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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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越关系研究的开题报告
题目:冷战后中越关系研究
背景:
冷战后的国际局势以两极对抗结束。
越南作为一个小国,在此期间的选择以及随后的发展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中越关系则受到了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影响,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中越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目的:
1.探寻中越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主要事件;
2.深入分析国际和地区环境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3.分析中越关系在冷战后的变化和演变;
4.了解中越关系对两国以及地区的影响。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事实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首先,对中越两国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了解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
然后,从国际和地区环境的角度,对中越关系的演变进行深入的分析。
最后,对中越关系与其对两国和地区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主要内容:
1.冷战后的中越关系概述;
2.国际和地区环境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3.中越关系的演变与变化;
4.中越关系对两国和地区的影响。
预期成果:
分析冷战后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影响,可以对中越两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时,也可以为研究地区关系、国际关系、区域安全等领域提供有益的参考。
越南对华外交的内生变量作者:雷墨来源:《领导文萃》2013年第22期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武温( Alexander L.Vuving)认为,后冷战时代越南的对华政策并非由单一战略主导,而是不同战略之间的竞争和妥协的结果,“这种局面是越南统治集团内部政治竞争使然,而不是统一的领导层在战略上的深思熟虑”。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越关系最为复杂、微妙。
越南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高层权力格局的演变,是造成中越关系复杂、微妙的一个重要原因。
越南革新开放进程的深化,也给中越外交互动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非对称性政治”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越南强大的北方邻国,历史上两国无论是敌是友或非敌非友,巨大的实力差距一直是常态,这也是至今仍然影响越南对华外交的大背景。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根据中越关系的这一特征,总结出“非对称性政治”理论。
沃马克认为,中国与越南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造就了一种“非对称性结构”,这种结构在每个历史时段塑造和影响两国关系。
他甚至认为中越关系不是“一对关系”,而是“两对关系”,即中国对越南的关系和越南对中国的关系,因为这两对关系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
在沃马克看来,这种由于地缘和历史因素造成的“非对称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往往不被人们所意识到。
沃马克认为,这种特征往往导致越南对中国的行为过度敏感,而中国则对其政策给越南造成的影响不那么敏感。
历史地看,中越关系的“非对称性”塑造了越南在应对中国时“对抗与尊重并存”的模式。
在面临安全威胁时,越南往往选择对抗,但同时又表现出对中国这个强大近邻的尊重,以免遭受更大的威胁。
越南“对抗与尊重并存”模式的现实版,则是越南在对美与对华关系上走“外交钢丝”。
一方面,越南希望引入美国势力以弥补自身实力的弱势,另一方面也谨慎地不因此而引起中国的反弹。
虽然中国和越南近年来因南海问题摩擦不断,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进入了平稳发展轨道。
中国和越南的习俗和礼仪有何异同?作为东亚文化圈内的两个重要国家,中国和越南在历史上不仅有过紧密的交往往来,而且也影响了彼此的文化习俗和礼仪。
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来讲述两国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且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一、餐桌礼仪在餐桌礼仪上,中国和越南都有各自独特的规矩,但也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
1.礼仪形式在形式上,中越两国的餐桌礼仪都强调“别出心裁”和“以客人为尊”。
比如,在中式的宴席上,通常会有拼盘、热菜、凉菜、汤羹等多种不同口味和质感的菜肴,各具特色,而且在陈列和呈现上也相当考究。
然而,在越南的传统餐桌上,更强调的是色彩搭配和协调。
一般餐桌上会摆满五颜六色的小碟子,每个碟子颜色和造型都不一样,形成色彩缤纷的效果。
2.注意事项另外,在用餐时,两国的礼仪也存在一些差别。
在中国,尤其是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礼仪的宴席上,主人要细心照料客人,如随时为客人加酒、送菜等。
而在越南,则更强调自我掌控和礼貌提醒,如在用餐时不会拿筷子戳着食物、不会大声说话,还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和神态。
二、传统服饰在传统服饰上,中国和越南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之处。
1.衣着风格在中国,传统服饰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随着历史文化演变而形成的缀满图案和绣花的“华丽”服装,另一种是更为实用且适应性更广泛的“民族”服装。
而在越南,则以“白色”和简洁为特点。
一般来说,越南女性的传统服装主要是白色丝绸或棉布成的“襄服”,长及地面,可把自己的脚裸露在外面;男性则以“亚细亚式长衣”和“紧身裤”为主。
2.装饰特色不仅如此,在传统服饰的装饰方面,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传统服装强调的是精细的刺绣和装饰。
它不仅注重色彩的搭配,而且在设计方面也考虑到设计师对古代艺术和文化的理解。
而越南的服饰装饰则注重简洁。
从古至今,越南的传统服饰主要以简单的线条和图案勾勒为主,装饰性和实用性都相当强大。
三、交际礼仪在交际礼仪方面,两国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1.礼节习惯在礼节习惯方面,两国都强调尊重和礼仪,内心的感受和表达则显得相对不太突出。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的调整于向东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从冷战结束后,越南开始实行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对华政策,这是由越南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关系、国家环境以及中国的态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关于未来越南对华关系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越南将会以面向未来、长期稳定为基本目标,但两国间仍然存在的一些矛盾也不容忽视。
Ξ 越南与中国在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关系密切。
冷战前期,越南与中国保持着“同志加兄弟”式的亲密关系。
冷战后期,越南在获得国家统一后,却与中国反目为仇。
冷战结束之时,越南迅速调整了对华政策,积极主动地恢复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对华政策总体上沿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全面合作的方向演变,适应和推动了中越关系的不断前进。
结束对峙,寻求关系正常化: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冷战后期,随着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的变动,黎笋领导下的越南逐渐改变了过去奉行的中苏平衡外交战略,转而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靠苏联。
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迅速恶化。
1978年底,在越南大举出兵柬埔寨后不久,中越边境战争爆发。
80年代,中越之间的对峙依然存在,各方面的正常联系基本中断。
当时两国的冲突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层面,范围较广,影响甚深,以至于1978年越共中央全会把中国确定为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
1980年12月,越南国会通过的《宪法》序言中,严厉指责“中国霸权分子的侵略”①。
此时越南采取的以中国为敌的基本政策,与过去“同志加兄弟”的对华友好政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伴随80年代后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越南对华政策的调整已初露端倪。
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修改宪法条文,为寻求关系正常化排除法律障碍。
1988年初,越南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删去宪法序言中有关矛头指向中国的言辞。
第二,主流媒体开始登载一些文章,较为客观地报道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10年间的发展成就,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简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的排华运动及影响09历史班200902501142王鸿洋摘要:排华,是指华侨华人或者走出中国本土以外的中国公民,在异国他乡受到当地政府、社会团体或居民的不公正、非人道甚至残忍地对待,在名誉、财产、心理、生理乃至生命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和损伤。
①本文从历史上排华运动入手,主要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越南排华的主要原因,排华运动的阶段及主要特点和影响。
关键词:越南排华运动,原因,阶段,影响历史上, 华侨的侨居地已发生过多次排华浪潮。
在我国明清时代, 中国移民的主要流向地东南亚地区有过无数次由西方殖民统治者蓄意煽动和发动的大规模排华事件, 如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策划的16 0 3 年、16 3 9一1 6 4 0 年、16 62 年和1 7 6 2 一1 7 6 4 年等几次大屠杀, 1 5 93 一2 5 9 6年、2 7 0 9 年、1 7 4 6 年、1 7 5 5 年和1 7 6 9 年五次大驱逐, 以及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荷兰殖民当局发动的17 4 0一17 4 1 年的红溪事件。
19 世纪以来, 随着北美、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地区中国移民的增多,这些地方成了新一轮排华运动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北美、拉丁美洲国家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华侨的政策逐渐趋向正常, 排华立法大抵至迟在60 年代已成为历史。
战后的排华活动的多发区在东南亚。
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的排华运动就是在此时爆发的。
爆发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插手印支问题,越南因为国家利益及其地缘政治的原因,开始排斥中国,逐步向苏联靠拢。
中越关系恶化。
1975 年,越南实现了南北的统一,苏联也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
与此同时,越南也想借助苏联的实力,推行其地区霸权主义。
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趋向及行为显然会遭到中国的反对,但却与苏联想利用越南控制东南亚从而削弱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不谋而合。
融合,在元朝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七、宗教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宗教在对外关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通过宗教的交流和传播,有力的推动了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1、佛教:佛教产生于印度。
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明帝派使者到西域求佛法,佛教在中原传播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佛教盛极一时;隋唐时期,佛教一直是我国社会的主要宗教之一。
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佛教而来的西域、印度文化,在语言、艺术、天文、医学等许多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1)魏晋南北朝时期:法显西行取经,将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这部书是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2)隋唐时期:①在中日交往中,中国高僧鉴真对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②中国与印度的交往以佛教为纽带大大加强。
在中印文化交流中,高僧玄奘和义净起了重要作用。
玄奘在唐朝贞观年间,为了探求佛学到达天竺,成为公认的佛学大师,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西域各国和印度的许多状况,他还奉唐太宗之命将老子的《道德经》译为梵文,介绍到天竺。
义净在唐高宗时期,从海路到天竺研究佛学,后来又道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武则天时期带回大量佛经,并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许多国家社会、宗教、文化的状况。
2、耶稣会:16世纪后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
他说汉语,穿儒服,同时宣传西方科学知识,赢得一部分开明封建士大夫的好感。
后来,他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八音琴、自鸣钟等,受到召见,获准留居北京传教。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传教士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开明士大夫,积极引进西学,并与来华传教士合译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热点22Jul16 - Jul31,2014WORLD VISION 2014.NO.14关系面临困难局面,是由于越南最近一个多月持续非法干扰中方在西沙群岛近海的钻井平台作业造成的。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确保有关作业安全顺利进行。
杨洁篪指出,当务之急是越南应停止对中方作业的干扰,停止炒作,停止制造新的争议,处理好不久前在越南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善后事宜,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越中国机构、企业和人员的安全,为双方协商解决问题,并为各领域交流合作尽快恢复创造条件和气氛。
但越方则指责中方侵犯了越南主权,违背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违背国际法、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要求中方撤走钻井平台。
杨洁篪还表示,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重视中越关系,愿同越南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杨洁篪说,当前中越关系因海上问题面临严重困难,但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尽快解决,基于这一战略考虑和对中越关系大局的高度重视,中国党和政府派我专程来访。
杨洁篪越南之行表明了中方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和通过沟通妥善处理当前海上的诚意。
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越关系未来走向看来,中越双方围绕中国钻井平台在西沙海域作业的斗争短期内难于找到解决出路,僵持局面可能会继续下去。
基于对两国关系的总体估计,双方诉诸武力的可能性不大,但如越方采取强力干扰,对我国钻井平台的作业构成现实威胁,不排除我国会作出更为强有力的 反应。
越南领导层并非铁板一块。
某些人主张依靠美国的支持同中国抗衡,但多数人深知美国从根本上不能容忍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存在,对越南的和平演变活动从未停止过。
因此,越南尚不会彻底投靠美国而公开反华。
南海争议是中越之间唯一的历史遗留问题。
只要南海问题特别是西沙海域钻井平台问题一天不解决,两国之间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势必都到影响和冲击。
研究越南历史的书籍可以帮助你深入了解越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
以下是一些推荐的书籍:1. 《越南史》(A History of Vietnam) -作者: Stanley Karnow这本书是一部权威性的越南历史著作,全面而详尽地描述了越南从古代至现代的历史演变和重要事件。
2. 《越南社会历史概览》(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 -作者: D. G. E. Hall这本书研究了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其中包括对越南的历史和文化的详细探讨。
3. 《越南传统社会史》(Traditional Society in Transition: The Cham Muslims of Vietnam) -作者: Michael Vickery该书详细研究了越南的传统社会和文化,特别关注越南的回教教派——占族穆斯林。
4. 《越南民主共和国:力量和干预》(Vietnam: A Dragon Embattled) -作者: George McTurnan Kahin这本书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干预。
5. 《越南的婚姻习俗》(Marriage Customs in Rural Vietnam) -作者: Karen F. Gagne该书研究了越南农村地区的婚姻习俗,从中了解越南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
6. 《越南:历史悠久的文化宝库》(Vietnam: A Long History) -作者: Nguyễn Khắc Thuần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越南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介绍,包括越南古代文明的起源、国家统一以及现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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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中越战争越南战争是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冲突之一。
这场战争持续了近二十年,从1965年到1973年,涉及到了世界上许多大国和地区。
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战争,它对美国、越南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越南战争是一场由政治、军事和经济原因引发的战争。
它起初是由越南共产党(胡志明领导的北方)与南越政府(由美国支持的南方)之间的内战。
然而,随着战争的升级和各方势力的介入,战争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冲突。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派遣了大量的士兵和军事装备,试图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
战争期间,美国采取了空中轰炸、地面战斗和军事援助等多种手段。
然而,这些举措由于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越南历史、文化和地理背景的缺乏理解,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军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而南越政府也在战争中陷入困境。
越共则利用了战争中的机会,发动了一系列的游击战和抗击战,对美军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除了军事上的影响,越南战争还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社会分裂为两派,即所谓的"鹰派"和"鸽派"。
鹰派主张强硬对待越南,坚持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鸽派则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继续卷入冲突。
这场战争也引发了激烈的反战运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示威。
这些抗议者认为战争是非法和不道德的,并且对美军和越南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最终,1973年,美国政府决定结束对越南战争的参与。
在此之后,南越政府不久便崩溃,越南统一为社会主义共和国。
然而,战争留下的伤痕依然存在。
据统计,战争期间约有58000名美国士兵丧生,数以百万计的越南平民也丧生或受伤。
此外,战争还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迁移、环境破坏和战争遗留问题,如未爆炸的炸弹和化学物质。
总的来说,越南战争是一场极具复杂性和多维度影响的战争。
除了直接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外,它还给世界各地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这场战争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军事介入和外交政策,认识到解决冲突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越南华人的“特殊存在”地位及其历史境遇17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寓居越南的中国人逐渐形成具有历史性、规模性的华人群体,并逐渐形成其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社会地位。
一、安南“北郑南阮”分治局面下华人“特殊存在”的初现17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人开启了寓居越南的第一次高潮,时值历史上安南“南阮北郑”分治时代。
最早由明后期中国海商寓居安南打头阵,其后不愿事清的明朝遗民遗卒、求避战乱之人、反清复明失败人士、不愿或因海禁不能回国的商人、谋求生计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等接续而来安南定居。
南河阮氏政权对来到自己辖境的华人,允许其自然形成明香社、清河社等华人聚居地,赋予其较大的自主管理权,行政管理相对宽松,并许以华人经商特权和一定的免税权利,允许其保留自己的文化。
华人某种程度上成为享受阮氏特殊优待政策的群体。
然而,在阮氏政权特殊优待华人的背后隐藏着阮氏借用华人之力的意图。
是时阮氏政权为与北方黎郑政权斗争、抗衡,需要借用华人的才能、财力和劳动力。
优待华人固然是阮氏政权政治远见的体现,亦有其不得已为之的迫切性。
北河黎郑政权则对来到辖境内的华人有很强防范心理,采取严格措施管控华人:对初来华人别以殊俗,适宜区处之,经商暂留的华人起初仅能在指定港口及市镇,不能擅自进入内地与京城,随后又规定侨居的华商只能在指定地区定居经商且不能与国民什居,最后直接规定凡寓居者皆命入籍,同越俗,纳入当地越民的户籍管理体系。
安南南北分治时期,当地政权对华人呈现出“北防范,南利用”的特征。
尽管防范、利用各不相同,但两个政权对华人都有相同认知——华人群体具有潜在的兴覆力量,这种力量已被当地政权感知并采取了限制或利用的必要措施,华人由此开始被视为越南社会中的“特殊存在”。
安南政权对其力量的认知作为一种前在因素,或多或少会被以后的越南政权整合到自身的政治认知系统中,为此后越南华人群体形成自成一格的生存环境与状态打下历史基础,对其后续历史发展产生潜在影响。
二、越南华人的社会聚合与法国殖民统治下华人“特殊存在”的延续严格而论,第一次移民高潮时期的来越华人虽然形成了华人聚居地,但尚未聚合成华人社会。
越南革新开放后中越两党关系的考察与反思作者:罗雪珍林怀艺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3期摘要:中越两党关系源远流长,两党曾经构筑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也发生了摩擦,但两党关系的主流是友好的。
革新开放后,中越两党逐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两党关系,逐步走向正常交往,摒弃了极端的做法,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按照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注重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同时又注意超越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以意识形态划界,一味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忽视甚至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
革新开放后两党关系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因素影响其发展,如中越海上问题等。
關键词:革新开放;中共;越共;党际关系中图分类号:D50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3.0013收稿日期:20171211作者简介:罗雪珍(1988-),女,江西吉安人,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等研究;林怀艺(1974-),男,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BKS038);华侨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资助项目(16YJG03)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1卷第3期罗雪珍等:越南革新开放后中越两党关系的考察与反思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个共产党。
两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情同兄弟,中共为越共解放和统一越南提供了非常多的援助,作出了重大牺牲,越共也在道义和外交上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两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相互扶持和帮助,结下了特殊的和深刻的“同志加兄弟”情谊。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两个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扩大,以致之后中越两党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导致中越之间爆发了战争——中越战争。
2008年第4期 南洋问题研究 No.42008 (总第136期) SOUTHE AST ASIAN AFFAIRS General Serial No.136中越边界问题研究述略李桂华,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中图分类号:D9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8)04-0090-011中越边界问题,主要包括陆地边界、北部湾边界和中越南海争端3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对于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开始最早。
自中法会勘中越边界以来,国内学者就已经开始对中越陆地边界进行研究,并有大量研究著述面世。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面对法国(以越南的名义)对中国南海的入侵,国内学者又开始对中法(越)南海争端问题进行研究,其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20多年的时间里亦成果颇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越两国长期处于友好状态,中越边界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无人涉足。
直到70年代,由于中越关系趋于恶化,国内特别是南方与越南相临各省学界,才又开始对中越关系及中越边界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中越边界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宣告成立。
在新中国成立34年后,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其属下的中越边界问题研究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主阵地。
此后的1987年至1993年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后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等刊物。
①1991年,该中心又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这几个研究刊物的创立,为中越边界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了中越边界问题研究的发展,使中越边界问题研究进入了它的快速发展阶段。
此后,国内学者纷纷对其进行基础性、专题性研究,并涌现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②收稿日期:2008-09-0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之研究”(05&ADJ001)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桂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越翻译史话中越两国的翻译史可以追溯到汉朝,当时的汉越相互通信都要经过翻译。
越南在西汉时期当时的翻译官通常都称为“言谈之士”,主要的职责是作为中越两国政府间以及商界交往时的翻译工作。
当然,他们做的不仅仅是作为译者,他们还要承担着由越南和汉朝政府间传达消息以及官方文书的工作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也是他们的责任之一。
由于两国间缺少真正的一体化,翻译的职能越来越明显,成为中越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公元750年以前,在越南南部和广西地区设立了专门的翻译局,以及称为“言谈楼”的翻译机构,专门负责以中文和越南语双语翻译官方文件。
从那时开始,中越之间的文件传达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形式文字翻译。
从晚期商朝到西汉,中越翻译史可以说是漫长而博大的,但是到了南朝和两宋时期,中越翻译界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中文翻译中出现了新的语种:梵文和越南文,越南译文逐渐演变成汉越翻译。
当时,汉越翻译也发展到了非常可观的水平,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沟通做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中越翻译史已经深入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府官员到商界大亨,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都需要用到翻译技术来沟通和交流。
自元朝以来,翻译已经成为两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新明宣和清朝以来,中越文学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紧密,甚至在现代,翻译工作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改变了这座两国的文化习惯。
今天的中越翻译史更是从早期的文字翻译,发展到了现代传媒翻译,涉及到翻译技术、传统文化信息转换等方面,翻译现在有了更广阔的发展领域,成为中越两国文化沟通的重要环节。
中越翻译史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也是一种两国之间的沟通史和文学史,是一段漫长的历史。
这个史话不仅仅关乎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关乎两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今天,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源源不断,中越翻译的出现,也是当代中越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两国文化沟通的重要纽带。
M史地理[第十三辑;.■■■■'论中越边界广西段的特征〔萧德浩越南是中国的邻邦,越南的广宁省、谅山省、高平省、河宣省等与中国的广西、云南省接壤,山水相连,有一条2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
这条边界,经历了宋、元、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从前中越边界分为三段,一、粤越段,即由防城北仑河口至吞仓山。
解放前防城县属广东省,故有此称。
二、桂越段,即从吞仓山至那坡县各达村的岩銅桥头与云南省接界处。
三、滇越段(即云南省段)。
解放后,钦州、防城等划归广西,这段边界和桂越段连结起来,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广西段。
中越边界漫长,边界线经过了越南五个省17个县市,中国的二个省区15县市。
地域广袤,历史悠久,又有着它自己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
今天,我们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在近十多年来,对中越边界沿革史中越边界广西段的形成的研究中,发现它有着历史渊源长远,政治地缘密切,地理形势复杂,依边界线而建设的边防设施精密等特征。
我们透过这些特征,可以窥见中越边界的历史、地理的面貌,可以找到中越边界最本质的东西。
现将中越边界广西段的特征,分别论述如下,并就教于学者专家及读者诸君。
一、地理特征中越边界广西段,全长1000公里。
几乎全部划分在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深沟邃谷之间,有的地段还是荒芜的童山,有的地段是林幽篁密,有的是原始森林覆盖,山路纵横交错,人迹罕至。
这段边界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防城、宁明、凭祥这带地方靠近北部湾,地势偏低;大新、龙州、那坡等县处于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势就偏高。
特别是由大新的硕龙、下雷至那坡这一段,几乎全是处于重峦叠嶂、悬崖悄峰之间,地形较为复杂。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曾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到中越边界的下雷、湖润寨、鹅槽隘等地考察。
在他的游记中,有对这段边界山川地形的描述。
他说:气下雷)州南城外,即崇峰攒立,一路西南转山峡,即三十里接高平界者.(即今越南高平省);东南转山峡,即随水下安平者,为十九岐故道”(载《徐霞客游记》卷四上,486页)「内有削壁而外悬枝,上倒崖而下绝壑,飞百尺之浮檸,俯千仞而无底,亦极奇极险矣!”(同上书卷,502页)「于是石山复离立,环绕夹中,陂陀高下,俱草茅充塞,无复旧腔”(同上书卷,492页)。
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
作者:于向东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9月17日中国与越南,既有名山大川的相接相连,又有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渊源。
中越交往可以上溯到先秦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
从地理、民族和文化角度考察,结合越南民间传说中折射出的史影、中国先秦诸子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和两国学术界的考古发现,隐约可见先秦时代,活动于红河中下游流域的越南先民——古雒(骆)越部族,与华夏民族特别是南方古越族先民有着诸多联系。
中国秦朝经略岭南,设置有桂林、南海和象郡三郡。
尽管学界对于象郡位置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象郡和秦末赵佗建立的割据政权南越国,与位于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的地区已有了密切关系。
至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统一岭南地区,在越南设置交阯(趾)、九真、日南三郡。
自此,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直接统治,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
这一长达千年的时期,史称“郡县时代”,越南又称“北属时期”。
郡县时代越南地区的历史,既是中国南部边陲民族地区历史的一部分,又是越南古代历史整体发展进程的一部分。
经过两汉时期诸多“循吏”的治理,在中国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影响下,交阯(交州)社会逐渐从传说中的“文郎国”和“瓯雒国”部落时代贵族制统治的社会转向封建制社会。
汉唐间的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王朝派出的统治官员在当地实行民族“和辑”政策,“教民礼仪”,传播汉字和儒学,促进了越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进步。
当然,也有一些统治当地的“酷吏”残酷压榨百姓,引发人民的反抗斗争。
唐代中央王朝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
汉代对于安南士人参与选举多有限制,而唐朝由于安南文化已较两汉时期有了显著发展,朝廷放宽安南人入仕的一些规定。
但越南一些学者把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王朝的治理,视为“同化”和“奴役”的枷锁,否认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随着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越南民族意识日益高涨,封建割据势力不断发展。
早在东汉初期,就有二征夫人率众起事,反叛中央政府,被伏波将军马援很快平定。
后来又有赵妪、李贲、梅叔鸾等势力试图摆脱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而独立。
唐末五代十国,中原丧乱,经历吴权称王和“十二使君之乱”,至宋朝初开宝六年(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起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封建王朝——丁朝(968—980年)。
不久,丁朝遣使请封于宋,宋朝作为宗主国接受其为藩属。
由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正式拉开帷幕。
历经宋、元、明、清各朝代,越南历代王朝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了近千年的宗藩关系。
这种宗藩关系尽管不同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但总体上一直延续至清朝末期的1885年才最后终结。
宗藩关系时期,中越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极为密切。
从越南封建王朝来说,大致是三年一贡,或六年两贡并进。
派往中国朝贡的一批又一批的“使部”,本身就是一个国际贸易商队,既有官方货品的交换,也有使臣私人的交易行为。
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般会按照“计值回赐,以优其值”的原则,使越南的进贡获得丰厚回报,并不像越南学者所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剥削”。
越南在其自主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作为中国周边国家汉文化圈中的一员,进一步接受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佛教,创立禅宗竹林派,继续使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效仿中国模式设置政治、行政和法律制度,从李朝即已开科取士。
设史官、开史馆,以中国编年体、纪传体和纲目体史书为参照,纂修《大越史记全书》等国史。
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海上合作也是中越友好交往的途径之一,其表现如在南海缉拿海盗、保护商船航海通行安全、救助海上遇难船只和漂民、在东南亚一带贸易活动中华人为越南人的沿海航行引航等。
近代历史上,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威胁,两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相互支持。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过程中,还多次遣使,与清朝政府商议,寻求保全之策。
中法战争时期,在经历清朝臣工普遍关心的“弃藩”与“保藩”之争后,清朝被迫与已逐步控制越南的法国殖民者签署条约,放弃对于越南的“宗主权”。
但在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支持下,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越南英勇抗击法国殖民侵略者,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相继成立后,两国革命者相互支持,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越南革命者阮山(洪水)被誉为“两国将军”。
20世纪40年代后期,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培育了“同志加兄弟”的睦邻友好情谊。
中国人民为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为越南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巨大支持,为越南人民在1954年5月取得奠边府大捷、在1975年春季完成民族独立、实现南北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越南战争结束的70年代中期,中国持续不断地向越南提供的援助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绝大部分为无偿援助。
为了帮助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从抗法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到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派出的30多万工程、防空部队,先后有4000多名官兵牺牲在越南,至今仍有1000多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的陵园。
没有中国人民克服自己的重重困难,提供大量无私的支持和帮助,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越南人民反抗美伪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会在70年代中期取得最终胜利。
从漫长的中越双边关系历史演变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两国之间曾经出现过的战争状态只是短暂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睦相处是历史的主流。
越南总有些人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喜欢夸大中越历史上的战争,甚至把从殷商时期以来中越的联系和交往,说成一直是在反抗北方的侵略,把所谓的“侵略”和“反侵略”说成是中越关系的主流,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第二,经济、文化交流是中越联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人民和睦相处、发展经济的深切愿望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根本推动力。
即使在两国关系交恶时期,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不曾完全中断,尤其是文化联系,其作用和影响是持久的,难于完全割舍的。
第三,历史上并不存在南海争端问题。
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发展早于越南,唐宋时期已甚为发达,至宋元时期华侨华商经营的南海贸易网络已经覆盖到东南亚地区。
中国人早已发现、命名并开发经营南海和南海诸岛,远比越南声称的17、18世纪发现、开发“黄沙、长沙”群岛早得多。
越南南北统一前,其官方照会和谈话,承认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
南北统一后,越南通过发表白皮书等形式,企图在国际社会上混淆视听,攫取海洋权益,公开挑起了南海争端。
南海争端与中越两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密切联系,但它并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内容。
近年来,越南领导层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一些严重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使中越睦邻友好关系面临诸多考验。
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我们有理由相信,顺应中越友好交往的历史潮流和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趋势,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寻求妥善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与措施,推动中越睦邻友好关系取得新进展。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