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与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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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崇文和宣武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映衬的，以北京城的中轴线前门大街为界，崇文有天坛，宣武就有先农坛；崇文有法华寺，宣武就有法源寺；崇文有花市口，宣武就有菜市口；崇文有龙潭湖，宣武就有陶然亭湖，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主城的行政区划再度调整，崇文区和宣武区被撤，二者分别并入东城区和西城区，保留“东城”和“西城”的区名。 有了崇文门和宣武门，才有了后来的崇文区与宣武区。大约从明正统年间，依“左文右武”的旧礼为京畿的两扇南大门命名开始，这两座城门与它们面前的土地慢慢地就有了独特的地理与文化意义。 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拱卫着紫禁城的内城九门，依逆时针分别是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紫禁城正南的宣武、正阳、崇文三座城门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它们向南辐射开去就是今天的崇文区和宣武区。很长一段时间，这片土地只是一望无垠的郊区而已，连外城也算不上。 变化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那一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进犯大同。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朝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通过战争达到上述目的。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不要攻大同，改去攻打其他地方。八月，俺答汗于是带兵东去。自古北口入犯，长驱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时勤王兵四集，仇鸾也领兵来。嘉靖皇帝就封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篙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此丁汝夔会意，告诫诸将不许轻举妄动，结果诸将全都坚壁不战，不发一剪。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乱”或“庚戍之变”。两年后，大臣朱伯宸建议修筑外城，以固城防。起初设想在元大都旧址，向东、西、南、北四面展开，将内城和先农坛、天坛环绕起来，并在城之四角建筑角楼，以利警戒和防守。嘉靖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也觉得经此一辱，只有“内城”九门围着还不保险，就下令要在京城之外再加一圈城墙。这以后，北京人就管加上的这段外城叫“南城帽儿”。 当年嘉靖把筑城事宜交给严嵩去办，严嵩是奸臣，可他并不笨。他见那些年灾荒遍地，民不聊生，国库也不富裕，心想万一修到一半没钱了该如何交代！就留了一手，先从南边开工。果不其然，刚修一小半，没钱了，绕着北京修一圈是肯定不成了，只得半路停工。可也不能没头没脑撂着半截城墙啊！严嵩便按早作好的打算，把东西两边跟原来的东便门、西便门两个城角连接起来，好似给北京城戴上了帽子，其形状像个“冒”字，这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看二环路的走向就能瞧出来。 自有了这顶“帽子”罩着，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变化，皇城南边出现了一座“外城”，当时也叫“罗城”。它东起东便门、广渠门，经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西到广安门、西便门。在这种围合下，南城特有的文化圈诞生了。 早在明朝刚把这段城墙筑起后，西城一个中药铺就流传起一则与严嵩有关的传闻。原来这家药铺的招牌是严嵩写的，在一次火灾中被烧了。找了几个书法家重写，东家都不满意。店里有位老厨子，见掌柜为这事急得饭都吃不下，就说：“您别着急，我写写看！”掌柜斜了他一眼说：“你还会写字？”厨子找来块白木板，拿来干净抹布，沾上墨汁，拿抹布一抹，几个大字写得跟严嵩丝毫不差。掌柜笑得合不上嘴，连说：“好好好！你再冒充严嵩落个款吧。”厨子说：“我就会写这三个字，别的字不会写！”原来天天在这匾下烧饭做菜，厨子收拾完碗筷，就对着那块匾，拿抹布照匾上的三个大字划拉一回当做擦桌子。擦了20多年桌子，就练会这仨字。 南城也有个中药铺的传说：某天夜里，有人敲“西鹤年堂”的门，要买刀伤药。伙计拿了药收了钱，隔着小窗口一看，这人有点脸熟，没等想起在哪里见过，那人一转身就不见了。第二天数钱入账，发现收到的钱竟是给死人烧的冥币！伙计再一想那人的长相，原来是前日在菜市口刑场被砍头的犯人。从此就留下句俚语，骂人不说“你去死”，而说“快去鹤年堂买刀伤药吧”！ 都是中药店的传说，两个区的风格却如此不同。西城是富人区，开的是文雅玩笑；“西鹤年堂”所在的菜市口正是刑场所在，清朝时处决人犯，不管是杀谭嗣同还是杀肃顺，都在这家药铺前行刑，监刑官先进鹤年堂休息喝茶成了惯例，所以死人买刀伤药的鬼话只能产生在南城。 非但如此，南边的那几座城门名字也不吉利。《清稗类钞》里有一则“城门名谶”，讲的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的名字，预示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灭亡。原来，定都北京的这三朝，其末代皇帝的年号分别是至正、崇祯、宣统，三座城门各含一字，是为不祥之兆。其实，宣武门取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意；崇文门是才子赶考必经之门，因而被称为“幸运之门”。
大栅栏：旧时的“王府井” 清代将明朝的“罗城”分为五城：东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范围基本也是今天的崇文区加宣武区。 满洲人进驻北京城后便推行“迁汉令”，内城分驻八旗，拱卫皇宫，实行兵民分城居住。清政府还下令内城不许建会馆、戏院及娱乐设施，这些设施和汉人开设的商店一律迁到了外城。外城虽分成五个区，不过类型只有三类，宣武门外主要是士人、汉官居住区，正阳门外和崇文门外是商业区，住的多是商人，而南部天桥一带才是平民聚居活动的地方。这时起，就外城而言，“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格局渐渐形成。 明代疏通的通惠河对南城影响很大，漕船可以自通州经运河直抵北京城东南角的大通桥，这样，临近码头的崇文门、正阳门地区遂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区。 南城的商业发达体现在税收上面。为了调剂在京满人官吏的收入，“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也就是说，进北京城做生意，都得到崇文门交税。最初，包袱行李还不纳税，发展到后来只要是身外之物都在起征之列，这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清朝陈康棋《郎潜纪闻》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年，江苏吴江的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的身份进京朝见，崇文门税局的关吏明知他是进京公干，仍收“关税”，因索要的“买路钱”太多，陆氏竟然付不起。无奈之下只好把衣被等物都扔了，只带一个仆人进城，他气愤地对关吏说：“我就这副身板了，未必你们还让我交税！”进城后，陆中丞只能找朋友借衣服被褥，等办完公事离开京城之时才还给人家。 这片商业区中以大栅栏的老字号最知名。明代迁都北京后，因长期战乱，北京人口骤减、商业萧条，为振兴京城，永乐帝决定迁南方富户充实北京。为发展商业，朝廷又决定在城南择地盖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于是，正阳门外被确定为搭建廊房的理想之地。“大栅栏”之所以得名，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清政府决定外城仿内城之制，于各胡同口设置栅栏。以前明代修筑的那片廊房区，因店铺众多，铁栅栏建得格外高大华丽，久之，“大栅栏”的称呼取代了原来的名称。 大栅栏就是清代北京的“王府井”，以前的民谣说：“大栅栏里买卖全，绸缎烟铺和戏院，药铺针线鞋帽店，车马行人如水淹。”大栅栏里的老字号，没有一家没有出处，没有一家没有来头，没有一家没有自己的特色。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曾说：“我创立沃尔玛的最初灵感，来自中国的一家古老的商号。它的名字源于传说中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这种使金钱去而复还的昆虫，就是青蚨，也是铜钱的代名词。而山姆·沃尔顿所说的这家商号就是瑞蚨祥。 瑞蚨祥是北京的一家绸布店，是当时字号都冠有个“祥”字的“八大祥”之一。瑞蚨祥创始人为孟鸿升，自称孟子后裔，系山东章丘人。他以经营土捻布发家， 1862年起他先在济南经营绸布生意。1876年，25岁的第二代当家孟雒川进京经商。瑞蚨祥在不断的竞争与合作中变得日益成熟，老北京人一直流传着一个有关瑞蚨祥的诚信故事：在价格不稳定的年景，如果当天有顾客以8分一尺的价格买了绸布，第二天又回来买同样的布，但这时的价格已经涨到了8分5，那么瑞蚨祥宁肯赔本儿，仍会以每尺8分的价格卖给这位顾客，让老主顾满意。 凡此种种，体现的是南城文化的古雅和质朴，透露着南城人的憨厚与实在。如果说北城是北京城的高山流水，那么南城就是它的下里巴人，二者不可偏废。清末的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感慨“中国的历史有国家而无社会”，又说“‘二十四史’，二十四家姓也”，他这样的评断至少在北京的大栅栏可以改写。
城南旧事:“围城”内外的崇文和宣武 上 试想一下，除了瑞蚨祥布匹给你的轻柔和滑润，同仁堂也始终在为你放映“大宅门”的“豪门深似海”，还有天惠斋里飘出的袅袅鼻烟、聚明斋里扇出的徐徐凉风，你能看到、能闻到、能触碰到的，正是最地道的“北京”„„然后，你还可以再到厚德福吃一顿铁锅蛋，到张一元喝一壶正经的茉莉花茶，到二庙堂的楼上品一回老式的沙氏水，到聚顺和买一点正装的北京果脯和糙细杂拌儿，到聚庆斋买一包用老式蒲包再盖上一层油纸和红纸的大小八件„„ 这就是著名作家肖复兴眼中北京南城的“蓝调”。蓝调的南城，似乎远离北城的高官厚禄、皇家气派，但它却深深扎在北京人的心里面，不可替代。
天桥：老北京的“嘉年华” 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都曾有过市井娱乐与消费的大本营，如天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庙、郑州的老坟岗等，而其中名声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就数老北京的天桥了。 历史上的北京外城南部曾是一片水乡。明代内城之水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响闸”流出，在虎坊桥东南形成了20余个大小不等的湖泊。有一条河从西向东流过，它当时无名，清末名为龙须沟。明永乐时在京城南郊筑起天坛后，为方便帝王祭拜，在正阳门和永定门间修建了大道。大道经过龙须沟处又修筑了一座桥，因是天子祭天必经之桥，遂名“天桥”。 不过负有盛名的天桥市场则迟至晚清才形成。清末民初人震钧所著、刊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天咫偶闻》中有对天桥市场较早的描绘：“天桥南北，地最宏敝，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今日天桥左边，亦无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说明在清末已有商人在天桥附近设摊售货并出现了曲艺、杂技等娱乐内容。 人们常用“万花筒”来形容天桥市场丰富多彩和无所不包。你能想到与北京有关的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不管是爆肚儿、豆汁儿，还是虎枕、兔爷，甚至看相、卖假药等各种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