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 格式:doc
- 大小:31.00 KB
- 文档页数:3
佛经译论的概念体系一、引言我国的佛教翻译,始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到唐朝臻于极盛,北宋逐渐式微,元朝以后则已经接近尾声了。
千年的译经活动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译著,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观点,奠定了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石。
从翻译的主体看,佛经翻译主要有两部分人:西域前往中国的僧侣和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
他们当中大都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对佛经要义理解较深,且对中国文化背景较为熟悉。
从翻译的历史看,佛经翻译可分为四个阶段:草创时期——东汉末到西晋,发展时期——东晋到隋,全盛时期——唐代,结束时期——北宋。
佛经翻译声势浩大,成就斐然,其间的思想光芒,虽点点滴滴,但历经数百年渐渐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争便始于此。
“文质”说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基础,它孕育于大量的实践活动,根植于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吸取了传统文论的精华。
本文拟摘取著名译家的论点,剖析其间的相异与相似之处,以求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
二、“文”与“质”之争我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有史可证的翻译可以追溯到西周时候。
但零星散乱的翻译活动并未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未形成理论论述。
因此,系统完备地考察翻译还需从佛经翻译开始,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对促进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佛经翻译的首篇确凿可考的应是东汉时期安世高所译《明度五十校计经》。
起始阶段未见论述,直到三国时支謙的《法句经序》才首开中国译论之先河。
不过,早期译者所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已见端倪,为支謙的论述提供了理据并奠定了基础。
安世高来自西域,但精通华语,所译经本措辞恰当,较好地传达了原文本义,“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但总体还是偏于直译,顺从原文结构而有损于译文。
支谶同样来自西域,所译经本全属大乘佛教经典,他仍采取直译,“贵尚实中,不存文饰”,以“弃文存质,深得经义”为旨意。
随后的数位译者同样遵循直译之路,“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9705 P.95-110由文質之爭到歸化與異化翻譯A Survey of Dualistic Theory of Buddhist Translation in China劉素勳Su-hsen Liu崇右技術學院摘要本文旨在闡述佛經譯論裡的「文質」說,辨析其該美學命題的來源,簡述歷代重要譯論家的主張,而後試著滌清「文質」的定義不清的問題。
所謂的「文質」有時候指的是文章的詞藻,有時則是意譯/直譯的區分。
筆者主張比較貼切的用語應該是歸化與異化譯法的區分。
證諸於佛經的譯論,則往往是理論上「質」派勝出,實踐上卻是「文」派獲勝;因此如果將同一文本的兩種譯法相比較,歸化譯法的流通度往往較廣。
結語則強調無論是文/質,意譯/直譯,或歸化/異化譯法的劃分,都必須小心不要陷入二元對立的僵化論述裡。
任何劃分法都只是大原則上的,便於人類認知活動的進行。
文質的區分主要是為了幫助對佛經譯論的了解,以便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與討論,而不是拘泥其中。
關鍵詞:文/質、意譯/直譯、歸化/異化譯法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an ancient debate on translation paradigm, which ran through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m from the Eastern Han(25-220) to the Northern Song(960-1127). The debate was on two translation methods known as “Wen” and “Zhih”, translated literally since their definitions had never been quite clear in history. In this paper, I will try to define the terminology, trace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argue that, instead of rendering Wen/Zhih as plain translation vs. elegant translation, simple translation vs. sophisticated translation, or free translation vs. literal translation, a more appropriate analogy would be domesticating method of translation vs. foreignizing method of translation. Examples are given to prove that Target Texts adopting a domesticating method of translation (Wen) are usually more widely accepted in TargetCulture while foreignizing methods of translation tend to prevail in theories.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ll dualistic categorization are inevitably subjective and deductive. They can only serve as bases for human cognition activities and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studies, but one should be not confined by them.Key words:Wen/Zhih, free translation vs. literal translation, domesticating method of translation vs. foreignizing method of translation壹、中國傳統的翻譯活動與譯論中國歷史上的翻譯活動起源極早。
关于道安“五失本”的争论摘要:道安在佛经翻译实践中提出的“五失本”在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们对于“五失本”的理解和争论主要集中于“失本”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
关键词:道安“五失本” 争论我国的佛经翻译历时1000余年,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
佛经的翻译,对我国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佛经译者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并形成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晋时期的道安便是其中之一,“在译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陈福康,2000:9)。
在他诸多译论当中,最有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被钱钟书在《管錐编》中赞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
序中写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一失本从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角度提出翻译须遵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使之能为中国读者理解,而不能逐字翻译,使读者困惑;二失本意识到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翻译中必须加以文字修饰,才能为中国读者接受;后三失本主要论述梵文佛经通常都有反复,重述,总结或者解释,在翻译中应当删繁去冗,达到疑问简洁明了。
“五失本”反映了道安作为译者对翻译两种不同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语言表达和行文习惯等差异的认识,在翻译时必须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对于重复繁锁之处可以进行删减。
“五失本”指的是在佛经翻译中,存在着五种和原文形式、内容、语体、风格韵味等不一致的情况(刘长庆,2010:177)。
对于“五失本”的争论集中于“失本”在翻译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
综述佛经翻译及其历史意义发表时间:2012-07-30T14:43:20.077Z 来源:《时代报告》2012年6月(上)供稿作者:杨卉刘立宪[导读] 本文综合介绍了佛经翻译的历史,佛经翻译的主要贡献者,佛经翻译的重要场所译场,以及佛经翻译对历史文化的影响。
杨卉刘立宪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河南郑州 450000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摘要:佛经翻译在文献翻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综合介绍了佛经翻译的历史,佛经翻译的主要贡献者,佛经翻译的重要场所译场,以及佛经翻译对历史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佛经翻译;玄奘;译场;文质之争佛经翻译约从西汉末期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才达到极盛时期,到北宋时期逐渐走向衰弱。
到了元代,佛经翻译进入了尾声。
至此, 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 历经草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的千年佛经翻泽完成了历史使命。
千年佛经汉泽,不仅是建立中国佛教的重要基础之一,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古代文明的中国带来了崭新的东西, 给汉语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佛经翻译大师——玄奘玄奘是佛教的大师,也是我国古代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在世界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玄奘译经, 弃骈取散, 以朴素的通俗文体真实传达出佛经的内容和风格, 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结合, 开创中国译经史的新译风格, 树立了我国古代翻译思想的光辉典范。
玄奖又称“三藏法师”,周游印度各地,吸收了印度佛学的要义,回国时携带梵文经典六百五十七部, 数量之多, 收罗种类之富, 实为前所未有。
他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 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中, 玄奖一生译经最多, 译文也最精。
玄奖还制定了“ 五不翻” 原则。
所谓的"不翻"并不是不翻译,而是"不意译"。
他认为在以下五种情况下要译音:1、秘密故不翻,也就是佛教的秘密,如咒语,要译音;2、含多义故不翻。
由“质”趋“文”的古代佛经翻译作者:贾敏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4期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4SKZD11。
摘要: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草创时期、发展时期、全盛时期、结束时期,纵观其发展,一直存在着“文”“质”之争,即直译与意译的此消彼长,但从历史长河来看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过程,而浩瀚的古代佛经翻译为中国译学理论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佛经翻译;直译;意译[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4--01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早期的佛经翻译更是为中国译论奠定了基础。
从两汉的佛经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开始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翻译规律。
从东汉末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以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
一.中国早期佛经翻译的发展阶段及其译论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存在着“文”“质”之争,纵观佛经翻译的发展,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即由直译趋向于意译。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 第一阶段草创时期: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公元148-316年)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早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安世高便开始从事译经活动,但偏于直译。
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他的《法句经序》是最早出现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首次提出翻译的困难,反映出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即支谦偏向于好文,而维袛难则好质。
其中已初现“信、达、雅”的雏形,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的开创性意义。
2. 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公元317-617年)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此阶段最著名的是东晋前秦高僧道安,他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道安主张意译,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
“五失本”是:一、佛经词序多是颠倒的,汉译时改从汉语语法,容易失本;二、佛经文字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应汉语读者,译文作了修饰,容易失本;三、佛经的论述,往往不厌其烦,颂文更是翻三覆四,翻译时删繁就简,容易失本;四、佛经有“义说”类似汉人韵文后的“乱词”,内容重复,翻译时被删除,容易失本;五、佛经讲完一事,要转说它事时,又将前事重提,然后往下说,翻译时,这些话被删除,于是失本。
名词解释1.郭沫若的“风韵译”在翻译时实现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两种语言的转换和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做到“字句、意义、气韵”三者“不走转”,不走样。
其意是说我们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主观感觉而赋予翻译文本某种风韵,而应该根据原著的风格来确定译文的风格,译文应该以原著的风格为出发点和归宿。
2.(1)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何意?(2)“五失本”何意?(1)道安,东晋前秦高僧,佛经翻译评论家,致力于“般若学”,倡“本无”宗,“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要求要按原本逐字逐句地翻译,不得对原文的字有所增减。
他的翻译主张:“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
直译派代表人物。
(2)道安的“失本”指的是在译经过程中对原作内容或形式的流失。
这“五失本”,反映了译家在“译梵为秦”时,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行文习惯诸多特点上)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所作的变通(三、四、五项皆指译者为求译文简明易了所作的削繁删冗)“失本”,是为了使译文达到符合汉文规范。
这是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
此乃道安高明之举。
“失”正是为了“得”,“以得补失”,这是翻译的辩证法。
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
“不失本”便不成翻译。
3.徐光启的翻译思想徐光启是我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之先驱, 被称为“西学翻译之父”、“科学译祖”。
徐光启的“翻译—会通—超胜”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意思是,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 ,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
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4.方梦志《医学词典》5.慧远的“厥中论”慧远主张厥中论,既反对“依实去本,务存其本”也反对“文过其意,理胜其辞”。
河南大学题目: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姓名杨翠翠学号 104753110619学院外语学院年级专业 2011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名称翻译概论任课教师姜玲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杨翠翠(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摘要: 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并对中国后世的哲学思想﹑语言、词汇﹑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分析佛经翻译中所采取的策略及采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入手,从而揭示中国佛经翻译传统的特性,即并非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认为的中国译者更倾向于归化原文,而是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的有机结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这些翻译传统以及这些传统译论对我们现今翻译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佛经翻译;翻译策略;翻译传统;启示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ScriptureYang Cuicui(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is the main stream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with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that are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reasons of using them.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ar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lternately domin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us they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maturity until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wo principles’integration, not Lefevere’s idea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that Chinese translators always tend to acculturate.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are going to elaborate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ideas of China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Key words: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traditions; enlightenment一、引言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
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一 )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
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
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
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
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
“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
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
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 (约 230~308年 )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 ,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
其译经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广。
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
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 ,事不加饰;悉则悉矣 ,而辞质胜文也” ,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 ,事事周密耳” ,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释道安 (314~385年 ) ,俗姓卫 ,常山扶柳人。
梁启超评其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 ,多嫌胡言方质 ,而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也。
何者 ? 传胡为秦 ,以不闲方言 ,求识辞趣耳 ,何嫌文质 ? 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
为传事不尽 ,乃译人之咎耳”。
继“质”派之后 ,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 ,其代表人物有支谦、鸠摩罗什。
支谦 ,又名越 ,字恭明 ,原为月支人 ,生于中国。
其师父支亮受业于支谶。
他虽可算支谶的徒孙 ,但他却是“文”派的支持者。
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于是 ,任继愈说:“这场争论 ,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 ,但实际的结果 ,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
支谦现存译经二十九部。
支敏度评其译经时说:“谦以季世尚文 ,时好简略。
故其出经 ,颇从文丽。
然其属词析理 ,文而不越 ,约而义显 ,真可谓深入者也”。
鸠摩罗什 ,祖籍天竺 (印度 ) ,生于龟兹。
公元 385年 ,从龟兹被劫至凉州。
姚秦弘始三年 (公元 401年 ) ,国君姚兴请其至长安 ,才开始了译经生涯。
现存译经三十九部 ,三百十三卷。
僧肇称道:“其文约而诣 ,其旨婉而彰 ,微远之言 ,于兹显然”。
罗什将不良的汉译经文称为“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
由此可见其要求翻译不仅要有内容 ,而且要有文采。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主张走中间路线的译者。
典型者如慧远提出的“厥中论”。
(三 )“文”与“质”关于“文”和“质”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文”即为“意译” ,“质”即为直译。
梁启超说:“好文好质 ,隐表南北气分之殊。
虽谓直译意译两派 ,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传统译论的文质概念不等同于今日的直译意译概念”。
究竟孰是孰非 ,则要清楚“文”“质”和“直译”“意译”各自所指 ,以及佛经翻译的实际情况。
“文”“质”源于中国古典文论。
“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 ,“质”则是“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
后来“文”“质”便被引入论述文章。
由原意引申过来 ,“文”便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包括遣词造句等方面;而“质”则指文章的实质内容 ,即文章的中心思想。
“直译”“意译”则是两种翻译方法。
指在翻译过程中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尽可能的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 ,但不等于死译。
“意译”则指在翻译过程中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 ,都有所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地 ,但决不是任意改变。
对照看来 ,“直译”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没有任何修饰。
“意译”也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文采飞扬。
译文的华丽或质朴 ,从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翻译方法 ,而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点。
正如吕澂指出的:“‘文’是修饰 ,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 ,在翻译上终于原本 ,采取直译的方法 ,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 ,比较艰涩难读”。
因此 ,“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
关于“文质之争”中的“文”与“质” ,这两个概念本身也是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以“质”派为例 ,起初 ,安清与支娄加谶的“质”是“朴拙” ,因其多用音译 ,故而译文晦涩难懂;及至竺法护的“质”则是“存真的质” ,其译经不仅详实可靠 ,而且比起之前的“质”又畅达了许多 ,使译经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道安更是指出:“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 ,即主张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本来面目。
因此 ,切不可以偏概全 ,以某一时期的“质”来评述整个“质”派的观点 ,这是不够客观 ,也不够科学的。
二“文质之争”产生的原因“文质之争”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原因。
首先 ,在佛经翻译的初期 ,译者面临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难度极大 ,因而译法上相对保守 ,采取的是再现原作精髓的方法。
特别是在翻译宗教经典方面 ,译经的又都是信徒 ,对原著更是顶礼膜拜 ,不敢有丝毫逾越。
因此 ,“质”派最先出现且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译经实践的发展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后人不断改进 ,为使译文通顺流畅 ,更符合汉语的审美习惯 ,进而出现了“文”的倾向 ,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其次 ,这是佛教广泛传播的需要。
起初佛教是在皇家贵族和来华佛教信徒之间传播的。
这些人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或者已经对佛经有所了解 ,因而对于翻译较为“质” ,也就是较为晦涩的译经也可以接受。
但是 ,随着佛教被统治阶级利用 ,作为麻痹百姓的手段而广泛传播时 ,佛经翻译就面临着如何让普通百姓也能理解的问题。
因此 ,译者就逐渐抛弃了以前的“质” ,转而以一种更通俗 ,更明白的方式来译经 ,也就出现了“文”派。
这里 ,“文”的概念并不是“雅” ,而是“通俗易懂” ,“文派译本用的实际上接近于当时的白话 ,与严复提倡的‘古雅’相去甚远”。
因此 ,“文”和“质”两派的观点 ,其实反映了译者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再次 ,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质”派的创始者为外来僧侣 ,其汉语水平成为制约其翻译的重要因素。
正如支谦评竺将炎所说:“虽善天竺语 ,未备晓汉”。
而“文”派的支持者 ,若非生长于中国 ,便是久居汉土 ,前者如支谦 ,后者如鸠摩罗什。
他们无论对汉语 ,还是中土文化都有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因而其译经也就更倾向于译入语。
最后 ,中国文学的影响。
正如“文”“质”二字来源于中国传统文论一样 ,其命运也受到中国文论的影响。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提到了老子的“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以及孔子的“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中国传统文论提倡的“言之有物”观 ,对“质”派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
然而 ,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及至汉和晋 ,“受当时文风取向华美的影响” ,产生了“文”派。
道安在其“五失本”中也提到“梵经尚质 ,秦人好文”。
故而 ,“文”派便茁壮地发展起来。
最后 ,慧远提出的“厥中论”可以说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
结语“文质之争”不仅对当时佛经翻译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而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作为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盛事 ,它对后世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例如 ,钱钟书指出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 ,三字皆已见此” ,其中的“此”便指的是支谦的《法句经序》。
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多借鉴外国翻译理论。
这反映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正与世界接轨。
但要真正做到与世界同步 ,甚至领先 ,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译论 ,绝对不能忽视对自身的了解和发掘。
因此 ,“文质之争”作为中国译史最早的盛事 ,其历史和理论意义更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