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报》：从未离开“官”字
——清代《官报》与报房研究之拙见
中国最早的传统报纸叫《京报》，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出现，系由历史的“邸报”、“邸钞”演化而来。
“邸”是汉代以后地方政府设在京城的办事机构，负责将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章、官员的变迁等方面消息报告给地方。
其通报的信件称为“邸报”，因系手抄，故也叫“邸钞”、“抄报”，实际就是没有报头的官方公报。
现存最早的份“邸报”是1907年前后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的“进奏院状”。
方汉奇教授曾对此作过专门考证和论述。
在我国，自出现《京报》之日起，就因其的发行目的、发行机构、报纸内容、受众以及报房的发行方式，决定了其“官方性质”。
《京报》作为清代的传播形式，深受封建君主制度的影响。
在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下，《京报》的发展一直处在近代报纸的雏形阶段。
明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邸报”只有称谓，没有报头，没有采访，没有评论，没有刊号，故只能算现代报纸的前身。
清代官办“邸报”具体工作由内阁主管，雍正以后由军机处主管，内阁负责具体业务，各省在京城设“提塘官”，负责抄写“邸报”向本省传送。
对涉及到本省的谕旨、各部批复的文书，也以“提塘”之名传送，对“邸报”中涉及到本省地的内容，则以“京报”之名传送。
所谓“提塘”和“提塘官”，据《历代职官表》卷十二《按语》介绍：“国朝定制，各省设在京提塘官，隶于兵部，以本省武进士及补候选守备为之，由督抚遴选送部充补，三年而代。
凡疏章邮递至者，提塘官恭送通政司，通政史、副史参议校阅，封送内阁。
五日后，以随疏赉到之牒，应致各部院者，授提塘官分投；若有赐于其省之大吏，亦提塘官受而赉至之。
谕旨及奏疏下阅者，许提塘官誊录事日，传示四方，谓之邸钞。
盖即如唐宋之进奏院，而法制详慎，其奉职倍为谨凛矣”，对当时发钞程序，《大清会典事例》有明确记载：“每日亲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其应发钞者皆下于阁。
内外陈奏事件，有奏折、有提本……下阁后，谕旨及奏折则传知各衙门钞录遵行，提本则发于六科，由六科传钞”。
乾隆年问又规定：“所有在京各衙门钞报，总由公报房发钞”，“各省发连阁钞事件，例应责令提塘办理，以杜讹传私钞泄露之弊。
嗣后小报房盖行禁止”。
即发报程序是先由内阁发布消息，再由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官”转抄，传送于各省，不允许民间报房介入。
当年的《缙绅录》对各省提塘官也有具体姓名载入。
由此可见，当时《京报》无论从内容、发行方式以及发行人等方面，均是由官方严格控制，因此官办“邸报”在就是朝廷公文的一种形式。
事实上清代时百姓已经对民间小报高度认可，而且清中期以前传抄小报的报房都是纸铺，宫廷所需文房四皇和乡试、会试考卷也由他们承担，都与内府官员有密切关系，故虽曾明令禁止，但一直没有真停，只是发布内容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朝廷再度默许。
清代中期以后各家民报房抄稿组稿程序大致如下：每天上午各报房派人到“公报房”抄录发放出来的谕旨、奏折、谕折、奏报以及由军机处以宫廷名义编发的《宫门钞》和由内阁自主编发的《阁钞》、《邸钞》等(总体内容由军机处把关，涉密谕旨、奏折概不发放)，从中拣选相关内容，以“抄发事件”、“奏报”为名抄录下来(即新闻史所谓之白皮报。
)，回自己报房再加整理，然后交工
人印报(有的小报房没有印刷设备，交由其它印刷厂代印。
因此，即使是在民间发行的《京报》，其发行内容和发行方式也是受官方严格控制的。
《京报》内容的采编虽然都由军机处控制，能够保证“政令统一”，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也能成为封建社会派系间政治斗争根据。
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是顽固派指使河南道监察御史三品衔文滞弹劾康有为一案，揭发康有为如何在大臣之间串联，非法组织“保国会”，与朝廷抗衡等语，结果被光绪帝训斥。
但当时的报房由顽固派控制，公报房竟然将该奏折全部发出，全文有5000余言，连续在17天的《京报》中才刊载完，以让当时读者都了解康有为的“污迹”。
早期报纸充当政治工具，这可算最突出的一次。
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官方的统治。
《京报》有官办民办之分，京城民办《京报》房都集中在宣南铁老鹳庙(今铁乌胡同) 带，每天下午到内阁发报房抄录宫门钞、谕折、章奏等内容，基本与官方内容相似，惟取舍范围有别。
官方《京报》由户部通政司詹事府通过提塘下传，发行遍及全国。
通常方式是对京师衙门直接递送，对各省、道则通过“提塘”传递。
对“提塘”传报，有的将“提塘”字印在报头上，有的不印“提塘”字样但盖上“京发”、“飞星捷报”印戳。
向地方传递的“邸报”、《京报》等都有红色信封，信封名称由发行性质而定，有“京报”、“省报”、“辕门省报”等字样。
据《方汉奇文集》介绍有：聚兴、聚升、聚恒、合成、信义、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公兴、永兴、洪兴、连升共十四家。
据方汉奇教授考证，最早有记录的报房是“公慎堂”，时间在乾隆年间。
铁老鹳庙是《京报》最主要的印售地点，《京报》的发行带动了整个铁老鹤庙胡同报房的繁盛，报房胡同也因此得名。
据《方汉奇文集》载：铁老鹳庙的报房，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都创办于咸丰年间，两家报房中又以聚兴报房历史最长，从咸丰年间开张，直到民国十年还是坚持营业。
《京报》是清代北京以至全国最重要的报纸品种之一，而铁老鸛庙就是《京报》的制售发行中心，胡同内报房众多，且多代售全国各地大报，清末官办《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政治官报》等北京报纸也在此发行。
故民国之初有报房胡同之称。
《京报》是清代北京最重要的报纸，它不仅是清廷向地方传播朝政信息的工具，也是中外人士了解中国时政的窗口。
在晚清时期的上海，中外民营报刊日益昌盛，在他们的报面上，国内要闻的主要来源都是摘自《京报》。
有些新闻报还将《京报》全文照登，如《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客观上增大了《京报》的读者群。
对于清代《官报》，虽然比“邸报”进化一些，有了明确报头，但仍没有采访和评论，也没有刊号，因而新闻史学界将其定性为现代报纸的雏形。
作为清代官方的报纸，其内容、目的、发行方式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封建君主制的性质，虽然在传播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当时社会历史原因，一个“官”字决定了其不可能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而继续生存。
因此，存在1200年的中国古代报纸逐步为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从而推出了历史舞台，宣告了自己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