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研究

地方立法中的“地方特色”研究作者：赖芸池来源：《人大研究》2020年第02期全面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而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正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经之路。

2015年《立法法》修改，明确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项范围内制定地方性法规。

2018年3月11日，《宪法修正案》审议通过，基于《立法法》明确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首次在宪法中明确了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在不抵触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

地方立法的存在归根于两点：一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双层的积极性;二是涉及全国普遍性事务由中央立法，但是在实践中要靠地方予以具体化。

这就要求地方在立法中要体现“地方特色”，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充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发挥地方特色。

而实践中，“地方特色”是否在地方立法中充分体现，如果没有，其背后的诱因又是什么，这是在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四年后的当下需要考察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地方立法“地方特色”的缘起与内涵我国的立法体制，在横向上属于立法机关至上模式，纵向上属于“集权—分权”模式，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可以概括为“一元、两级、多层次”[1]。

这种立法体制，源自1949年以来宪法的不断修改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地方立法的发展以及其中“地方特色”的形成。

地方立法中的“地方特色”，是指地方立法主体对某一事项进行立法时就如何结合当地进行立法所考虑的因素，以促使该法在当地更有效地施行。

“地方特色”在地方立法中提出之初，只是囿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①，对“地方特色”的探讨仅限于理论上的逻辑演绎，而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

但随着立法的逐渐完善和实践运用的深入，“地方特色”得到立法者更多的重视，在《立法法》中有了更明确的规定。

（一）地方立法的历史沿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立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从《宪法》《地方组织法》到《立法法》的颁布与修订，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地方立法经历了确立、低潮、发展的时期。

专家盘点新《立法法》带来新4大变化来源：综合一：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扩容”。

把以前仅有49个“较大的市”独享的地方立法权下放给全国所有282个“设区的市”。

再通俗点说，就是全国所有地级市均获得地方立法权。

我国地区南北东西差异很大，一刀切不行，所以要对城市管理等方面立法权的“下放”，有利于地方发挥主动性、积极性。

二：部门规章不得设定限制公利的规范。

当前存量的诸多地方性管理规定，凡是涉与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比如车牌限购、房产限购，不可以单由政府说了算，而务必经过地方性的人大立法。

也就是说，车辆号牌限购、房产限购等政策“一夜出炉”将面临“民意博弈”以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掂量”。

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规定执行中存在标准不规范等问题。

税收本来是全国人大专有立法权。

但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人大基于某些理由长期授权国务院来制定相关立法。

今后新《立法法》明确“税收法定”原则，意味着国家征税要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征收。

这样就不会出现前不久，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突然下个红头文件，燃油税说涨就涨的事情了。

四：为授权立法设“时限”，一般不超5年。

严控授权立法。

在对地方立法“放权”同时，新《立法法》对授权立法给出更为严格的规定。

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等；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5年；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决定等。

有必要对授权立法严格规范，明确授权形式、授权时限、监督方式、立法责任，避免“一揽子授权”和“无限期授权”，并对被授权机关不当的授权立法行为与时纠正。

《立法法》草案规定，授权决定应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等，同时规定“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修改后的新《立法法》有望遏制政府的“任性”，也是打造法律体系升级版的重要引擎。

有关部门应当以新《立法法》的颁布为契机，加大新《立法法》的宣传力度，同时狠抓新《立法法》的实施，真正发挥《立法法》助力良法善治的功效.亮点1：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修改后的立法法依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明确地方立法权的边界，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2019年第3期（总第275期）No.3#2019Total No.275询**丛THE NORTHERN FORUM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报请批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立法法》第72条为核心姜孝贤（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438）［摘要］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报请批准制度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有违议事法理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包括容易导致上下级人大关系的行政化、削弱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自主性和权威、无法正确处理不抵触原则与合法性审查之间的关系、引发立法体制內部权力配置空间不均衡、抑制备案审查机制的活力、适用和裁决机制不明确、缺少必要的救济途径等。

造成前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家长主义的思维方式，后者是计划经济和权力集中思维在立法领域的具体表现。

在新时代背景下，立法体制设计应当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一方面，取消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报请批准的制度设计，充分赋权设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便提高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强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事后审查，通过改变权和撤销权等立法机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关键词］批准权；议事法理；立法体制设计；立法家长主义［中图分类号］D927［文献标识码］A一、问题的提出2017年4月，《莆田市妈祖文化保护条例》经莆田市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通过。

按照《立法法》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就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4个月内予以批准。

随后，莆田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向福建省人大常委会进行报批。

2017年7月，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三十次会议召开，其中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议莆田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莆田市妈祖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会上作了关于该条例的审查报告，该审查报告并未提出关于该条例的合法性问题①，但在莆田市人大常委会报批4个月后，该条例始终未获批准。

第三节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在立法权限的划分体制中，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通常是一国宪政制度中的重要内容，这种划分体制往往与国家结构形式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从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体制来看，不论是复合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比较注重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的划分，并成为各国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

这里仅探讨我国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划分情况。

一、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划分体制的产生与发展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划分体制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宪法制定。

这个阶段是我国初步建立了中央与地方的两级立法体制。

根据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规定在全国政协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制定并解释国家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与命令；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

在《共同纲领》中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的立法权。

但是在1949年12月16日和1950年1月6日政务院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5条第1项的规定，政务院不是立法主体，但“有权颁布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先后通过的各级地方政府组织通则中规定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地方立法的主体，即大行政区、省、市和县人民政府分别有权拟定与地方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以及单行法规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或者备案。

此外，根据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依其自治权限，制定本自治地方的单行法规，呈报上两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Strategies策 略2015年《立法法》修改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武　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这是《立法法》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修改。

《立法法》是关于国家立法制度和规范立法行为的重要法律，对立法权限划分、立法程序、法律解释、适用与备案审查等重要制度作了规定，对规范立法活动，推动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些年来，立法工作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为此，有必要对《立法法》进行修改完善。

此次修改《立法法》的指导思想：一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

二是，突出重点，着力围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制度。

认真总结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方面的实践经验，将一些好的做法通过修改《立法法》提炼、固定下来。

三是，积极稳妥，分步推进。

各方面对修改《立法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少，这一次修改《立法法》是部分修改，不是全面修改，对认识比较一致、条件成熟的，予以补充完善；对认识尚不统一的，继续深入研究。

《立法法》修改经过2014年8月、12月两次常委会和201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修改后的《立法法》，条文从原来的94条增加到106条，其中修改了35条，增加了11条。

一、关于完善立法体制（一）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我国的法治建设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处理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中国法律评论210策 略Strategies2112015·3 总第5期的重要课题。

工作心得：地方立法中促进型立法探析（最新）促进型立法从立法阶层审视，既有法律、行政法规，也有地方性法规。

考察地方性法规，可以发现，地方立法中存在大量的以“促进条例”命名的地方性法规。

换言之，促进型立法成为地方立法的一大特色。

那么，在地方立法中有关促进型立法有哪些原则与规律可循，以及如何进行促进型立法的法技术构造与相关制度设计，便成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原点与归点。

一、地方立法中促进型立法的价值考量地方立法从其规范体系与规范性质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促进型立法和管理型立法两类。

促进型立法是指将社会所倡导的某些基础性、薄弱性产业或涉及社会公益性行为以法的形式表达出来，在促进体制、促进机制、促进措施上以法的形式作出规定。

管理型立法，也称禁限型立法，是指对某些需要得到控制的社会行为入法，并以法的形式纳入到监管措施中，要求人们予以遵守，对违反者作出惩处。

（一）促进型立法在X地方立法中的实践样本近年来，X省人大制定或修订过不少促进型地方法规，如《X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2006）、《X省高新技术促进条例》（2010）、《X省信息化促进条例》（2010年）、《X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2011）、《X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2012）、《X省社会养老促进条例》（2015）。

笔者曾对X省人大近五年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进行类比，促进型立法约占22%。

在设区市的地方人大立法上，涉及促进型立法的地方性法规也比较多，尤其是X市与X市。

以X市为例，主要有《X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2011）、《X市智慧经济促进条例》（2015）、《X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2016）、《X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2016）、《X市会展业促进条例》（2017）、《X市跨境电子商务促进条例》（2016）。

其中，《智慧经济促进条例》是国内首部促进智慧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就大数据开放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智慧产业均衡发展等方面以促进法的理念进行了顶层设计。

地方立法的含义地方立法权，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利。

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地方立法的含义，希望大家喜欢!地方立法的含义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在中国现阶段，指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可以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地方国家机关，以及根据授权可以立法的地方国家机关。

依法，指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授权决定规定的立法权限、程序和其他要求。

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与“在本行政区域范围”不尽相同。

前者既可以指效力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又可以指在本行政区域范围的部分区域有效;后者则可以被人误解为任何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有效。

由于事实上不是每个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因此前者比后者确当。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立法的各种法的形式的总称，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被授权的主体制定的效力及于一定地方行政区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地方立法是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少国家的地方立法本身也是个体系，由多类别、多层次的立法构成。

中国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特区地方立法所构成。

特区立法又包括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两方面立法。

在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内部，又有层次的区别。

对中国地方立法的含义，至今仍然有一些较为普遍的误解。

一是对地方立法的主体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的活动，或是把地方立法主体扩大到所有的或过多的地方国家机关。

二是对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产生和变动地方性法规的活动，或认为所有地方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

49个可以立法的城市
我国目前有49个城市享有地方立法权。

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49个可以立法的城市，希望大家喜欢!
49个可以立法的城市
49个，分别是：
1)18个共四批公布的城市：
唐山、大同、包头、大连、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无锡、淮南、青岛、洛阳(1984年10月批准，重庆市是在这一批公布的，已经升格为直辖市)
宁波(1988年3月批准)
淄博、邯郸、本溪(1992年7月批准)
徐州、苏州(1993年4月批准)
2)5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喀什(这里谈论的是经济特区中属于较大的市的那些经济特区。

海南是省，不是城市。

)
3)27个省级政府所在地=22个省会(大陆上的省份)+5个自治区首府
目前共有50个“较大的市”=18+5+27。

在中国282个地级市中，仅仅这49个“较大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喀什市是县级市。

享有立法权的基本信息
《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
以批准。

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作者：董高群方建春胡政曾峰刘政罗伟来源：《人大研究》2019年第03期2015年3月，立法法修改，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1]。

随后，各设区的市相继获准行使立法权并开始立法。

经过几年运行，这一致力于缓解地方治理和发展中制度供给不足难题的立法体制改革实施效果如何？设区的市立法有何特点和规律？立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和问题？这些都有待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并在理论上予以廓清。

本文以《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立法全过程为样本，尝试对设区的市立法过程进行分析，找寻地方立法的一些规律，探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立法过程描述（一）立项。

2017年7月，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向相关部门、区县（市）人大常委会以及市人大代表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共收到建议16件。

其中，《常德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常德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3个立法项目被列为论证项目。

8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18年立法项目论证会，相关单位分管法制工作的负责人、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

论证会上，项目申报单位负责同志就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拟解决的问题进行陈述，其他参会人员发表赞同或反对意见，并陈述理由。

会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专题听取常委会法工委的论证报告，决定将《常德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作为2018年立法项目。

9月，常委会党组将立法计划（草案）提请市委审查。

审查过程中，有市委常委提出，《常德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涉及范围过窄，建议调整范围由城市扩大到城乡，垃圾种类由建筑垃圾扩大至所有生活垃圾。

10月，根据市委审查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立法计划，将《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列为立法项目。

（二）起草。

2017年11月，市政府成立《常德市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市政府法制办牵头，城管局、環保局、住建局、农委等相关单位抽调专门人员，组成起草组，常委会法工委派出工作人员提前参与。

仨握垃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划分初探　口赵立新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都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立法层级而论，　二者都属地方立法。不过，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　规章的立法权限划分并不十分清晰。换句话说，在　同一行政区域内，对应同一法律调整对象，什么情况　下应制定地方性法规，什么情况下应制定地方政府　规章，立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此，笔者　结合新修改的立法法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以求教于大家。　首先需要厘清二者的概念。第一，从立法主体　来看，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设区的市、自治卅Ｉ的人大及其　常委会（后者立法内容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　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地方政府规章的　制定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　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后者立法内容限于城乡建设　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第二，依法理渊源分类，地方性法规属于立法权范　畴，系地方立法机关的专属。地方政府规章属于行　政权（政府法制体系）范畴，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系行　使行政管理权的表现形式。第三，地方性法规的位　阶要高于本级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不得抵　触本级地方性法规。　依修改后的立法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下述三种　情形应制定地方性法规。其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　一２６一《人大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８期（总第２８４期）　规定的事项。这种情况属于国家有明确的上位法，　需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执行性法规。其二，属于地　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这是指纯属　地方事务，现在乃至将来国家都不可能出台上位法　的情况。譬如吉林省出台的关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的地方性法规。其三，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　方性法规。这是指暂时没有国家上位法依据，由地　方先行立法，以后待国家出台上位法后，以上位法为　依据修改，同其抵触的规定无效。　依修改后的立法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下述两　种情形应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其一，为执行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很明显，这是属于为执行上位法而制定地方政府规　章。其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所谓“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应是指行政管理体系内比　较专业、微观、行政性特点强的事项，表现为内容窄　化、局部和单一，不涉及创制权利义务关系等等。　以上是概论，还可以做几点深入探讨。其一，都　是为执行国家上位法，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　规章的界限划分在哪里？依笔者之见，除非有明确　授权，一般而言，为执行法律的地方立法应体现为地　方性法规。为执行行政法规的地方立法应体现为地　方政府规章。其二，没有直接上位法依据的先行性　立法或含有创制性规范的自主性立法一般应考虑制　定地方性法规。其三，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一般应制　左握　电视问政ＶＳ人大专题询问：一种力量的整合　口李金龙　自２０１０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专题询　问以来，各地人大常委会积极“效仿”，相继开展此项　工作，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呈现出人大专题询问的热　潮。而电视问政自２０１０年在湖北武汉推行以来，即　招追捧，风靡全国。目前，已在湖北、湖南、广东、河　南等省市引起问政高潮。相比电视问政，人大专题　询问更具优越性。首先，法律性质不同。人大专题　询问作为询问的一种形式和创新，是人大履行监督　职责的法定程序，我国宪法、代表法、监督法等对此　都有明确规定，可谓“名正言顺”。而电视问政只是　近年来各地推行的一种媒体问责方式，目前还缺乏　明确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设计，非法定必须行为，这是　前者优于后者的根本所在。其二，组织性、程序性不　同。尽管二者现场情景基本相同，但人大专题询问　更侧重事前调研和事后督办，在整个活动中，询问现　场尽管最出彩，但只是其中一环，是形式而已，不是　关键，关键在于通过专题询问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　位。人大专题询问是一种事前调研、事中询问和事　后督办的长期、连续行为。而电视问政重在现场，关　键也在现场，强调问责，本质上是一种追责方式。前　者操作的程序性更强，也更加规范。可见，从法律　性、程序性、规范性等多方面来讲，人大专题询问都　要优于电视问政。换句话说，电视问政能做的，人大　专题询问都可以操作，但平心而论，在实际效果和影　响力方面，人大专题询问还真不如电视问政。据了　解，截至２０１４年ｌ０月９日，武汉市共举办３４场电视　问政活动，有２Ｏ名市领导、６７名责任单位主要负责　人先后作出整改承诺，曝光问题２８０多个，３３３名责　

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具体分析摘要：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构造，在立体层面也就是纵向角度上，各地方政府和各地方机关在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的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横向层面也就是横向角度上，所有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各机关之间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

关键词：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法（一）从纵向来看中国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制度首先，从权力机关体系来看，中国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分三层，从高到低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市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三层设计的架构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仅是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它，这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决定的，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一个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人民代表大会本质上依旧只是一个决策机关，也就注定了其固有的弊端就是在闭会期间没有一个切实的实体，其主要履行职能并且发挥决策作用的时间也只限于每年固定的开会期间内，所以为了缓解这种弊端，我国的乡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皆设立了常设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以在中国，尽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多或少的拥有合宪性审查的权力，但是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中最重要的备案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在大部分时间成为了备案主体，因此实际上在大多数场合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行使合宪性审查的权力，。

从中央来看行使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关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属的专门机关中的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另一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工委，中央的合宪性审查至关重要，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力对宪法进行监督，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对《宪法》典进行审查[1]，换句话说只有全人常在合宪性审查制度中是实质上的审查地方性法律，法规是不是与宪法相抵触的，而地方的权力机关更多地是审查法律，法规是不是和上位法相抵触，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中实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立法法修改给设区的市带来的影响作者：杨浏杨一凡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01期摘要：为施行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必须提高立法者的立法素质，加强各项法律的立法工作，提升每一项立法的质量。

因此，在201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十二届三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

这次《立法法》的修改变动很大，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将对所有设区的市的市委市政府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促使其发挥更大地努力推进当地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关键词：立法法；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影响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2-0119-02作者简介：杨浏（1991-），男，重庆人，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2014级诉讼法专业研究生在读；杨一凡，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2014级刑法专业研究生在读。

这次修改可以称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修改，其积极响应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主题——“依法治国”，为之后的各个权力机关立法活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规范，也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新赋予了地方立法权的设区的市。

一、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必要性（一）立法活动的需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立法已经不能满足设区的市的地方实际。

每一个设区的市都有自己的社会特点，而有的法律法规不能够全面客观的反映当地人民的意愿和当地的客观实际，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有效性不足，对当地的社会现状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再次，十几年来《立法法》的实施也给这次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提供了大量好的经验和可能。

（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又相继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这些目标和战略的实现都需要所有设区的市的努力，因此赋予他们立法权就是希望他们在立足实际、立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早日实现党和国家为人民设定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