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01李鸿章生平概述Chapter早年经历与教育背景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加强国防建设，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
在外交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成功处理多起涉外事件，维护国家利益。
曾担任多个重要职位，包括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生涯及成就晚年时期，李鸿章仍然关心国家大事，致力于推动改革和现代化进程。
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78岁，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哀悼。
李鸿章的逝世标志着晚清政治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政治遗产和影响仍然深远。
晚年生活与逝世02李鸿章在政治上的贡献Chapter推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主持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等地给日本。
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些条约的签订虽然带来了短期的和平，但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主持签订《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外国侵略在中法战争期间，积极备战，最终取得镇南关大捷，维护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
在甲午战争期间，指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展开激战，虽然最终失败，但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精神。
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组织义和团等民间力量进行抵抗，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03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建树Chapter创立北洋水师，加强海防建设1875年，李鸿章上奏朝廷，提出《筹议海防折》，获准创设北洋水师。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大小军舰25艘，实力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李鸿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加强海防设施建设，如旅顺军港、威海卫基地等。
指挥甲午战争，展现军事才能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负责指挥北洋舰队。
在黄海海战中，李鸿章指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激战，虽败犹荣，展现了其军事才能。
李鸿章在战争中灵活运用兵法战略，多次击退日军进攻，为清朝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培养军事人才，推动军队现代化04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策略与手段Chapter处理马关条约谈判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赴日本马关进行和谈。
李鸿章一避战求和的思想严重错误，影响恶劣李鸿章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家，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随后又赴贵州、陕西督办军务。
于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随后在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事件中博得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认同和赞许。
取代乃师曾国藩成为清朝的“柱石之臣”。
梁启超曾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
”至中法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已经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经营了十余年。
可谓位高权重，影响巨大。
在法越交兵，中国西南边疆受到威胁时，李鸿章却提出了错误的观点和外交策略。
李鸿章的“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未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如果与法国开战，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中法战争只有会商解决才是“息事宁人经久之计”等言论，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避战求和，妥协退让。
李鸿章的失败主义论调和妥协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他仅仅看到了中法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甚至只看到了法国的船坚炮利。
但却无视法国的种种不利因素：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政治上不得人心；刚刚从普法战争中恢复过来，便大举向非洲和远东扩张，力不从心；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与英德矛盾重重等等。
此外，李鸿章也低估了中越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和力量，看不到中越军民占了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错误的思想往往导致错误的行动。
李鸿章由于地位重要，资历较老，其外交思想对清廷对法决策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重要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由于李鸿章的错误思想而变得十分恶劣：其一，李鸿章的求和思想，影响了清政府的整个抗法基调。
李鸿章的态度首先影响了总理衙门的大官僚，军机处，随后又影响了慈禧太后。
由于有了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以及以李氏为首的许多大员的支持，慈禧在战争中推行她的卖国政策就大胆得多。
综观整个中法战争，清政府无一时不是以求和为根本策略的。
即使是宣战，也是为了以战求和。
总之，清廷是胜也求和，败也求和，一切以和为最高目标。
而李鸿章作为“享誉中外”的“柱石之臣”，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评价李鸿章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毁之者认为，他是“投降派”的典型代表。
誉之者则认为，他有开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对于李鸿章不能一骂了之。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
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到指责。
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
毁之者往往总是把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
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誉之者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认为，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
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
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
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运动中的“卖国”呢？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
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
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
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
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关于李鸿章的近代史人物论文【摘要】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主持了清王朝19世纪最后三十年重大的对外事务。
文章阐述了他的“和戎”、“自强”、“循理”“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当时中国外交活动重大的指导意义，客观评价了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现代外交理论体系形成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戎;自强;以夷制夷李鸿章作为晚清的中兴之臣，主持了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晚清外交事务。
他的外交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平、稳定的局面。
在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以“和戎”为途径，以“以夷制夷”为手段，以“自强”为目地。
但就外交实践而言，他的外交政策并未达到其想要的目的;而从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最终的实践效果而被完全否定。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二、“和戎”、“自强”三、“循理外交”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晚清政府带来极大的伤害，加之清廷军备废弛，因此李鸿章深知当时清政府军队无力对抗外敌的入侵，进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胆怯、怕战心理，常言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呀处荤谷之下，外则布满江泽之内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旰衡于当时兵多，靖内患有余，御外辱则不足”。
[6]故而一味妥协退让，这一点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他总认为列强利益只要得到满足便会停止入侵，而中国也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学习技术，改进军备，增强对抗列强的实力。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开创了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循理外交。
濮兰德说李鸿章：“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12]李鸿章的和戎自强思想，以及他的“遵循外交”、“以夷制夷”的做法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都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一些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篇一: 一些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媒体评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日本媒体评李鸿章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蒋廷黻评李鸿章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
——袁世凯评李鸿章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评李鸿章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篇二: 怎样评价李鸿章的历史价值？李鸿章算是伟人吗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
评价李鸿章张龙兴内容摘要：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问题就在于，他一生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
因此，要全面、正确评价李鸿章，就不能不探讨他一生中较大的所做所为。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外交思想；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是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
梁启超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
《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
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有所欠缺的。
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
这样来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理所当然是欠缺的。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
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
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达到某种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的一无是处。
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但不是面团。
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评价李鸿章，一是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二是李鸿章创办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三是李鸿章晚期的外交活动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就可以较为客观地对李鸿章进行评价。
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
历史人物李鸿章——多重身份评价“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李鸿章身处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
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生前死后，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本文将从李鸿章的“多重身份”进行浅析。
一、“中国近代化之父”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人士视而不见，他们或是认为外国的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
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先进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
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就这样，中国出现了第一支海军，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洋枪队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等等，在他的带领下，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许许多多的第一。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
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
李鸿章无疑是“中国近代化之父”！二、“汉奸”、“卖国贼”说到很多人评价李鸿章为“卖国贼”就要谈谈李鸿章作为外交官的一生。
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
他出使他国，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但是由他出面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让他外交的一生蒙上了一层灰尘。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力主“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李鸿章成为近代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直接签订者，清政府的外交在他的主持下，陆续丧失了无数的民族权益，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因此被许多人称为“汉奸”、“卖国贼”。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李鸿章外交思想及其影响 作者：朱红 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3年第02期
【摘要】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主持了清王朝19世纪最后三十年重大的对外事务。文章阐述了他的“和戎”、“自强”、“循理”“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当时中国外交活动重大的指导意义，客观评价了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现代外交理论体系形成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戎；自强；以夷制夷 李鸿章作为晚清的中兴之臣，主持了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晚清外交事务。他的外交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平、稳定的局面。在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以“和戎”为途径，以“以夷制夷”为手段，以“自强”为目地。但就外交实践而言，他的外交政策并未达到其想要的目的；而从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最终的实践效果而被完全否定。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利用坚船利炮首次叩开紧闭的大清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让清政府面临着未曾经历过的割地、赔款、通商。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竞相叩关，逼迫清廷签订各式各样的不平等条约。在列强的肆意侵略下，晚清政府之前所实行的传统外交政策已逐渐失去本身的作用，面临着未曾遇到过主权沦丧、领土割占、疆界变更等一系列新的外交问题，晚清政府显得束手无策。外忧未除，内患又起，1851年以洪秀全为首太平天国运动突然而至；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使得当时清王朝深受外忧内患的伤害，国力也几乎消耗殆尽，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李鸿章正是在此等局势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主持晚清政府的外交事务。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触清朝外交。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区区“夷狄”不足重视。而此时的李鸿章已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清政府处于“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的危急时刻。[1]而在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早已不再盲目的称列强为“夷人”，敏锐的察觉到晚清政府面临外交环境已与中国古代所面临情景截然不同，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外交政策必须学习西方，从而在根本发生变革：“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日本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2]面对天下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彻底的意识到传统的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观念必须改变，封建伦理道德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体系已经无法应对现实中遇到的巨大挑战。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二、“和戎”、“自强” 面对列强不断入侵，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清政府已经无力抵抗了。此时的李鸿章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自当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也必隐图其狂逞。”[3]他认识到只有国家强大才能避免外地入侵，因此李鸿章适时的提出“和戎”，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教育方面的先进技术，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明确的提出了“自海禁开通，中外交涉频繁，吾过墨守旧法，不适与今世”的看法。[4]面对“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5]最终完成国家富强，进而达到“以夷制夷”。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政策并未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只是把变革停留在学习洋务的基础上。企图以“和戎”为表，“自强”为里，在求取和平的环境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变法，从而达到自强。
三、“循理外交” 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晚清政府带来极大的伤害，加之清廷军备废弛，因此李鸿章深知当时清政府军队无力对抗外敌的入侵，进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胆怯、怕战心理，常言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呀处荤谷之下，外则布满江泽之内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旰衡于当时兵多，靖内患有余，御外辱则不足”。[6]故而一味妥协退让，这一点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总认为列强利益只要得到满足便会停止入侵，而中国也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学习技术，改进军备，增强对抗列强的实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开创了一种新的外交政策——循理外交 。
在晚清时期士大夫中，最早提出“循理外交”的是郭嵩焘。在他看来，“天下事，一理而言，理得而揆之以情，度之以势，乃可以平天下而无阻。”[7] 换言之，处理外交事务，关键在于“理”和“势”，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冯桂芬也是循理外交的倡导者之一，他分析道，“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以理折之。”[8]郭嵩焘和冯桂芬曾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僚，他们的思想对李鸿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李鸿章本人在中外交涉事务中亦非常注重运用“势”、“理”、“情”。他指出，“势不足以绌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以理服人，据理不让，动之以情，辅之以利，就能妥善解决中外纠纷。随着与洋人接触的增多，李鸿章逐渐摸索出一条经验：对付洋人，莫过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既然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万国公法和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且所言所行，皆“引万国公法”，我亦应严格遵守万国公法和条约行事，提倡循理外交。在李鸿章看来，中西条约体系固然有许多不平等之外，特别是使外人在华攫取的某些特权合法化和制度化，损害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同样约束着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额外的索要。李鸿章的循理外交政策，在其三十年的外交活动中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其原因有二：一是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未认清西方列强入侵的真正目的以及列强之间的共同利益，只是想当然的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二是他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存在一定的缺陷性。李鸿章作为封建士大夫一员，深受传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统文化的影响。在其外交活动中一味地对清政府愚忠，面对西方列强的现代外交手段，还采取“讲人情、言苦衷”的策略，无意间暴露出自己的谈判底细，让他自己在外交谈判中常常处于被动状态中。
四、“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现实手段，这是将古代的“以夷制夷”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采用远近交攻的合纵连衡之术，使强敌相互对立、相互牵制，以维持中外相安局面。“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手段，起源于春秋时代。在中国近代外交历史中，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林则徐主张：允许其他国家象英国一样与中国通商，以便牵制之。阮元建议利用美国钳制英国。[9]魏源则主张：在陆上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从而构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10]李鸿章深知现代外交需要以实力为后盾，而当时的清政府缺乏这种与西方对抗的实力。在强敌如林的局势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他“虑敌忧心常悄悄，盈廷聚讼自断断，东联孙策防寒齿，北拒曹瞒恐接畛”，竭力想借助传统的合纵连衡之术，并结合西方均势理论，利用各国矛盾，甚至通过结盟一强国的方法，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1870年，日本政府遣柳原前光来华求订商约。李鸿章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实力增强，且与中国同文同种，可联为外援，因此，他建议，“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以备联络牵制”。[11]1875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利用“马嘉理事件”，加紧勒索在华权益。李鸿章有意将此次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以此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与此同时，他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有关国家的公使，了解到英国正参与土耳其战争，“英朝廷亦不敢开衅”，因而增强了与之抗争的信心。李鸿章乘英、俄、德、法、美、日、奥等国公使齐集烟台避暑之机，以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的名义，邀请各位公使参加盛宴，既联络了“情谊”，也造成了“无确实凭据，擅请将大臣提京为非”的公论，从而使威妥玛不得不放弃某些索要，打开了谈判的僵局。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日韩江华条约》，承认朝鲜为自治国。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同年8月，李鸿章致函朝鲜当政者，运用均势原理，规劝其“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以免为琉球之续。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把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俄国发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更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于是，由前期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并最终根据清廷的旨意，与俄订立了中俄秘密盟约，承认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横贯中国东三省北路，直达海参威。
濮兰德说李鸿章：“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12]李鸿章的和戎自强思想，以及他的“遵循外交”、“以夷制夷”的做法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消弭战争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都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他的外交策略在中国近代史上并未产生明显的作用，这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没有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后人对李鸿章外交政策给出“卖国贼”的评价，只能说明后人把李鸿章当做晚清政府统治者的替罪羊。
【注释】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44. [2]梁启超.李鸿章传.白花出版社，2007.89. [3][4][5]刘彬.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 北方论丛，2000（3）. [6][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34. [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10. [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21-22. [10]魏源.海国图志.卷2.1. [11]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4.30；卷2.33. [12]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17.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