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之巴金

不朽巴金·轨迹--百年旅途中的雾雨春秋
不要把我当成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
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感情。今天回
顾过去说不到什么失败，也谈不到什么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
这一生。——巴金
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出生—26岁）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父李
镛为官多年，颇有田产。父亲李道河任四川广元县知县，巴金随父母在任所居住。
母亲陈淑芬思想开通，品性善良，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巴金开始阅读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接触社会主义、人
道主义等各种思想文化。
1927年，从上海赴法国，途中写《海行杂记》。旅居巴黎等地，开始写《灭亡》。
1929—1930年（25岁），第一本小说《灭亡》出版，完成《俄罗斯十女杰》。译作
颇丰。
暗夜里呼唤光明（27岁—37岁）
1931年，继续在上海从事着译，写中篇《新生》、《雾》，4月开始写第一部长篇
《家》，在《上海时报》连载，第一次刊出当日，获悉大哥李尧枚自杀。出版第一
个短篇集《复仇集》。“九一八”事变后，写诗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结识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学朋友，与郑振铎等筹办《文学季刊》。《爱情
三部曲雾雨电》全部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偷袭上海，巴金写诗文呼唤抗日救亡，后收入《控
诉集》。《呐喊》杂志创刊，巴金任发行人。11月上海沦陷，蛰居租界继续写作。
1941年，回成都探访亲友，再到昆明探望萧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文化
人转移到桂林。
黎明前的探求（38岁—44岁）
1942年，在桂林写散文《灯》，从桂林到重庆，得知曹禺正在改编《家》为话剧。
1943年，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写杂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与英国
神父赖治恩就道德问题论战。在重庆，曹禺改编本《家》连演100场爆满，打破战
时重庆话剧演出纪录。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参加文艺界各种政治性活动。11月回上海，与郑振铎、
李健吾等筹组中国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
沉浮二十余载（45岁—72岁）
1949年，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国全国文联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
1954年，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社会、文化工作提
出批评。
1955年，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不转载关于批判胡风的材料，被批评为政治错误。
1956年，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10月14日，主持鲁迅墓迁葬仪式，并讲话。
1957年，在京出席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议，期间与赵丹、方纪等受到毛泽东接见。
与靳以同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创刊。开始编辑《巴金文集》
1958年，从姚文元在《中国青年》发文开始，以拔白旗为名的批巴运动持续了七八
个月。《巴金文集》陆续出版。
…………
1966年赴京参加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会。在武汉受到毛泽东接见。8月，被北京
来的红卫兵抄家，萧珊被打伤。
1967年，上海文化系统举行全市批斗巴金电视大会。被遣送到松江参加劳动。
1972年，萧珊病逝，被准许留在上海。
1973—1976年，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
讲真话（73岁—89岁）
1977年，恢复正常政治权利。《家》重印出版，再次畅销。
1978年，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随想录”
…………
还能拿起笔（90岁—95岁）
1994年，第三届“巴金北京研讨会”在京举行，《巴金全集》第24至26卷出版，
至此全部出齐。
1995年，汇集了《随想录》以后重要作品的《再思录》出版。
“我为大家活着”（95岁—101岁）
1999年，春节期间肺部严重病毒感染住院，对周围的人说“我为大家活着”。中科
院命名1997ＷＡ22号小行星为“巴金星”。现代文学馆新馆竣工。
…………
2003年，为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巴金铜像在四川落成。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
家”称号。
巴金，一个悲剧性的存在
我对巴金是怀有敬意的。他是一个富有良知，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富有人类
美好感情的作家，具有老一辈作家的那种修养和良知，而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不大讲
究这些。这种修养，我指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而且包括道德、思想在内。巴金青
年时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人类的、民族的自由解放的理想，他不像一
般的作家，只是考虑所谓的文学，他的写作是超越文学的。因为他关注的是整个民
族的改造，是人类的命运，所以他不在乎文体，并不讲究具体的修辞，他的风格也
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坦白、率真的人生态度的自然体现。巴金年轻的时候能写出
那样优秀的作品，正是在于他思想的开阔、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幸福的追求。
毋庸讳言，在他善良、真诚的性格中也有相对怯弱的成分。他年青的时候表现
出一往无前的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到后来他慢慢地丧失了，他变得不那么勇敢
了。中年以后，他被纳入体制之内，于是表现出来的那种保存自己的方面不免考虑
得更多一些，所以才会有后来他的《随想录》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忏悔。他的反思
我觉得是真诚的，勇敢的，然而是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同意人们给予《随
想录》这么高的评价。
当然，巴金的反思比较早——比较早地反思了自己和民族的灾难，而且即使是这
种不够彻底的反思，当时也有一些文字不能发表，而且在当时，被称为“左”的思
想路线仍然有很大市场，甚至控制着局面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对一个作家提出过
于苛刻的要求，但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一点。因为，这正是巴金留下的空白，亟待我
们继续作出修正和填补的地方。在《随想录》中，巴金勇于自我解剖，的确是他比
其他作家可贵的地方。我们的作家总是强调批判社会、批判别人，唯独不批判自
己。巴金可贵的地方就是能从理性和情感的方面，对自己做出反省，我觉得这是非
常难得的。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和《随想录》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
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作家良知的表现，也是历史理性的表现。他执着于
民族的苦难的记忆，这点非常难得。对于这段中华民族的黑暗历史，现在的作家没
有几个像巴金这样刻骨铭心。他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正是要记住我们民族的苦
难记忆，他要以自己的写作为我们的苦难作证——因为记住是不断深入反思的基
础。
回顾巴金一生，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存在，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
思想战士，真理的追求者，为人类幸福而写作者，成为一个纯作家、一个一度跟风
的作家、一个理应保持沉默未能保持沉默的作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无法保持沉默的
人，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我认为对巴老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挖掘他个人身上的悲剧性
——他的《随想录》也清楚地记录了这个悲剧。因此对他的纪念应该回到青年时代
的巴金。其实，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每前进一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是向青
年时代返回一步。“文革”结束之后，他努力一步步地找回自己。
巴金作为一个善良的、真诚的、富有良知的作家，也是反映我们道德存在的一
面镜子。作家应该讲道德，而现在有把道德放逐的倾向。所谓道德，就是追求社会
的自由、民主、公正、公平，追求人类的幸福；道德意涵了善良、真诚、热情、同
情心、社会责任感。这是作为作家的起码的道德，也是最高的道德。巴金是一个具
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他永远把道德良知置于文学之上。纪念巴金，最急迫也是
最切近的一点，就是努力恢复我们的文学的良知，民族的良知。
巴金，这个出生在官僚地主大家族的少爷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思潮，在他19岁的时候挣脱了封建的桎梏，从四川老家出走。1927年，巴金
跑到巴黎，想去找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他在巴黎拉丁区一个阳光难照
到的房间里，带着寂寞与痛苦完成了他的处女作《灭亡》，从此走上文学之路。1928
年回到祖国之后，巴金进入了他人生的创作高峰期，其中“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新中国建立后，巴金致力于世界语运动，
晚年又再度在其中投入大量心力，其中的心事，只有巴金自己知道。十年浩劫中，
巴金却被当做“大毒草”受到猛烈的批判。在巴金的生命走向末年的时候，他倾注
全部人生经验创作了《随想录》，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以及自己人格曾经出现
的扭曲，并且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