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场”的妙用与“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

“不在场”的妙用与“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

上篇我们将进行一点比较枯燥的理论探讨，如果大家没有兴趣，可以直接看下篇。

上篇

法国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认为，西方整个思想依托于“在场形而上学”之上，而肇始者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我们现在把目光聚焦到苏格拉底身上。

英语Dialectics这个词我们很熟悉，翻译过来叫做“辩证法”，用“辩证”一词颇有古汉语意味，其实并没有那么费解，日本人将之翻译为“哲学问答法”。西方的辩证法是苏格拉底的发明创造，他将这种追求真理的方法称为“助产术”，他的母亲就是一位助产婆。（关于助产术的详细介绍及其助产术在心理咨询中的运用，参见我的文章：从助产术到以人为中心咨询法——苏格拉底与罗杰斯对话法比较）

思想的助产术是一种对话技术，对话的双方需要面对面地讨论问题，真理伴随着对话者的“在场”而“出场”。由于面对面的这种直接性，双方才能通过辩论的方式达到最终的真理，面对面还有一个优点：当对方误解我方观点时，我方可以澄清；反之亦然，因而我们称之为“辩证法”，西方人的“真理越辩越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终极真理只有一个，而且是完满的，充足的，不能是相对主义的，含糊不得，苏格拉底极为反感当时智者们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而对话的双方，观点肯定是有差异的，否则就没有对话了，一个说话一个点头即可。而助产术就是要通过双方在场的直接面对，将双方的差异明朗化公开化，因而变得对立起来，这样就会演变成两种对立的观点同时在场，然后两种观点进行比较，驳斥，胜的一方继续“在场”，负的一方则出局，变得“不在场”，负的一方被胜的一方说服，双方的观点最终实现了同一，即在场的同一。苏格拉底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更为接近真理的答案“诱导”“出场”的，尽管他声称自己一无所知。后来我们所熟悉的“正、反、合”和“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也都来源于此。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只要双方进行对话，并且存在观点上的差异，那么通过“在场”的方式，这种差异就可以越来越明确地得到揭示，只要差异得到清楚的揭示，那么就必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如果双方事先为讨论话题划界，那么最终必然有胜有负，最终通过解决矛盾的方式实现同一；如果双方事先没有为问题的范围达成某种共识，那么最终必然只能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同一，但是，妥协的同一总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还是要通过第一种方式消除差异。

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中，商务需要“在场”谈判，强者希望垄断，弱者只求双赢；法庭上需要“现场”辩护，会场需要“目击”证人，拿学位需要“现场”答辩；心理上需要“临床”咨询，病人需要“住院”，记者需要“面对面”访谈，体育比赛需要“直播”；自然科学家通过实验的方式研究世界，保持着对自然界的“在场”监控，眼见为实；画家通过“再现”的方式摹画世界，发明了“透视法”，照相机成为最忠实的眼睛；音乐家运用五线谱，将活生生的音乐固定“在场”，让后来人能够演绎它。

一个更为鲜明的例子就是，“创造工程学”之父奥斯本曾经发明了一种风靡世界的创新方法：“头脑风暴法”。这种方法需要专家们在场，互相攻击，指出错误，提出意见，激发灵感，最终在这种氛围中好点子辈出，实现企业革新。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在场方法。西方人开会，选举，也可以是这种场景，还有近年来流行的成功学，之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效果不佳，也在于它追求“在场”的效应，而一旦离开了现场的激昂氛围，大多数人还是得不到成功欲望的激励。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德里达为何如此重视“在场”的概念了，因为它确实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不过，同样在西方，“头脑风暴法”到了德国之后就变了，德国人不喜欢过于直接的接受挑战，因此他们把这种“风暴”级别降低了，大家改成用书面写出点子，互相匿名批评的方法，推陈出新，同样取得成效。

“在场形而上学”的确有它的优点，比如严密性，精确性，逼真性，效率性，刺激性，值得学习，不过，“在场”逼迫差异的精确性，因此“在场形而上学”也伴随着种族歧视，异教徒情结，霸权主义，也导致了“我们”与“他们”的严格对立，即“他者”的伦理地位问题，辨别的越清楚，歧视就越明显，英语discrimination和汉语的“歧”字就表达了这种双重含义。

在这些方面，中国人则发展出一套与“在场形而上学”不一样的思维方式，评价孰优孰劣没有意义，只要我们这套思维方式适用于这片国土就可以了，思维是语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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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中国的语境中来，有些学者抱怨道，孔子一生都在谈“仁”，但却从来没有对“仁”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这种说法完全是在汉学的说法，站在西方人的立场来看孔子。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有两大贡献，其中一项就是对普遍定义的追求，不过，那是苏格拉底开创的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孔子却没有这样主张过。

孔子讲仁，总是用一些很生活化的例子，而不是用那种思辨性的论证方式，因此，外国人对孔子的兴趣总是没有对老庄的兴趣那么大，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子只是很独断地在教人生活，而不是教人哲思。没错，孔子的思想更具民族性，而民族的差异导致了孔子思想只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相比而言老庄的思辨性更强，与西方的神秘主义宗教有更多的共同话语。

这里就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孔子不像苏格拉底那样追问“仁是什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假设我们两个人坐下来，然后拷问“仁”的含义，最终达成共识，形成“仁”字在这当场的确切含义。但问题是，“仁”的使命并不就此为止，重头戏在于，它要在“离场”之后被用来检验，实施。因此，两个人讨论“仁”并最终给出一个逼近真理的答案，最终仍然不知“仁”为何物，“仁”是践行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这种思维方式，仍然一直对中国人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清晰地追问两个人对同一概念的理解的差异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差异化的最终目的是走向同一，而在中国人的这种语境中，即使双方都在场，“仁”的概念也无法解决，因此，差异化就无计可施，不如让差异离场，让同一在场。这种思维方式，就叫“和而不同”，即在场的同一和不在场的差异。

大家可以看看一个词：含义，这正说明了我们的概念总是“含”在里头而不出场的；我们说一个人有“内涵”，意思就是说在场的情况下他与众人一样，而实际上他有非常深刻的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中国的武术家，各界高手，精英总是深藏不露，避免让人感觉到杀气，这也是中国的武术精神之体现。所谓“修炼”，正是维护在场的常人状态与不在场的超人状态的合一，一个人不可不努力，但不要在别人面前努力。所以，小时候我们总是对那些课间还在学习的同学说：“别积极啦，去玩吧。”那些同学总是人缘最差。我们不喜欢标榜自我，不喜欢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式的广告，宁愿相信不在场的口碑。

我们再来看看“面子”的问题，什么是面子，按照上面的思路来解读，就是差异的离场，我们不喜欢直来直往的说话方式，因为直来直往容易抖出彼此潜在的差异，使之清晰化，“不给面子”，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比如好哥们敬酒，按照常理，不应该回绝，一旦说“我不喝酒”，就是不给面子。你可以说，我很诚实啊，不想喝就不喝，可是这就把差异给抖出来了，而在对方看来，差异不应该在好哥们之间出现。这是抹杀中国人的个性吗？不是，中国人很尊重差异，只是讨厌在场的差异，如果不想喝又要给面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喝一点，然后实在受不了了，一幅头疼而或沉默寡言的样子，对方看你已经尽力了，也就放你一马，还认为你够义气，满意而归。所以，中国人欣赏那些尽力而为却没有成功的人，而讨厌那些一开始就精明而不做的人。

诚是什么？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理解为honest，就是心理想什么就说什么，这在中国人看来其实不过是鲁莽，目中无人，不懂情礼。诚永远是不在场的，比如我的朋友在外面名声不好，我就很真诚的告诉他，外面某某人在说他坏话，这算什么朋友。真正的真诚，就是了解外面的人究竟为什么说他坏话，然后慢慢地帮助自己的朋友重塑形象，而外面的恶语，却不能告诉他，因为这样马上就激起了在场的差异，朋友马上怀疑我是不是也跟别人一样背后在骂他。

开会也是如此，如果“头脑风暴法”运用到中国人的会议上来，那么肯定真的风暴来临。西方人喜欢冒险，所以风暴并不是一个讨人烦的词语，反倒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术语。而中国人连“雨来了”都是讽语（至少在汕头话中，“雨来了”就是对别人不吉利的话的一种控诉），更何况风暴了。而如果按照德国人的方法，那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不能用，因为我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猜测，谁匿名在批评我的创新方法？因此，中国人开会，只要一提议，都是一次性通过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们要维护在场的同一性。那么你可能会说，那这不是专制吗？非也。我们尊重不在场的差异性，所以我们开会只是一个形式，开会前的准备才是关键所在，开会之后的落实更是重中之重。我们要通过协调，沟通，商量的方式，将差异化解，使得最终大家能够保持在场的同一，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延期开会。因此，看中国人开会，表面上仅仅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其实有可能准备几个月甚至几年。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例子，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之外称少数民族。为什么叫“少数民族”呢，因为我们要维护在场的同一性，少数即与多数相对，是一个量化的概念，不是质的差异。这是我们避免在场差异性的方法，即是从质异降低为量异；“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词语其实就是“中央少数民族大学”的缩写，因为大家都知道设立民族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少数民族骨干力量，但我们把汉族与外族的差异将低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

这与西方的辩证法的顺序刚好颠倒，辩证法是只有挑明了差异才能决斗，决斗出真理，弱者愿赌服输；用这种方法，中国人则是“口服心不服”，诸葛亮七擒孟获，刘备摔阿斗，就是在说明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看中国人总是觉得很形式主义，比如开会的套话，术语的考究，礼仪的繁冗，其实，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在场的同一，但是光停留在同一层面上，这叫官僚主义，我们需要深入到不在场的差异面，才能真正化解问题，实现真正的“和而不同”。对于不影响大局的差异，我们大可听之任之，这叫包容，而不像西方人非强迫别人改宗不可，比如梵蒂冈曾经为中国天主教徒祖先崇拜而大为恼火，而中国人却欢迎天主教来中国进行小规模的传播。只有对于那些影响大局的差异，我们才要以商量、互惠的方式将其疏导开，变成不影响大局的差异。因此形式主义也是在场的，实质性被隐藏起来，中国人并不形式主义，只是我们的务实不显山不露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