审判员：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吴匡的委托，指派林东品律师、王思维律师担任其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二审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阅看了本案卷宗，研究了相关法律，会见了吴匡本人并听取其意见，又依法参加了本案的庭审。

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考虑并采纳。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刑初字第245号判决书认定，吴匡指示陈诺文找人到巴西带毒，并实施了安排行程，提供机票、行李箱，支付好处费等行为。

一审认为，吴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虽具有坦白情节，但尚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认为，原审上述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应予纠正。

在事实认定层面，吴匡作为本案共同犯罪中的“中介联络人”，其作用不仅小于本案真正的首要分子阿飞，也小于已决同案犯陈诺文，对不同角色的行为人的量刑应当有所区别；在法律适用层面，一审判决未考虑吴匡所具有的多项法定、酌定情节，也未考虑同案犯之间的量刑平衡，原审以上错误请二审法庭予以纠正。

一、吴匡在本案中的作用不仅小于“阿飞”，也小于陈诺文一审认定吴匡在共同犯罪中指使陈诺文找人带毒，安排行程，提/ 中国上海万航渡路888号开开广场24楼A 座 电话：（86 21）613685002供行李箱、手机，收取毒品，支付好处费等，进而认定吴匡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

辩护人认为，上述认定显然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

本案是一起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对本案中各行为人角色的判断，不能仅仅局限于已到案的行为人，而应当综观全体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判断。

在全案层面上，吴匡的作用不仅小于“阿飞”，也小于陈诺文。

（一）本案中陈诺文系主动实施犯罪，吴匡不存在指使行为 首先，陈诺文加入本案并非基于吴匡的指使，而是陈诺文为了追求非法利益，主动找到吴匡，要求增加好处费并承诺可以找人带毒。

王思鲁律师办理案件涉及隐私，采用化名汤启芬涉嫌贩卖毒品（美沙酮）案（改判十年有期徒刑）之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们受汤启芬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汤启芬涉嫌贩卖毒品案中担任汤启芬的一审辩护人，出席了今天的庭审。

我们从侦查阶段介入此案至今，本着对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先后多次会见了汤启芬，听取了其陈述，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并作了适当的调查；到贵院复印了全部卷宗材料，并详尽阅卷；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已十分清楚。

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我们可以坦诚地说，公诉人指控汤启芬涉嫌贩卖毒品的事实基本清楚；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医院了解汤启芬的病情，并向领导反映取保候审的意见，我们对公诉人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由衷感谢！我们总的辩护意见是：汤启芬依法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应当从轻处罚。

一、本案在事实方面已基本查清，虽然公诉人没有指控汤启芬是贩卖1000支美沙酮的犯意提出者，但由于其他被告人说到，我们现就该问题作补充说明。

2006年1月10日贩卖1000支美沙酮的犯意到底由谁首先提出，当事人说法不一，且刘番熙与李晓凌是夫妻关系，这两人又与汤启芬有利害关系，刘番熙、李晓凌所言并不可信，又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刑事证据运用规则，无法证明犯意由汤启芬首先提出。

二、关于贩卖美沙酮是否构成犯罪，在实践中还有争议，本案的焦点是法律适用问题。

我们认为，在人赃并获的情况下，认定汤启芬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也无可厚非，但由于美沙酮毒性极小，又没有流入社会，应对汤启芬从轻处罚。

1、汤启芬不应当排在《起诉书》的第一位，而应当排在刘番熙、李晓凌之后，居于第三位。

关于2006年1月10日贩卖1000支美沙酮的行为，汤启芬、刘番熙、李晓凌三被告人已构成了共同犯罪，他们的地位、作用相当，难分主次，但刘番熙、李晓凌除了涉及贩卖这1000支美沙酮外，还有其它的贩毒行为，因此，从本案有关被告人的犯罪主观恶性、社会危害、贩毒的数量及持续的时间、获利等方面对比，汤启芬的案中的行为均比刘番熙、李晓凌轻，排位应在他们之后，居第三位，这才符合客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