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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个别案件的暴露也引发了社会对法律思考的广泛关注。
汤兰兰案件就是其中之一，该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性侵、家庭暴力等严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汤兰兰案件进行分析，探讨案件暴露出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律思考。
二、案件概述汤兰兰案件是指2016年发生在我国某省的一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件。
案件中的被害人汤兰兰，年仅14岁，被同村村民王某以金钱、物质引诱，遭受长达数年的性侵。
在案发后，汤兰兰的母亲发现女儿身上的伤痕，遂报警。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王某不仅对汤兰兰实施了性侵，还对其家人实施了家庭暴力。
最终，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汤兰兰的家人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应有的赔偿。
三、案件暴露出的法律问题1. 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汤兰兰案件暴露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不足。
首先，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存在法律法规交叉、适用困难等问题。
其次，执法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存在执法不严、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此外，家庭教育观念的落后，也使得部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等侵害时，无法得到及时的保护。
2. 家庭暴力问题汤兰兰案件中的家庭暴力问题，反映了我国家庭暴力法律制度的不足。
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较为模糊，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认定。
另一方面，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证据收集、鉴定等方面存在难题，使得受害者难以获得法律救济。
3. 证人保护问题在汤兰兰案件中，证人保护成为一大焦点。
一方面，王某对汤兰兰及其家人的威胁、恐吓，使得证人不敢作证。
另一方面，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导致证人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4. 法律援助问题汤兰兰案件中的法律援助问题，反映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
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存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另一方面，部分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因经济困难，难以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
四、法律思考1.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针对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我国应加快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第1篇摘要：孙小果案件是一起备受关注的重大刑事案件，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通过对孙小果案件的分析，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探讨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分析相关法律制度，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
一、引言孙小果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权钱交易、徇私舞弊案件。
案件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其中包括孙小果、周某、李某等。
案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孙小果案件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法律问题，以期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二、孙小果案件的法律问题1.权钱交易问题孙小果案件中，多名被告人通过权钱交易，使得案件得以“反转”。
这反映了我国在反腐败斗争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漏洞。
具体表现在：（1）权力滥用。
被告人周某等人滥用职权，为孙小果等人提供保护，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
（2）司法不公。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部分法官和检察官受到利益驱动，对孙小果等人进行了偏袒。
2.徇私舞弊问题孙小果案件中，多名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为孙小果等人提供帮助，使其逃避法律的制裁。
具体表现在：（1）伪造证据。
被告人周某等人伪造证据，为孙小果等人洗脱罪名。
（2）滥用职权。
被告人李某等人滥用职权，为孙小果等人提供帮助。
3.法律适用问题在孙小果案件中，部分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例如，对于孙小果等人涉嫌的犯罪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如何量刑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
三、相关法律制度分析1.反腐败法律制度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然而，在孙小果案件中，这些法律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导致案件得以“反转”。
2.司法制度我国司法制度主要包括审判制度、检察制度等。
在孙小果案件中，部分法官和检察官未能严格依法履职，导致案件审理出现偏差。
3.证据制度我国证据制度主要包括证据规则、证据收集、证据审查等。
在孙小果案件中，部分证据存在伪造、篡改等问题，导致案件审理出现争议。
四、法律建议1.加强反腐败法律制度建设（1）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
第1篇一、案例背景某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
被告人张某因邻里纠纷，持刀将被害人李某刺伤，导致李某重伤二级。
案发后，张某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李某的医疗费用。
然而，在庭审过程中，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悔过，但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卫，不属于故意伤害。
法院经审理，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案例启示1. 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本案中，张某虽然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但他的行为仍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依法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公平正义的坚守。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种公平正义的体现，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 法律精神是司法实践的指南在审理本案时，法院严格遵循了法律精神，依法对张某的行为进行了定罪量刑。
这表明，法律精神是司法实践的指南，是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的重要保障。
法律精神要求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时，要公正、公平、公开，确保案件的公正处理。
同时，法律精神也要求司法人员在执行法律时，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自首和赔偿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本案中，张某投案自首并积极赔偿李某的医疗费用，法院在判决时充分考虑了这一情节，对其从轻处罚。
这体现了我国法律对自首和赔偿的鼓励态度。
在司法实践中，自首和赔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罪表现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因此，法律在从轻处罚时，会充分考虑自首和赔偿等情节。
4. 邻里纠纷要理性解决本案的起因是邻里纠纷，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理性处理邻里关系，避免因一时冲动而触犯法律。
邻里纠纷往往源于一些琐事，但在处理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尊重他人，避免言语和行为上的过激，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5. 法律知识普及的重要性本案的发生，也提醒我们法律知识普及的重要性。
如果张某能够了解法律知识，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关于佘祥林案件的几点分析与思考
姚素华
【期刊名称】《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8(021)002
【摘要】余祥林案件是2005年发现的一起重大错案,为社会各界所高度关注.这一错案暴露了当地司法机关在执法理念、业务素质、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教训极其深刻.为此,公安司法机关必须摒弃陈旧落后的执法理念,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坚持科学的办案方法;必须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和引供诱供,克服华而不实的漂浮作风;必须克服分散主义、放任自流的倾向,始终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制约.
【总页数】5页(P53-57)
【作者】姚素华
【作者单位】湖北省京山县公安局,湖北,京山,4318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1.2
【相关文献】
1.从佘祥林案件透析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 [J], 黄捷;李悦
2.对佘祥林案件的法律思考 [J], 阮金枝
3.论处于贫困境况国家赔偿请求人的生存保障--以"佘祥林案件"为例 [J], 王伟奇
4.论冤错案件与人权保护--佘祥林案的法理分析及启示 [J], 王艳
5.加强基层警务实战训练提高民警涉毒案件处置能力——对贵阳“12·20”案件的分析与思考 [J], 陈会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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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案件背景王宝泉，男，1962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曾任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副区长、石家庄市桥西区区长等职。
2012年7月，王宝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2013年5月，王宝泉被依法双开，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王宝泉“贪污案”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不仅因为其涉及金额巨大，更因为此案暴露出我国基层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案件经过1. 王宝泉的仕途生涯王宝泉自1990年开始担任桥西区副区长，此后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在担任区长期间，王宝泉大力推动桥西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大，王宝泉逐渐迷失自我，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2. 案件曝光2012年7月，王宝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王宝泉在担任区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涉及金额巨大。
3. 公开审理2013年5月，王宝泉被依法双开，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案件公开审理期间，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媒体纷纷报道，引发了对基层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热议。
三、案件影响1. 揭示基层腐败问题王宝泉“贪污案”暴露出我国基层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基层政府官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效能和民生福祉。
王宝泉案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基层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强化法律震慑作用王宝泉“贪污案”的审理和判决，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权威和震慑作用。
对于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涉及何种身份，都将依法予以严惩。
这一案件对于警示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维护法律尊严具有重要意义。
3. 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王宝泉“贪污案”的审理，有助于推动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案件曝光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
这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注入了新的动力。
4. 提高公众法治意识王宝泉“贪污案”的审理和判决，有助于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
从“念斌案”看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法律变迁一、案情简介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
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予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申。
2011年5月5日，福建省高院也撤销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念斌案的死刑判决，该案件发回福州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一、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念斌无罪。
三、上诉人念斌不承担民事责任。
2015年2月1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法院依法对赔偿请求人念斌二审宣告无罪赔偿案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先支付赔偿请求人身损害赔偿金58.9万元，支付赔偿请求人精神损害抚慰金55万元；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赔偿请求人念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二、疑罪从无原则概述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未经司法程序最终认定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律上应视为无罪。
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主要包括：第一，法院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唯一机关。
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法院审判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依法享有与控告人对等的诉讼地位，并且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第三，对于案件出现疑问难以排除、难以查证核实或者证据不足难以证明时，要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
我国刑诉第171 条【补充侦查】对疑罪从无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当人民检察院认为所获取的证据不能指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时，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不起诉，这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充分适用。
在审判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5 条第3 款规定: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1篇一、案件背景王森，男，某市某区居民，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
案件的基本事实是：王森因与邻居赵某发生纠纷，持刀将赵某刺死。
此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二、法律问题分析1. 王森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王森持刀将赵某刺死，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具体分析如下：（1）主观方面：王森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从案件事实来看，王森与赵某发生纠纷后，持刀将赵某刺死，其行为表明其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2）客观方面：王森持刀将赵某刺死，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
王森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赵某的死亡，侵犯了赵某的生命权。
2. 王森是否具有自首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王森在案发后，是否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判断其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关键。
（1）王森是否主动投案：根据案件事实，王森在案发后并未主动投案，而是被公安机关抓获。
（2）王森是否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审讯过程中，王森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供述，但存在部分事实上的隐瞒。
综上所述，王森不具有自首情节。
3. 王森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王森案件中，是否需要对王森进行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是判断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关键。
（1）王森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根据案件事实，王森在案发前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异常，但在案发后，其行为可能受到精神因素的影响。
中国银行梅斌案件反思报告
中国银行梅斌案件是一起严重的职务犯罪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反思，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教训，以加强金融监管和反腐斗争。
首先，中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
梅斌在担任中国银行某分行行长期间，严重违反了金融法律法规，涉嫌贪污、挪用巨额资金，严重违反了中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
这表明，中国银行在内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管，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其次，金融监管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松懈。
中国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
因此，中国银行的反腐斗争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松懈。
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障金融市场秩序和稳定。
第三，反腐败斗争必须深入推进。
近年来，中国政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抓获了一大批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
在反腐败斗争中，不仅需要政府的力度，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
反腐败斗争需要加强宣传，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认知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反腐的合力。
最后，加强金融教育、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素质至关重要。
梅斌案件的发生，表明金融机构需要加强金融教育，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素质。
金融机构应该注重员工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防止员工因个人利益而违法犯罪。
综上所述，中国银行梅斌案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素质，以确保金融
市场秩序和稳定，保障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第1篇一、案件背景齐玉玲案件是指2006年发生在我国某省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被告人齐玉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
案件经过审理，被告人齐玉玲被判处无期徒刑。
该案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公正、人权保障、司法改革等方面的思考。
二、案件分析1. 法律公正问题齐玉玲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一度出现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问题。
虽然最终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但这一过程暴露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公正问题。
首先，证据不足导致被告人可能遭受冤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警方获取的证据存在瑕疵，部分证据甚至被质疑。
这导致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冤屈。
其次，程序违法损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部分程序环节存在瑕疵，如被告人的律师未能及时介入、审判过程中出现程序错误等。
2. 人权保障问题齐玉玲案件反映出我国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被告人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的律师未能及时介入，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行使辩护权。
其次，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被非法拘禁，严重侵犯了其人身权利。
3. 司法改革问题齐玉玲案件反映出我国司法改革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司法独立性有待提高。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受到外界干预的可能性较大，导致司法独立性受到质疑。
其次，司法公开透明度不足。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部分环节存在不透明现象，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三、法律思考1. 完善证据制度，保障法律公正针对齐玉玲案件暴露出的证据不足问题，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证据制度。
首先，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力度，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其次，建立健全证人保护制度，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最后，加强对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的监督，确保案件审理过程的公正性。
2. 强化人权保障，维护司法公正为保障人权，我国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确保其辩护权、上诉权等得到充分行使。
其次，完善律师制度，提高律师辩护水平。
王斌余案背后的法理思考高军从网上看到王斌余案后感到非常痛心，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似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都读过或熟知传统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里的故事。
笔者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案件本身，对此类案件来说，相信它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这起恶性刑事案件带给笔者诸多思考。
1、民意与法院判决。
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三百多位网友的评论，吃惊的是竟然所有的评论都同情乃至支持王斌余，对为富不仁者表现出强烈的义愤甚至仇恨。
不能认为网上的这三百多条的评论就一定代表了民意，因为能够上网发表评论的人可能只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或一类人，但也不能说他们不能代表民意，我想能够上网并发表评论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是具备一定文化、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但就连这些人都会一致地持这样的看法，更何况对那些更多的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凭朴素的自然情感来判断善恶是非的普通民众了。
于是有这样一个疑问：法院判决是否应尊重民意?试想一下：如果王斌余案由陪审团参与审判(众所周知，陪审团成员都是些普通的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凭直觉、自然的情感来为被告定是否有罪)，那么案件的审判结果会有什么不同?虽然我们都知道判决不能为民意所左右，因为所谓民意仅仅只是一个主观的、易生歧义的概念，历史上所谓的民意杀人的教训也是不绝于书的。
但如果法院的一项判决过分地违反了民意，违反了民众的自然的情感，这样的判决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2、刑罚的威吓功能的反思。
历史上西方功利主义法学从理性人快乐和痛苦相权衡的角度分析犯罪，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为制止犯罪，必须使得犯罪所受到的惩罚而给犯罪人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其从犯罪中得到的快乐时其才会放弃犯罪，亦即强调了刑罚的威吓的功能。
对于刑罚的威吓的功能，我们的刑法教课书上强调的较多，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以及现实中的司法和社会的实践中，它一直也是被奉为圭臬的，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严打政策”。
但刑罚真有那么大的作用么?举王斌余案来分析：不可否认，王斌余被判了死刑，假如最终被执行了死刑(当然，只是假设，他还有上诉的机会，但据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可能知道这个案件的人从中会受到一定的教育，即不能杀人，杀人者偿命。
但问题是，会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案子，相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更多的人不能从这个案子里面受到“教育”。
另外，杀人偿命是一则古老的自然法则，民众凭简单的常识和自然的情感都知晓的。
王斌余为什么杀人，不是他没有法制观念，请注意，他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另外，他也不是在寻求私力救济时一开始就使用暴力的，是他在被污蔑、被殴打后冲动而采取暴力的。
《水浒传》中的那些好汉们其实都是些刑事犯，其行为基本上均构成了犯罪，可为什么民众却对他们的行为津津乐道并将之誉为英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笔者认为，从报道的案情看，王斌余有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自首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且是初犯、是激于义愤而犯罪，他应该为他的冲动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不是必须是生命的代价呢?从案中可以看出他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有改造好的可能，从案件判决的社会效果来看，判死刑，不如判死缓或者无期。
当然，按照刑期法的明文的规定，判其死刑是合法的，而且，仅从四条命以及另外一个人的重伤与一条命相比的角度来看，判其死刑也是合情的。
但还是上面的那个问题：判了他死刑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会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么?讲到判其死刑的教育意义，笔者到有一点担心：如果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穷尽了在他看来可能的公力救济手段后仍不能获得正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怒而杀人，然后不是去自首而是逃之夭夭，或者是把事情搞得更大。
相信笔者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在网上发表的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他的自首表示了惋惜，说他太天真、太傻。
如果是这样的结果，刑罚的“教育意义”不但会落空，甚至反而会起到更坏的作用。
这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死死地抱着刑罚的威吓功能不放的人所始料未及的。
3、正义的获得也不可让当事人付出过于大的代价——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王斌余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
这说明，我们惯常的“送法下乡”、“普法教育”向民众所灌输的要相信法律、法律会主持公道的这类教育对民众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但为什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最终会选择采取杀人这样的极端的途径呢?这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本案中，王斌余首先想到的是找劳动局调处。
关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劳动者来说，与资方相比，其实力过于弱小，乃至悬殊，故现代世界各国，无不抛弃近代民法形式平等之原则，转而按实质平等的精神，在立法上无不倾向于从实质上保护劳动之权益，故有劳动法之诞生。
从劳动法的诞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其立法精神必须是人道的、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之权益。
但遗憾的是我国的劳动法在这方面尚存诸多缺陷，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
对于现行的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因为是由行政部门主持，其中立法和公正性不得不令人产生合理的疑问。
事实上，在劳动仲裁中资方往往有更大的甚至是完全压倒劳动者一方的优势。
劳动者申请仲裁，必须要交纳仲裁费，而且必须在申请仲裁期限内提出(其期限过短，与民法通则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限不符)，如果对裁决的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废除这一前置程序，设立劳动法院或者在法院中设立劳动庭，采取“特别的简易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纠纷，减轻劳动者为解决纠纷获取正义的成本付出呢?对法院的诉讼程序也一样，我国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6个月期限、简易程序3个月期限，然后是诉讼费、申请执行费，想通过诉讼来获取正义，当事人的付出不可谓不大。
众所周知，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先有人民后有政府，政府是人民社会契约的产物，人民交税作为购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
法院属于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机构，人民已经交了税，法官亦是人民养活的，为什么人民有纠纷时向法院提出诉讼时还要交费呢，适当地交纳些案卷的装订工本费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可为什么会采取按案件争议的标的额一定的比例的标准来收取呢?常识告诉我们：标的额大的案件不一定复杂，法官的付出不一定更多;同理，标的额小的案件也不一定简单，法官的付出也不一定就少。
按照案件标的额收取的诉讼费的合理解释何在?笔者认为，诉讼当然要付出成本，但对民众而言，过于昂贵的诉讼成本只能使人们在法院门前却步，西谚亦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另外，只有尽量早一点终止在某一点上才会有正义(无休止的再审与正义的要求不符)。
为此，我们的司法实有通过改革以进一步减轻当事人负担及提高效率的必要。
4、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公平优先——当代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选择。
改革开放至今，发展生产力、尽量快地增长GDP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因此，在立法，尤其是经济、社会立法的价值选择上，往往把促进经济增长即效率放在第一位。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平等地为社会各阶层所享有，先富起来的越来越富，社会贫富悬殊已接近危险水平，我国已迅速地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王斌余案查以看作是其中矛盾冲突的极端的表现。
如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是非常及时、有深刻的意义的。
笔者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产者有恒心”，在一个流氓无产者占多数的社会里是无法建成和谐社会的。
因此，通过法律调节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通过对富人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来发展社会福利，使得富人不可过富、穷人至少能活下去，并着力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
不要期望富人会发善心自觉地把金钱捐出来给穷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酱主义精神》中描绘了“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的资产阶级清教徒的形象，基督教新教的“把金币投到募捐箱中听到叮铛一声的时候灵魂就升到了天堂”新教的伦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代西方社会，真正能促使富人善行的是法律，是对财富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所起的作用。
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以及财富的社会责任观尚未形成的现阶段，让富人主动捐钱搞公益的任何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从希望工程以及“非典”期间中国富人们的表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只有法律才能胜任财富第二次分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林号兵近年来，随着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制)国家”研究和宣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
人们已不再讨论人治与法治。
对法的认识，也已经由“法制”转向了“法治”。
早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曾给法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双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1]法治国家是相对人治国家而言，是依法治国所追求的目标。
而依法治国就是依照表现为法律形成的人民意志来治理国家，即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其中“国”应包括全国公民，并且首要的应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器。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争议颇多，但如果从法治观念层面对中国法治建设进行相关性的阐述，可能会有些益处。
法治(the rule of law)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源远流长。
中国历史从秦王朝“法治”一页翻起，“春秋决狱”史不绝书，法律日益沦为经义之附庸，实用之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法”仍只是在暴力惩治的功能上被强调，只不过由帝王之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武器。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法治才逐渐被视为一种价值追求，成为法律至上的信仰。
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也称为法治国(lagal state，law - based state，)。
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
”[2]显然这里的法律不是法治中的法，而是指来自人民的公意。
下面，笔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二者的区别。
首先，从哲学伦理角度来看。
如果说人性恶学说是法治和依法治国共同的哲学理论假设的话，那么人权哲学则是二者在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所在。
天赋人权理论是法治的逻辑基础，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基本价值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法制的价值观正体现在对自由、正义等基本人权的坚定信念中。
而与天赋人权理论相对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君权神授理论认为权利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的意志，是主权者的立法权的产物和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