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国内外研究探析

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国内外研究探析作者：孙艳阳陈宇来源：《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05期摘要：技术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如何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是当家国家理政的重点。

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深入评析国内外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进展，以期较为全面地理解如何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并对我国当前创新创业政策有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公司治理;技术创新一、引言内生增长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Schumpeter，1911），是公司长期竞争的优势所在（Porter，199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2015年的报告显示技术创新占据一国总GDP增长的比例接近50%，且该影响依赖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周期阶段。

Rosenberg（2004）曾估算技术创新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5%。

技术创新被视为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2017年6月1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排名居第22位，比2016年上升3位，折射出中国创新“含金量”的提升。

但是，近期美国制裁中国中兴的事件再次折射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核心发明创新方面的差距。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如何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成为当前国家理政的重点。

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和正外部性，不仅遭遇各种市场摩擦，如道德风险、管理层短视和信息不对称等（Bhattacharya & Ritter，1983），还会遭遇市场失灵（Nelson，1959;Arrow，1962;Tassey，2004）。

在一国之内，所有企业均面临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和市场环境，不同企业的创新差异源于企业层面的异质差异。

Hall和Soskice（2001）认为公司治理体系是塑造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公司治理体系对应着不同的创新模式。

因此，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述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以全面理解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并对我国当前创新创业有一定的借鉴启示。

二、公司内部治理与技术创新1. CEO特征与企业创新。

CEO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决策者，负责公司资源分配、战略决策和收益创造。

CEO的个人特征影响公司创新活动的方向和进程。

CEO过度自信倾向于低估失败，因而更倾向于追求高风险和不确定的创新项目。

Galasso和Simcoe（2011）使用Malmendier和Tate（2005a，b）构建的CEO过度自信指标，以美国1980年～1994年450家大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公司专利引用量更高，尤其对于竞争激烈的行业。

Hirshleifer，Low和Teoh（2012）以1993年～2003年美国1 5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期权为基础和压力承担两种方式度量CEO过度自信，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只促进创新行业的企业创新。

Sunder，Sunder和Zhang（2017）以1993年～2003年1 200位CEO构成的4 49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研究发现CEO的飞行爱好与公司创新活动显著正相关，尤其当CEO是飞行员时，公司的专利数量和专利引用量均更高，创新效率更高，创新项目更多样性和原创性。

此外，CEO的技能组合和个人网络也影响公司创新成功与否。

全才CEO遭遇创新项目失败时，更有能力将多方面的管理技能应用于其他劳动力市场，因而更容忍失败。

Custodio，Ferreira和Matos（2017）将全才CEO定义为通过工作经历获得多方面管理技能，以1993年～2003年1 464家公司的2 005位CEO为样本，研究发现全才CEO促进创新，专利引用量更高，并从事更多探索性而非开发性的创新战略。

Faleye，Kovacs和Venkateswaran（2014）以1997年～2006年1 532家公司的2 366位CEO为样本，研究发现CEO个人网络越好，公司将从事更多创新活动，专利数量和引用量均更高。

这是由于CEO个人网络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保险使CEO更冒险，且可以通过个人网络获得创新相关的信息。

2. 薪酬设计与企业创新。

CEO的薪酬方案和激励方式对其管理行为、风格和公司战略设计产生重要影响。

Manso（2011）在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将创新过程简化为探索新思想，认为激励创新的最优方案需要容忍早期失败，并奖励长期成功。

具体地，可以通过执行长期薪酬计划、提供工作安全保障和及时反馈代理人工作等来激励代理人从事高风险且耗时较长的创新活动。

Ederer和Manso（2013）实施一项实验，向379位CEO授予不同的薪酬激励方案，并要求CEO选择实施一项探索新方法或采用已知方法的任务。

研究发现相对于固定工资或严格基于业绩支付的薪酬契约，容忍早期失败并奖励长期成功的薪酬激励方案能够最有效地激励创新。

Baranchuk，Kieschnick和Moussawi（2014）以2001年～2004年美国新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CEO薪酬激励方案中未行使期权的行权期较长和保护公司免遭破坏性收购威胁，会显著正向影响公司创新活动。

李春涛和宋敏（2010）利用世界银行在中国18个城市1 483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CEO薪酬激励促进企业创新;国有产权降低了激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中国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

周铭山和张倩倩（2016）采用2007年～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

此外，政治晋升激励提高了创新产出的價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排除了“面子工程”假说。

3. 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

独立董事的监督和建议功能对管理层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公司创新活动的规模和机会。

Balsmeier，Fleming和Manso（2017）使用2000年相继强制要求建立独立董事的管制变化，研究发现成立独立董事会显著提高公司专利的数量和引用量。

但是专利申请扎堆于熟悉的技术领域，且专利引用量增加主要来自于中间分布的专利引用量。

此外，公司未被引用或高引用量的专利申请数量并未显著变化，表明公司并未积极探索新的领域或追求风险性创新战略。

因此，公司董事会的监督会提高管理层对创新的关注，并相应地增加创新产出，但并不有助于管理层投资未开拓领域的技术。

4. 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公司内部组织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创新至关重要。

Liu，Mao和Tian（2016）以1970年～2003年5 722家公司的200 000位创新者为样本，检验组织资本和发明者人力资本的对公司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相对于组织资本，人力资本对公司创新业绩影响较大，但对创新战略影响较小。

发明者个人网络更好、公司发明者离职率高和公司所属行业专利授予更困难时，人力资本对创新过程的影响更大。

Chemmanur，Kong，Krishnan和Yu （2016）首次基于个人变量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度量管理层团队质量的指标，以管理层团队中经历越南战争的人员数量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方法，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团队质量越高，R&D投入和创新产出更高。

三、公司外部治理与创新1. 并购交易与企业创新。

活跃的收购市场作为一种外部治理形式，影响公司内部代理问题和CEO的创新动机。

一方面，管理层缺乏有效监督时倾向于偷懒或者投资收益期短且收益稳定的项目。

活跃的收购市场向管理层制造外部收购威胁，可以规范管理层的偷懒行为，降低道德风险，促进努力创新。

另一方面，由于契约不完整性，管理层担心事后遭遇被敌意收购者敲竹杠，坐享创新成果而不支付初始成本，因而不愿意事前投资耗时较长的创新项目。

此外，由于投资创新项目会增加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公司会遭遇价值低估，引发敌意收购和约束管理层的其他行动，阻碍管理层投资创新项目。

因此，活跃的收购市场如何影响公司创新是个实证问题。

Atanassov（2013）以1976年～2000年13 339家美国公司为样本，采用DID研究方法，研究发现通过反收购法案外生降低州内公司面临的敌意收购威胁，不仅降低州内公司的专利数量，还降低专利质量。

可见，外部收购市场起到规范管理层行为的作用。

Chemmanur和Tian（2017）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检验公司层面反收购规定（ATPs）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反收购规定正向影响创新成果，尤其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的公司。

这是由于ATPs可以保护管理层不受股票市场短期业绩压力的影响，提高管理层创新的努力程度。

Sapra，Subramanian和Subramanian（2014）研究发现外部收购压力与创新呈U型关系。

这是由于投资更创新的项目会增加公司被收购的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预期收购溢价。

可见，有效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或严格的反收购法案会促进创新。

并购交易活动达成之后，收购方和目标公司的不同特征会对技术创新有不同的影响。

Seru （2014）以失败并购外生影响目标公司并购结果的自然实验，以专利为基础衡量创新，利用DID估计方法，研究发现相较并购失败的目标公司，公司被多元化并购会降低创新投入，且专利授予数量和专利引用量均较低，尤其对于内部资本市场更加活跃的集团收购公司。

这主要是由于目标公司被并购之后发明者的产出下降而非离职，表明企业集团组织形式影响资源分配和创新产出。

Zhao（2009）关注收购公司，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并购决策高度相关。

在并购之前较少从事创新活动的收购公司，完成一项并购交易的成功概率更高，且在创新质量方面受益更多。

表明技术创新影响公司的并购决策，反过来并购行动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努力程度。

Bena和Li（2014）以1984年～2006年专利并购为样本，研究发现专利数目多但R&D支出低的公司倾向于为并购方，专利数目少但R&D支出高的公司倾向于为目标公司。

此外，目标公司和并购公司之间的专利相似度越高，并购交易越容易达成，而且并购公司在并购之后的专利产出会显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