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集旸院士谈博士研究生的素质教育和创新能
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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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集旸院士谈博士研究生的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
——《2004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汪集旸院士报告
汪集旸：1935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56年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1958-1962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获副博士（相当于PH.D）学位；1962-1979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助研、副研、地热室副主任；1979-1981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及美国地质调查所客座研究员；1981-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地热室主任；1986-1995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地热室主任；1995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0月2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集旸应邀出席在河海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博士生论坛，并为与会博士生们就创新作了专场报告。
在报告中，汪院士从自身的实际经验出发，以生动的语言、幽默的谈吐、真实简单的例子侃侃道出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博得全体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我们需要怎样的博士
其报告主要思想为高素质人才有高创新能力，而培养良好的创新能力必须先从培养良好的素质做起。
当前社会上一些评论说“博士不博、大学不大”，那么到底该培养怎样的博士呢？汪院士讲到，博士就应该“博”，所谓“博”，就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大学就应该“大”，所谓“大”，就应“兼容并包”。
尽管社会上的评论有些牵强，不可否认的是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一些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汪院士分析了几个方面的原因。
过窄的专业教育直接导致了“博士不博”。
现代科学分科太细，汪院士举例子说，水文学科中将“地表水”与“地下水”分家，割裂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使学习者往往只接触到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
过弱的文化熏陶造就了“单面人”或“半个人的教育”。
汪院士提到，很多理工科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已经没有“语文”这门课程，存在比较明显的重理轻文现象，文化艺术的熏陶不够，个人修养不高。
没有文化内涵的人，人们称其为“半面人”。
一个社会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艺术、文学与科学同样可以在科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
他拿爱因斯坦高超的小提琴造诣和自己所带的一位博士生糟糕的读书报告为例进行对比，形象生动且用心良苦地说明了文化熏陶对个人的重要意义。
过重的功利主义导致一部分人过于“经济人”倾向。
现代人往往显得浮躁，不踏实，对于研究总是太过于功利，一味追求“财富”、“金钱”，忽略了自身的真正发展，忽略了对文化艺术的修养。
汪院士表示，追求富有可以理解，但追求精神上的富有更重要。
过强的共性制约导致当前的人才缺乏个性。
汪院士认为应该培养有个性的人，这样我们的大学里才能多出几个“陈景润”，多出几个“钱钟书”。
汪院士表示自己关注到教育部已经做出的“新动作”，赞同教育部提出的“注重全面发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注重个性的发展”培养人才新思路。
怎样培养我们需要的博士
培养博士生的模式有两种：“游泳式”和“手把手式”。
“游泳式”的培养模式倡导博士生在不断的“呛水”之后学会“游泳”，导师要心“狠”一点，不到其要被“淹死”决不伸出援手，自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需要太多质疑的；“手把手式”的培养模式则导致博士生对“家长”的过度依赖，长大了了仍然不能“断奶”，做不了事情，这样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了。
汪院士培养的博士生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他却谦虚地对别人说，那是学生自己努力的结果，“苗子”好啊。
汪院士话语的侧面却反映出来其重视培养博士生独当一面的能力。
自然，汪院士采用的是“游泳式”培养法。
我们的博士需要怎样的素质
在报告中，汪院士引用着名德国物理学家劳厄对“素质”的定义，素质是把已获得的具体知识都忘掉以后所剩下的那一部分——获得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和顽强的毅力。
汪院士说，只有高素质，才能有高创新。
汪院士认为，对博士生也要提倡素质教育。
具体则培养四个方面的素质：培养思想道德素质，做到诚信做人；培养文化素质，保持高尚情操；培养业务素质，勤奋学习中进步；培养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强壮健康的体魄和心理迎接各种挑战。
汪院士告诉大家，在其母校北京地质学院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他为母校题了八个字“诚信做人，勤奋学习”，这也是汪院士对自己的素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