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的职责、角色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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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 ６卷第 ４期 ２ ０ １ ４年 ８月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Ｇ ｕ ａ ｎ ｇ ｄ ｏ ｎ ｇ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ｅｏ ｆ Ｐ ｕ ｂ ｌ ｉ ｃＡ ｄ 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 ａ ｔ ｉ ｏ ｎ
Ｖ ｏ ｌ ２ ６Ｎ ｏ ４ Ａ ｕ ｇ ２ ０ １ ４
并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从根本上讲是从人的需求出发，是从公共利益的目标出发，是以人为本的 重要体现，是对人的价值的彰显，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取向。 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归根到底体现在个体的幸福上，但个人的幸福却并不完全是个人的私己 之事。这是指，提升幸福感，政府有其 “ 用武之地” 。原因在于：首先，一些对人们幸福感产生 正向影响的因素，超出了个体控制的范围。比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 但是，社会资本的提升是单凭个人难以施加强有力影响的，相反，政府可以想方设法提升社会资 本，比如通过各种手段增强社会互信，构建诚信社会。其次，个人追求幸福的个体理性行为可能 陷入 “ 囚徒困境” 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研究发现，个体幸福感与相对收入正相关。那么从个体理 性出发，无论参照群体的收入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个体都应该努力增加自身收入。但是，其他个 体也会按照同样的逻辑行事。结果，每个人的收入都有增长，大家的相对收入变动成为 “ 零和博
幸福非但是人们终极的价值追求，而且还是一种积极、正向从而也值得鼓励和肯定的价值目 标。表现之一是，人们的幸福状况会对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幸福 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在事业中进步更快，更容易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幸福的人也更有合作精
［ ５ ］ １ ４ 神，更愿意主动帮助别人而且更愿意承担风险去伸出援助之手。 幸福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关注
① 弈” ，而人们又比较容易适应绝对收入的增加。 结果，由于收入增加带来的边际幸福微乎其微，
而相对地位又相互抵消，人们却付出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工作，闲暇减少，导致幸福感并没有如人 们预期般提升甚至可能下降。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弗兰克提出，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等手段来对社
［ １ ］ 计司司长 Ｐ ａ ｕ ｌ Ｃ ｈ ｅ ｕ ｎ ｇ 认为，未来世界统计发展的三大趋势之一即是国民幸福统计。 近年来，我
国中央政府对民生问题日益关注，提升居民幸福感亦被许多地方政府列为重要的施政目标，例 如，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建设 “ 幸福广东” ，北京公布的 “ 十二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要 “ 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重庆在 “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将重庆建设成为 “ 居民幸福感最 强的地区之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发出了 “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 来” 的有力号召。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幸福指数被一些地方探索性地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 系中，例如，河南平顶山自 ２ ０ ０ ８年将 “ 幸福指数” 纳入到干部考核的指标体系中；２ ０ １ ０年初， 江苏省江阴市制定了 “ 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广东省政府网站于 ２ ０ １ １年 １ ０月 １ ０日公布 了 《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在此背景下，需要深入地探讨和澄清的几个学理性问题包括： 政府究竟要不要承担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职责？如果要承担起此职责，政府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为了切实有效地提升居民幸福感，避免将提升居民幸福感停留在口号上，在我国当前的现实 国情下，政策的着力点府的职责承担
［ ２ ］ 伊壁鸠鲁早就指出，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 他的
这一观点并非绝无仅有，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休谟等人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在当代学者中，黄
［ ３ ］ １ ７ ２ 有光旗帜鲜明地指出，广义上的福祉 （ 快乐或幸福） 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陈惠雄也认为 ［ ２ ］ 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具有终极价值。 在实证研究方面，迪纳尔通过一项针对 ２ ８个国家 ［ ４ ］ 的研究发现，被调查者一致认为，幸福比财富更为重要。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发展观也在不断地演变。２ ０世纪 ７ ０年代，不丹提出要用国 民幸福指数替代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政府计划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在其 ２ ０ ０ ８年制定的宪法中， 第 ９条规定 “ 要创造条件追求国民幸福总值” 。上述作法及其背后传递出的发展理念引起了包括 政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英国、法国等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响应，联合国统
收稿日期：２ ０ １ ４ —０ ４ —２ 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 短视认知偏差、偏好动态不一致与地方政府投资中的冲动或拖延：机制分析与管 理建议》 （ 编号：７ １ １ ０ ３ ０ ９ ４ ） 。 作者简介：郝身永 （ １ ９ ８ ２ —） ，男，河南唐河人，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幸福经济学。
提升居民幸福感： 政府的职责、 角色与对策
郝身永
（ 上海行政学院 经济学部，上海 ２ ０ ０ ２ ３ ３ ）
摘要：幸福是人们普遍和终极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价值目标，政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责无 旁贷。透析幸福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针对偏好与幸福的背离，应引导人们自主地做出有利于幸福的 决策，避免家长式的直接管制；针对可控性外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政府则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增加公 共支出等手段提升居民幸福感。剖析幸福的本质内涵可知，幸福不是主流经济学在 “ 理性人” 假设下 根据外在行为对预期效用的推断，而是现实中人们对多样性的客观条件满足主观需要程度的心理感受。 因此，从直接影响人们心理感受的因素着手能更有效地提升幸福感。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 来看，除了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地健康发展，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 正分配，保障民主权利。 关键词：居民幸福感；政府职责；角色扮演；具体对策 中图分类号：Ｆ ０ ６ １ 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 ０ ０ ８ —４ ５ ３ ３（ ２ ０ １ ４ ）０ ４ —０ ０ ４ ２ —０ ６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Ｇ ｕ ａ ｎ ｇ ｄ ｏ ｎ ｇ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ｅｏ ｆ Ｐ ｕ ｂ ｌ ｉ ｃＡ ｄ 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 ａ ｔ ｉ ｏ ｎ
Ｖ ｏ ｌ ２ ６Ｎ ｏ ４ Ａ ｕ ｇ ２ ０ １ ４
并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从根本上讲是从人的需求出发，是从公共利益的目标出发，是以人为本的 重要体现，是对人的价值的彰显，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取向。 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归根到底体现在个体的幸福上，但个人的幸福却并不完全是个人的私己 之事。这是指，提升幸福感，政府有其 “ 用武之地” 。原因在于：首先，一些对人们幸福感产生 正向影响的因素，超出了个体控制的范围。比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 但是，社会资本的提升是单凭个人难以施加强有力影响的，相反，政府可以想方设法提升社会资 本，比如通过各种手段增强社会互信，构建诚信社会。其次，个人追求幸福的个体理性行为可能 陷入 “ 囚徒困境” 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研究发现，个体幸福感与相对收入正相关。那么从个体理 性出发，无论参照群体的收入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个体都应该努力增加自身收入。但是，其他个 体也会按照同样的逻辑行事。结果，每个人的收入都有增长，大家的相对收入变动成为 “ 零和博
幸福非但是人们终极的价值追求，而且还是一种积极、正向从而也值得鼓励和肯定的价值目 标。表现之一是，人们的幸福状况会对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幸福 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在事业中进步更快，更容易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幸福的人也更有合作精
［ ５ ］ １ ４ 神，更愿意主动帮助别人而且更愿意承担风险去伸出援助之手。 幸福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关注
① 弈” ，而人们又比较容易适应绝对收入的增加。 结果，由于收入增加带来的边际幸福微乎其微，
而相对地位又相互抵消，人们却付出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工作，闲暇减少，导致幸福感并没有如人 们预期般提升甚至可能下降。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弗兰克提出，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等手段来对社
［ １ ］ 计司司长 Ｐ ａ ｕ ｌ Ｃ ｈ ｅ ｕ ｎ ｇ 认为，未来世界统计发展的三大趋势之一即是国民幸福统计。 近年来，我
国中央政府对民生问题日益关注，提升居民幸福感亦被许多地方政府列为重要的施政目标，例 如，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建设 “ 幸福广东” ，北京公布的 “ 十二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要 “ 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重庆在 “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将重庆建设成为 “ 居民幸福感最 强的地区之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发出了 “ 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 来” 的有力号召。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幸福指数被一些地方探索性地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 系中，例如，河南平顶山自 ２ ０ ０ ８年将 “ 幸福指数” 纳入到干部考核的指标体系中；２ ０ １ ０年初， 江苏省江阴市制定了 “ 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广东省政府网站于 ２ ０ １ １年 １ ０月 １ ０日公布 了 《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在此背景下，需要深入地探讨和澄清的几个学理性问题包括： 政府究竟要不要承担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职责？如果要承担起此职责，政府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为了切实有效地提升居民幸福感，避免将提升居民幸福感停留在口号上，在我国当前的现实 国情下，政策的着力点府的职责承担
［ ２ ］ 伊壁鸠鲁早就指出，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 他的
这一观点并非绝无仅有，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休谟等人都持有同样的看法。在当代学者中，黄
［ ３ ］ １ ７ ２ 有光旗帜鲜明地指出，广义上的福祉 （ 快乐或幸福） 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陈惠雄也认为 ［ ２ ］ 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具有终极价值。 在实证研究方面，迪纳尔通过一项针对 ２ ８个国家 ［ ４ ］ 的研究发现，被调查者一致认为，幸福比财富更为重要。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发展观也在不断地演变。２ ０世纪 ７ ０年代，不丹提出要用国 民幸福指数替代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政府计划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在其 ２ ０ ０ ８年制定的宪法中， 第 ９条规定 “ 要创造条件追求国民幸福总值” 。上述作法及其背后传递出的发展理念引起了包括 政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英国、法国等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响应，联合国统
收稿日期：２ ０ １ ４ —０ ４ —２ 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 短视认知偏差、偏好动态不一致与地方政府投资中的冲动或拖延：机制分析与管 理建议》 （ 编号：７ １ １ ０ ３ ０ ９ ４ ） 。 作者简介：郝身永 （ １ ９ ８ ２ —） ，男，河南唐河人，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幸福经济学。
提升居民幸福感： 政府的职责、 角色与对策
郝身永
（ 上海行政学院 经济学部，上海 ２ ０ ０ ２ ３ ３ ）
摘要：幸福是人们普遍和终极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价值目标，政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责无 旁贷。透析幸福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针对偏好与幸福的背离，应引导人们自主地做出有利于幸福的 决策，避免家长式的直接管制；针对可控性外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政府则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增加公 共支出等手段提升居民幸福感。剖析幸福的本质内涵可知，幸福不是主流经济学在 “ 理性人” 假设下 根据外在行为对预期效用的推断，而是现实中人们对多样性的客观条件满足主观需要程度的心理感受。 因此，从直接影响人们心理感受的因素着手能更有效地提升幸福感。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 来看，除了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地健康发展，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 正分配，保障民主权利。 关键词：居民幸福感；政府职责；角色扮演；具体对策 中图分类号：Ｆ ０ ６ １ 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 ０ ０ ８ —４ ５ ３ ３（ ２ ０ １ ４ ）０ ４ —０ ０ ４ ２ —０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