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与法的本土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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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背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
法律移植作为一种国际法律现象,已成为各国发展法律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我国,法律移植更是贯穿于整个法治建设过程。
本文将以我国刑法中的德国刑法制度为例,探讨法律移植在中国法上的应用。
二、德国刑法制度简介德国刑法制度以其严谨、规范、合理而著称。
德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罚人道原则、责任主义原则等。
在立法方面,德国刑法采用分则与总则相结合的方式,对犯罪构成要件、刑罚种类、刑罚适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德国刑法强调证据确凿、程序公正,注重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刑法对德国刑法制度的借鉴1.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德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国刑法借鉴德国刑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与德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基本一致,体现了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2. 刑罚人道原则德国刑法强调刑罚人道原则,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改造罪犯,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我国《刑法》第43条规定:“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
”这一规定与德国刑法刑罚人道原则相契合,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刑罚目的的重视。
3. 责任主义原则德国刑法强调责任主义原则,认为犯罪行为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密切相关。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故意或者过失所实施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与德国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相符,体现了我国刑法对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关注。
4. 刑罚种类与刑罚适用德国刑法在刑罚种类与刑罚适用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我国刑法在借鉴德国刑法制度的基础上,对刑罚种类与刑罚适用进行了改革。
例如,我国《刑法》增设了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性刑罚,借鉴了德国刑法中刑罚的种类与适用原则。
5. 司法实践中的借鉴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借鉴德国刑法制度,注重证据确凿、程序公正,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浅谈法律移植【摘要】作为法律文化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法律移植是一个常用概念。
实践证明,法律是可以移植的。
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
法律移植的本土化是与法律移植同步进行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的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关键词】法律移植本土化本土资源一、法律移植的涵义法律移植的含义一般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二、关于法律移植的不同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法律能否移植。
而这一问题涉及法律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法律是怎样产生的。
对这一问题存在完全不同的观点。
(一)法律不能移植或法律不能有效移植。
其主要理由是:在一国产生的法律合于本国的各种条件,但未必适合其他国家的条件,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专制和民主制的差异;各种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如离婚问题,爱尔兰的法律禁止离婚就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影响。
(二)法律可以成功移植,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生物学、医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存在着大量移植成功的事例。
而且移植国和来源国的各种条件不一定一致。
如英国的法制史专家阿兰.沃森(Alan Watson)在《法律移植与法律革命》中认为:1.经验表明在不同的条件下,法律能成功地实现移植。
如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日本对罗马法的继受。
2.对移植来源国的制度的知识并不是必要的,接受国即使不了解外国法的政治、社会或经济情况,也能实现成功的借鉴。
3.环境因素比政治因素并不次要。
三、法律是可以移植的理论观点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法律进化过程中的良性的进步运动,有法律移植比没有法律移植要好,在一定意义上,拒绝法律移植,实际上就是拒绝法律的进步。
(一)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法律也不例外。
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探讨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探讨内容摘要: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
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实现市场经济的需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进行法律移植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法律移植效果的途径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对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移植现代化所谓“法律移植”是现成的可用来表征国家间相互引进和吸收法律这种实践的术语。
它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在鉴别、认同、调试、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
法律移植的范围,一是外国的法律,二是国际法律和惯例,通称外国法(张文显,2004)。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只要国家或民族间彼此发生了关系,都将会造成文化上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国家和民族间创造性地移植和借鉴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国际文化交流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
我国目前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移植或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法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进行法律移植的原因(一)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我国有几千年的法律思想演进历史,又能自成体系。
所以在欧美帝国主义未东来以前,它在事实上支配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东亚各国的法律界。
但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英美各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确立,中华法系受到空前的打击。
加以欧美学说的大量输入,如“保障人权”、“权利”和“义务”的思想,于是对过去那种“礼”、“法”不分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自然深为不满。
自与欧美通商,沿江海一带的工商业团体应时兴起,社会经济逐渐发达,旧日比较简单落后的法制实在不足应付新环境。
在晚清存在一次以移植西方法律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清政府认识到了传统法律的滞后性,选择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首先是争取主权的要求,二是统一中央集权的要求(张德美,2003)。
关于我国的法律移植问题浅探【摘要】我国的法律移植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其重要性和背景的探讨,分析了我国法律移植问题的现状、利弊、解决途径、对法律体系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在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探讨了法律移植对法治建设的启示,强调了加强法律移植工作的重要性。
通过对我国法律移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促进法治建设,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 法律移植- 我国法律- 问题- 定义- 背景- 现状- 利与弊- 解决途径- 影响- 发展趋势- 挑战- 机遇- 启示- 法治建设- 重要性1. 引言1.1 我国法律移植问题的重要性我国法律移植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
我国需要与国际法治接轨,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法律成果,通过法律移植来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进步和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法律体系也需要更加与国际接轨,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交往。
通过法律移植,我国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经验,吸取其成功之处,避免其失败之处,从而推动我国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发展。
我国法律移植问题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提高我国法律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上,更重要的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司法公正等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
只有通过对法律移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实现法治建设的目标。
1.2 法律移植的定义和背景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他国的法律制度,通过立法、裁判和行政措施等手段,将外国的法律体系移植到本国法律体系中,以实现法律规范的更新和完善。
法律移植具有历史悠久的背景,早在十九世纪,日本和中国就开始进行法律移植,通过汉字翻译、横加修饰等方式,将西方法律文化引入本国法律体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法律移植这一现象,并通过吸取外国法律的经验,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体系,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求和挑战。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和本土化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并逐渐实现了本土化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以及如何实现本土化的目标。
首先,我们将回顾中国法律体系的传统特点和现代化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进程。
最后,我们将分析中国法律本土化的现状和挑战,并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中国法律、近代化、本土化、传统特点、现代化需求、历史背景、主要进程、现状、挑战、解决方案1. 引言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和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中国法律体系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并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法律近代化和本土化的进程、现状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2. 中国法律的传统特点和现代化需求中国法律的传统特点主要包括家法、族法、宗法等以家庭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传统法律制度。
这种法律体系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传统法律制度逐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现代化的需求要求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公正、效率高,并且更具国际化。
3. 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进程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主要包括西方法制的传入和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动。
19世纪末,西方法制思想开始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法律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后,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和现代化的尝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
主要进程包括宪法的制定、法律的编纂和立法机构的设立等。
4. 中国法律本土化的现状和挑战尽管中国的法律近代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本土化的进程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法律的本土化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特点。
其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对法律的本土化提出了新的需求。
然而,尚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如法律实施的不公平性和法律执行中的腐败问题等。
5. 解决方案为实现中国法律的本土化,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
首先,应加强立法和司法独立,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2024年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演讲范文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在谈论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时,我们实际上在探讨的是一个国家的基石——其法治体系如何建立,如何演变,以及如何让社会大众接受并信任这一体系。
今天,我想带领大家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以期我们能共同理解法治社会的深层逻辑和复杂关系。
首先,我们来谈谈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其他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原则等引入本国或本地区,以改善或重构自己的法律体系。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充满挑战的过程。
毕竟,法律不仅仅是一纸文字,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凝聚和体现。
因此,法律移植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与本土的法律文化相融合,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接受。
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公共领域的角色不可忽视。
公共领域,即公民可以自由表达、讨论、争辩公共事务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法律移植的问题得以公开讨论,公众的意见得以表达,各种观点的碰撞和交融为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可能。
而这样的过程,恰恰也是法律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合法性,即法律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它并非来自法律的制定者,而是来自法律的接受者——公众。
只有当公众认为法律是公正、公平、合理的,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期望的,他们才会自觉遵守,法律才具有真正的权威性。
因此,法律的合法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公众的互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法治经验的同时,也始终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我们尊重并保障公民在公共领域内的言论自由,鼓励他们对法律移植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讨论、争辩,从而增强法律的合法性。
同时,我们也通过司法实践、法律教育等方式,不断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为法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基础。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众对法律的期望和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法律移植初探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需求更迫切了,因为第一要〝有法可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实现与国际接轨需要一套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法制体系。
为此,作为一个较快地建立法律制度的方法法律移植便受到更多的关注:但作为一条路径,是否走得通,能通行地话,如何走,依旧值得考虑的。
这一考虑,西方学术界分歧颇大,形成了法律移植否定论和法律移植确信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生物学上的移植的艰巨一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橘生淮南那么为橘,生于淮北那么为枳,叶徒相似,事实上味不同〞这一古语至今仍在人们耳边回响。
畏难作为一种情绪也具有感染性,移情于法律移植,就会怀疑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早在18世纪中叶,闻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指出:〝一样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确实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个别的情形〞,因此,〝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专门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因此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十分凑巧的事。
〞言语之中,犹疑之态毕现。
美国学者罗伯特.塞德曼与其夫人安.塞德曼将这种观点推进一步,明确提出〝法律不可移植规律〞,他们宣称〝相同的法律规那么及其约束力,在不同的时刻和地点、不同的物质和制度环境中,可不能对不同的角色承担者引出相同的行为〞。
即使这一观点的提出与器官移植的艰巨毫不相关,我们也专门容易由此产生类似于器官移植后排异反应的联想。
移植,原意为将植株由甲地移往乙地,后被动物学、医学借用,指称器官在动物或人体之间转移同意。
所谓法律移植,只是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用以说明一国(地区)对他国(地区)既有法律体会的采纳,这一比喻并不十分确切,生物学和医学的移植对象是一个客观实体,具有唯独性,移往彼地,那么此地并不留存;法律上的移植,移植对象是一种知识、体会或观念,从理论上讲,能够被无限复制,移植之后,在原产地并无丝毫损毁。
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几点评论摘要通过对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评论和反思,我们应当用法哲学上辨证分析逻辑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之路,正确协调和沟通国家法和民间法、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治现代化和法治本土资源化的关系,以一种文明、开放和扬弃的姿态来正确对待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期谋求一种“共时性”的法治发展理性之思维来助推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法治本土资源法律移植地方性知识一、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概述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一本试图从中国本土社会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中有价值意义的法律资源的经典书目。
该书主要针对当时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應当从中国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的观点。
他通过论证知识的“地方性’和”界理性”等方面来论证中国法治不可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应当从中国本土经验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
二、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解读苏力在“变法”一文的开篇针对“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变法”模式,苏力认为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法治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缺陷。
首先,这种观点主张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
其次,有大量例证证明这种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比如《破产法》施行问题。
最后,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他认为西方法律移植于中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并且西方法律在中国施行也是有限度的。
在此之下,苏力引用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中的法治原则和边沁在英国大力倡导法典化失败的例子来论证中国“变法模式”应当注重利用中国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而利用本土资源可以超越经验而不是恢复中国的法律传统,可以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模式。
在此,苏力关于法治本土资源的“变法”模式中给了我另一个视角来思考中国的法治发展之路。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法律移植与法的本土化的思考 作者:向平生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5期
摘要: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本土化是决定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法律移植必须考虑本国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与嫁接,使其能渗入、移植到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
关键词:法律移植;本土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DF11/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254-02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可以说,只要存在国家和民族,那么各国家和民族文化上的冲突和融合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因而,自有国家以来,几乎任何形式的法律文化都避免不了法律之间的移植问题,因为其大前提是国家民族的文化有互动的关系,历史发展到今天(除极个别与世隔绝的部落之外)几乎无法想象存有不受他国与世界文化大潮影响的国家,所以说法律移植是国际文化交流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法律移植必须考虑本土化这一环节。因为只有实现了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过程,移植才算有了结果,才具有价值。
一、法律移植的概念 移植是法学家们从植物学和医学的移植现象的启发,把“法律”与“移植”加以组合。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法律移植其他国或民族法律的做法称作“法律移植”。
国内外学者对法律移植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的。英国法律史学家阿兰·沃森认为,法律移植是“一条规则或者一种法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者自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1]德国法学家莱茵斯坦认为,“法律移植是指在一种法环境中发展的法秩序在与此不同的法环境中有意识地得到实施的现象”[2]。这一定义将法律移植局限在有意识的活动的范围内,从而排除了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他法律制度影响的现象;同时,它强调法律移植的内容是宽泛的“法秩序”,而不仅仅是某种法律制度或某条规则;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一定义并未将法律移植设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者民族之间,而是强调了在不同的法环境之间进行,意即相同或相似的法环境之间是不能移植的,或者起码不能算做移植。还有学者认为,法律移植最初特指罗马法的继受,以后用来泛指“世界范围中发生的法文化的相互交流现象”[2]。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二、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历史上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欲图生存与发展,都必须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无论是否在友好状态下进行其结果都一样,即会发生文化上的碰撞,产生文化上的交流、制度上的相互移植与借鉴。
例如,罗马法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影响到了整个世界。首先表现为罗马对其它文化的吸收,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美国“新史学派”的著名学者J.W.汤普逊认为,“罗马时代的希腊是珍藏着无数优美而干燥的古物的一个极其巨大露天的博物馆”[3]。希腊的文化强烈地震撼着罗马。在“希腊化”时期,大批的希腊人生活在罗马,其中不乏教师、医生、商人、美术家等。在此前,罗马为制定《十二表法》,曾派十人代表团考察雅典。在法律制度方面,由于罗马质权的局限性,罗马从希腊引进了抵押权制度,这样就使抵押物仍为抵押人占有,从而使得物得以充分利用[4]。其次,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已为大家所熟知,这里仅举“蛮族”为例,略加说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各“蛮族”大都移植了罗马法。早期日耳曼人适用日耳曼法,罗马人适用罗马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则用日耳曼法。大概过了50—70年,日耳曼各部落的习惯也都采用了成文法的形式,各部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其中西哥特受罗马法的影响最大。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法律移植是人类文明互动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法律的可移植性,那就等于否定了世界文明的可交流性,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人类的文明发展状态。事实上,每个文明都在吸收其他文明的长足之处而使自己更加“文明”。
三、本土化是决定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 本土运动是人类学家林顿所提出,指两个文化接触时,“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员(因感于外来文化的压力)企图保存或恢复其传统文化的若干形象之有意的及有组织的行动,总而言之,本土运动是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下而引起的重整反应。”[5]本文所指的本土化,是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与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
众所周知,并不是什么法律都可以移植到本国来的,移植法律时首先必须考虑本国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移植常常是主动的、有选择性的,能够充分地结合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现状加以考虑,所以这种移植很少会出现不适时的情形。而殖民时期或是受外力压迫时,其选择的余地就小。常常表现为全盘“拿来”,以至于出现诸多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法律。前者,如日耳曼人继受罗马法。日耳曼人在其征服罗马后实行属人法原则,其后他们觉得罗马法较其自身之蛮族陋习更能适合其生活。所以,在象Recesvind那样的法典法中吸收了不少罗马法规则[6]。后者,如日本与中国。日本同中国一样,在西方介入前基本上实行锁国政策。门户被打开后,中国与日本都移植了西方的法律,但在当时都没有真正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得到实施。这说明在外来压力之下,由于移植的迫切性,很难考虑本国文化的具体状况,往往导致移植的“流产”。
事实上,移植法律时考虑本民族国情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移植法的筛选过程。既然移植是法律文化交往当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经济组织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拒绝与别国的交往,这些国家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面对现实,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使外来法与本国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笔者认为真正做到这一点,起码得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对本民族传统法律资源的使用。任何国家移植外国法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学习外国法的优点,借用过来为其所用,但在此过程中不要忘了“本”,因此一定要利用好本土资源。譬如,中国与日本的调解和调停制度,它既照顾到了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又避免当事人之间撕开面子,乃至反目成仇的现象。每一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法律移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找到与此相适的最佳契合点,否则本土化也无从谈起。其次,实行法律移植必须做好法律移植宣传工作。必须要指出是,这种宣传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不是片面的、主观的。中国清末“维新”为了介绍与翻译西学著作成立了不少报社,如《强学报》、《湘学报》、《时务报》等,且组织成立了各种学会,如“强学会”等等,有此学会不仅得到当时首都士大夫的支持,而且得到地方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这对传播西方文化,直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7]。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宣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注意到本土性的相关问题。第三,移植外来法是为了改造本土法,而非取消本土法,两者的互相适应和统一就构成了法律现代化发展趋势。例如,日本人建立于1889年第一部宪法之上法律体系并非西方法的彻底翻版,它在很多方面吸收了本土因素,其中重要的是天皇制和家族制。二战以后,日本吸收了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形成兼有大陆法因素、英美法因素和本土法因素的当代法律体系。最后是观念问题。不少人认为,无论是移植不是本土化都只与制度有关,同观念没有多大的联系。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启超说,在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人们先是感到器物不如人,之后又感到这种不如别人不仅仅是器物上的,而且是制度上的,最后感到与西洋最根本的差异是文化上的[8]。这是从批判传统的角度来看待观念问题的。的确,任何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都会因其特有的文化传统而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在其国度里的每一个人。毋庸讳言,这种传统里含有许多糟粕,但是这里面也有“珍珠”。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本土性。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本土必须是能够容纳移植法律的本土。
四、小结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多元与法律趋同化并存的时代,法律文化作为大文化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多元的。西方殖民体系崩溃后,各国法的本土化就是铁的例证。任何一个国家想把自己的法律文化强加给别人都是徒劳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法律发展运动的失败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说明。随着交通通讯事业的飞速发展,国际间经济贸易范围的日益扩大,法律文化也有趋同一致的倾向。各经济区域间的互相合作,导致了区域间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的出现,这种法律法规甚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至超越于国家之上,是各合作国家间的法律渊源,如欧洲共同体法等。此外,国际间的刑法、私法、商法等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许多法律成为缔约国共同遵守的规范,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决不可不考虑传统,对传统当中有用的因子必须加以挖掘,否则我们的移植将不会成功,进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不过,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本土资源毕竟有限,我们老祖宗的法治精神与现代的法治精神有天壤之别。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本土资源有限并不代表本土化有限。本土化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有深刻的内涵。本土化也不是地方本位主义、家族主义乃至官僚主义,这种未进行过内在转化的“本土”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反动。
移植与本土化是近些年来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民族与国家间还存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法律的移植就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因此探讨能不能移植、如何移植、移植与本土资源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解决中国法律移植的理论问题以及中国应如何借鉴与学习西方法律,对于建设与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社会实际生活当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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