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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诗哲之争”作为一个古老的西方文化命题，贯穿了大半个西方文明史，引发了众多讨论，其源头是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诗与哲学的讨论。
美国学者罗森在谈到古希腊的“诗哲之争”时说：“哲学与诗的争纷首先是政治或道德的。
不用《理想国》中比较夸张的概念，两者的冲突可以作如下相近的表述：诗怂恿欲望、因而也怂恿意志。
它为了满足欲望怂恿生产或以满足来定义完满。
哲学则倡导克制欲望或将欲望转化，使之与智能的完满相协调。
”a 由此可知，“诗哲之争”不仅是两种形式的人类思维活动的冲突，本质上更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思维模式的冲突。
根据罗森的说法，我们可以大略地将“诗哲之争”归结为感性情感思维与理性道德思维之间的矛盾。
虽然“诗哲之争”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但它的内涵——理性道德思维与感性情感思维之争却不仅仅只适用于对西方文化的考察，而是为人类所普遍共有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此为视角考察中国文化。
而之所以要选取这一视角来考察朱熹文论，是由文学本身的性质与朱熹思想的性质决定的。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生是感性的，因此对于文学的研究与论述——文论自然离不开感性情感思维。
但朱熹本人的思想体系又是深深根植于理性道德思维中的，而这两种思维模式在朱熹的文论中发生怎样一系列的融合、碰撞，乃至矛盾，朱熹又是如何调和这些矛盾，使得文学获得理论上的支持而不被驱逐的，这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诗哲之争”的哲学背景——朱熹的性情论与理气论“性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涉及人的理性道德能力与感性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古代中国许多伦理学体系的基础性问题，在朱熹那里也不例外。
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有着自己作者简介 徐啸雨，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昌舒，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23）。
a [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2020年第12期徐啸雨 李昌舒[摘 要] “诗哲之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文化命题，主要指的是理性道德思维与感性情感思维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也多有体现。
对汉代文学的总结汉代文学概述汉代（前206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文学作品丰富多样、流派繁多。
汉代文学不仅是上古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后世文学开创了新的局面。
汉代文学主要包括诗、赋、乐府、辞章、小说等多种形式，其中突出的代表有《楚辞》、《史记》、《论衡》等。
汉代文学的特点历史题材丰富汉代文学注重描写历史题材，通过对历史和人物的描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贾谊的《新书论》。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深入挖掘了中国历史的宝贵史料，并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影响了后世的史书写作风格。
锦绣丰富的辞章汉代的辞章是一种文辞华丽、文字优美的散文体裁，以散文的形式叙述历史、描写风景和抒发感情。
辞章的作者多为宫廷官员和文人雅士，他们以流畅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代表作有刘向的《说苑》和班固的《汉书》。
独特的楚辞风格楚辞是汉代文学的瑰宝，以其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表达方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楚辞的特点是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流畅的韵律和豪放的情感。
代表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和《天问》等。
小说的初步发展汉代是中国小说的起点，小说在这个时期开始崭露头角。
汉代小说主要包括传奇、志怪和神话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司马贞通俗演义》，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长篇小说。
汉代文学的影响汉代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文学的创新和进步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代文学的题材和形式多样化，为后来各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另外，汉代文学对汉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代文学体现了汉族先辈们的智慧和情感，通过文字将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传承下来，为后代汉族人提供了精神支持和自我认同。
总结汉代文学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内容，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代表作品《史记》、《楚辞》和《论衡》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屈原的诗词全集屈原的诗学一、理论基础：美善统一一位优秀的诗人，未必能同时成为一位自成体系的诗歌理论家——因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原本是充满感性经验、富于激情和幻想的形象思维过程；它与借助于概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维过程存在着性质的差异。
但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基于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而形成某种较为自觉的诗学理念，则又是非常普遍和极为自然的。
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
自上古时代以来，基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南方荆楚一带就形成了迥异于北方中原一带的文化类型。
关于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史书中多有记载，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由此可以看出其民间巫风之盛行。
而北方中原一带，由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文化传统，明显地富于“实用理性”精神。
这是南北文化性质差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终究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会的过程。
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在社会心理（或大众文化）的层次上，南北之间的差异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意识形态（或精英文化）的层次上，两者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达于基本一致了。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时代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
”如果能将“史官文化”、“巫官文化”的概念，加以确切的厘定，即注明前者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层次，后者更侧重于社会心理的层次，那么范氏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
而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屈原诗学精神，也就在南北文化合流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建立起来。
美善统一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上古时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思想。
屈原：无路可走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
庄子是也。
一—刘熙载《艺概》非死为难，处死为难。
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一洪兴祖《离骚〃后叙〃补注》屈原不好写。
我几次动笔都叹口气放下了。
写屈原的困难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哪些东西不是他的，这不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们指给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
是的，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胡适语)，我们后人附会给他的东西太多，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没有—个人像屈原那样，被人随意或随时代需要而加进去那么多东西。
我们固然可以因此说，屈原是一部大书，每个读者都可以认中读出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与逻辑来认识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屈原的生平留给我们太多的盲点与疑点，为他作传的司马迁情绪激动，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气和地记录他的身世行踪，大段的主观抒情议论占据了不长的篇幅。
司马迁可能意识到、对于屈原来说，他的精神远比他的生平事功更重要。
由此，后来的屈原研读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够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能构成一个可理解的自我体系。
这样做事实上也并无不妥。
历史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复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何况疑窦丛生的屈原?韩非曾疑惑地说，孔墨死后，其不同的后学都自谓孔墨，孔墨不可复生，谁能定孔墨之是非?我们也可以说，屈原不可复生：我们谁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内涵也因为这些附着而越来越丰富，其影响也越来越深巨。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屈原是一个“滚雪球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西北师大赵逵夫先生的两本有关屈原的著作：《屈原和他的时代》和《屈骚探幽》。
这是我所读过的有关屈原的最扎实的著作。
赵先生是严谨而深刻的学者，他从对文本的认真研读，给了我一个实实在在的屈原。
观我以前读过的一些有关屈原的著作，总觉得主观的东西较多，有些结论即浅陋如我，也能看出其破绽。
古今诗词之间的关系诗词，作为人类语言艺术的瑰宝，一直以来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从古代的《诗经》、《楚辞》，到现代的自由诗、现代词，诗词的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演变，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始终紧密相连。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古今诗词之间的关系。
一、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从《诗经》的四言诗到唐诗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再到宋词的长短句，诗词的形式在不断演变。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诗词都保持着一定的韵律和节奏感。
现代诗虽然不再严格遵循古代的韵律，但在某些现代诗歌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古代韵律的借鉴和运用。
例如，卞之琳的《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句式，就是对古代对仗手法的巧妙运用。
二、内容上的共鸣与差异古今诗词在内容上也存在共鸣与差异。
在古代诗词中，诗人多以描绘自然风光、抒发内心情感、反映社会现象为主。
而在现代诗词中，诗人则更加关注个体内心世界的挖掘和表达。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诗词都承载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例如，李白的《静夜思》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而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则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期盼。
三、主题上的延续与拓展古今诗词在主题上也存在延续与拓展的关系。
在古代诗词中，诗人多关注自然、情感、社会等主题。
而在现代诗词中，诗人则更加关注个体生命体验、文化反思等主题。
例如，在古代诗词中，诗人多以描绘山水风光为主，而在现代诗歌中，诗人则更加关注城市生活和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同时，现代诗歌也对古代诗词的主题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例如对历史文化、身份认同等主题的探讨。
四、审美上的互通与变异古今诗词在审美上也存在互通与变异的关系。
在古代诗词中，诗人多以追求和谐、优美、含蓄的审美为主。
而在现代诗歌中，诗人则更加追求个性、自由、直接的审美。
例如，在古代诗词中，诗人多以描绘清新明丽的自然风光为主，而在现代诗歌中，诗人则更加关注城市的喧嚣和现代人内心的矛盾冲突。
同时，现代诗歌也对古代诗词的审美进行了挑战和突破，例如对畸形、荒诞、黑色幽默等审美的追求。
古代典籍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传统文化的定义与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瑰宝，是我国人的精神家园。
它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和智慧结晶。
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以及诗词歌赋、书画、礼仪等方方面面。
二、论《论语》中的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其中，“仁”、“义”、“礼”、“智”等核心概念贯穿全书，表达了孔子对人伦道德的重视，以及道德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通过对《论语》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三、道家哲学中的自然观道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道德经》和《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作品，其中蕴含了对自然界法则的看法和对人生境界的思考。
理解和把握道家哲学对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四、佛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佛教源自印度，是我国五大传统宗教之一。
《莲花经》、《心经》等佛教经典被广泛传播，并对我国人的信仰、哲学、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佛家智慧教导人们超越世俗，解脱生死，追求心灵的平静，对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五、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内涵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源远流长，包括《诗经》、《楚辞》、《唐诗》等经典作品。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古代文人的才情和情感，更承载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传统文化价值。
通过深入品味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可以领略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六、总结与展望我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承载了丰富的思想精华和价值理念，对我国人的道德修养、心灵寄托和情感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深入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能够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增进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和理解。
个人观点和理解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深信其内涵丰富、价值深远。
在当下社会，我们面临着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传统文化对于调节心灵、塑造人格、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目录•作品背景与作者简介•文本解读与赏析•艺术手法与审美价值•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传承•知识拓展与跨学科联系•思考题与课堂互动环节作品背景与作者简介屈原生平及时代背景0102 03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
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
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国殇》创作背景《国殇》是屈原创作的一篇楚辞体诗歌，作于楚怀王时期。
当时，楚国与秦国交战频繁，楚国在战争中屡遭败绩，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
屈原深感国家危亡在即，于是写下了这篇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
《国殇》以祭祀阵亡将士为主题，通过对阵亡将士英勇事迹的描绘和赞美，表达了屈原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战争的痛恨。
同时，诗歌中也透露出屈原对楚国政治腐败、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愤慨和无奈。
楚辞特点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
它受《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又与它有显著差别，它较《诗经》更多地运用象征手法，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篇幅一般比较长；常用语气助词“兮”（句末：啊，句中：啊）表感叹、赞叹等语气；常用“之”、“于”等虚词来协调音节。
楚辞以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为代表。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它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楚辞中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情感表达都为后世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同时，楚辞也是研究战国时期楚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之一。
文本解读与赏析《国殇》篇章结构和写作特点篇章结构开篇叙述战争背景，接着描写战斗场面，最后抒发对阵亡将士的哀悼之情。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Ｒａｄｉｏ＆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６ Ｖｏ１．２１ ４１ 论楚辞的文化认同和冲突 陈春保 南通大学，江苏南通２２６０１９
摘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楚辞文学，在其载体内外和因缘空间，表现出多样态的文化交流、整合、吸 纳、排拒与融合的动态过程。楚辞的文化认同和冲突集中表现为楚辞的文化焦虑、楚辞的宗教文化特性以及 楚人精神结构中的故国意识与历史观念，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楚文化的蜕变和兴盛。 关键词：楚辞；文化焦虑；宗教文化；故国意识；历史观念 中图分类号：Ｉ２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２０７（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４１—０６
屈原的人生充满悲剧色彩，这一悲剧人生铸 成的楚辞几乎成为中国文学一种“高不可及的范 本”，后世骚体文学的发展与影响即是明证。与以 往的研究相比，以文化认同来认识楚辞之产生与 屈原的悲剧特性，能更深地体味出楚辞的文化内 涵。具体地说，楚辞的文化认同和冲突，是指在楚 骚文化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楚辞，在其载体内 外和因缘空间，表现出多样态的文化交流、整合、 吸纳、排拒与融合的动态过程。比勘认同和冲突 的运行轨迹，两者处于一种文化过程中背向而行 的两个方向上。一般来说，在具体对待文化事象 时，阐明了认同的现象及其理路，冲突的现象及其 理路往往就昭然于前。如有学者曾提到屈原及楚 辞的文化认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的纬度中，‘流 亡’与‘认同’是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存在形 式。……荷马史诗《奥德赛》和屈原的《离骚》就 是两部以流亡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充满了对 过去、家国和主体身份的想象。”¨ 不过作者并未 深究。所以值得从文化认同和冲突的视角对楚辞 进行剖析，进行更为深入的尝试。 文化认同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文化、历史及社 会的断裂或断层危机的出现，一旦这种危机影响 了某一群体的生存与持续发展，则社会中的精英 阶层理应表现出积极的应对姿态。在楚辞的主要 作者屈原所处的年代，楚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楚地 的发展现状是否面临“断裂”或“断层”，楚辞作者 对此有怎样的看法，在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 交融中，楚人的华夏化究竟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 进行，此其一；其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认同 具体地表现为作家作品的文化选择，即作品中着 笔较多、加以展现、褒扬或者采纳为作品结构构成 要件的文化因素，以及由此反映出来作品和作者 所根源的文化场、所隶属的文化圈和所持有的文 化倾向，这都是楚辞文化认同的基本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楚辞文化基本事象的分析，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
楚辞的文化焦虑
楚系文化的源远流长，几乎是屈原引以为豪 的自然基因。《离骚》开篇对此所展开的先声夺 人“宏大话语”式的告白已为人所熟知。楚史上 有优良的政治文化传统，楚人的祖先创造过足以 彪炳史册的勋业。这一切理应启召着楚国后人， 为南楚大地创造更多的灿烂与辉煌，而屈原眼中 的楚国却无情地走在与此相反的道路上。屈原的 焦虑正源于他对楚国历史状况的了解和现实追求 的幻灭。 《离骚》日：“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 在。”在屈原心目中，“三后”治理楚国的成功，有 赖于“众芳”即许许多多楚国能臣的辅佐，“三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０６ 作者简介：陈春保（１９７１一），男，江苏高邮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４２ 陈春保：论楚辞的文化认同和冲突 明君不仅奋发有为，而且能广开言路，得到股肱之 臣鼎力相助，这就是楚国优秀的政治传统，是促使 楚政迈向盛大辉煌的文化根基。楚史上的明君都 有类似的品质。《国语・楚语》载楚灵王建成章 华台后感叹章台的壮美，伍举有加以劝谏的一番 话，以楚庄王为例说明楚之先君行政之风，其中 说：“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 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 不易常朝。问谁宴与，则宋公、郑伯；问谁相礼，则 华元、驷骅；问谁赞事，则陈侯、蔡侯、许男、顿子， 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 侯。” ｊ２６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之劲敌晋国 之栾武子的话日：“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讨国 人而训之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 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 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 匮’。” ＿７ 楚人自评和他国之人的评价都说明楚 国确实有着优良的治国传统。但是，这样的政治 传统和文化根基，在当时的楚国似乎已不复存在。 《涉江》的“乱词”用隐喻对楚国内政之乱作出形 象概括：“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 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离骚》：“彼尧舜之耿介 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 窘步”，用正反两方面历史事实的对比，谏告楚君 任用贤臣兴复楚国。然而现实却是“惟夫党人之 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党人对“三后”以来的优 秀政治传统置之不理，贪图一时一己之私利，造成 国事的败坏，这当然引起屈原的深深焦虑。 出土材料也能为屈原表达的忧情提供更多的 佐证。张正明先生在《从考古资料看屈原在世时 的楚国》～文中，考证屈原青年时代的楚国是“第 一大国也是第一富国”，“当时楚国法制比较健 全，吏治比较清明，……社会形态也比较进步”。 “楚国由盛转衰，始于前３１２年的秦楚丹阳之战”， “以前，楚国经济发展的曲线也有升和降的变化， 但降幅小，而升幅大。一过战国中期后段，这条曲 线就只降不升了。” ４ 关于屈原的生平年代，学界 还有一些争论。屈原生年约有以下各说，即公元 前３４０年、前３３９年、前３５３年、前３４３年、前３３５ 年、前３４２年等；屈原卒年约有以下各说，即公元 前２７７年、公元前２８３年等 Ｊ。对照前后两者可 以看到，不管学界对生卒年的歧见有多少，屈原生 活的大致年代范围是确定的。屈原的盛年，正当 楚国由盛而衰的过程，屈原对楚国的焦虑之深正 来源于楚国江河日下形势之危。经济获得高度发 展的楚国，王室的政治统治却危机重重，原因何 在？屈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从楚国贵族政治的 现状来看，楚辞中一再抨击的所谓“群小”都是当 时的贵族。贵族政治在当时已趋于落后和保守， 受到此种政治方式的掣肘，楚国在经济达到高峰 时，国力开始衰退。公族势力不合时宜的兴盛很 能说明这一点。战国时期楚国公族势力很盛，除 了为人熟知的屈氏、景氏外，《包山楚简》记录了 属于楚国公族的人名９３０多个，其他可归入景氏、 臧氏、远氏、熊相氏、熊鹿氏、五氏、阳氏、番氏、观 氏、喜氏、越氏、庄氏、楚庄族、伥氏（最后三者为一 个公族）等１２个公族。“春秋战国之时，鲁有三 桓，郑有七桓，宋有戴桓之八族，晋有八姓十一族 （参《左传》昭公三年）。宗族势力过大，祸及根本 者，其例不在少数。楚国公族较之列国似有过之， 势必使王室陷入尾大不掉之困境。”¨６ 所言甚是。 楚国发达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在贵族政治的 影响下已不复有昔日的辉煌。屈原一再追问楚国 政治种种弊端的根源，并不断以过往史事中的成 功人士、骄人业绩作为榜样、参照，从本质上说，是 欲立先破，是从解剖当下的文化困境人手，试图对 楚文化进行重建的思考。
二、楚辞的宗教文化特性 虽然屈原的价值并没有在他那个时代得以实 现，但反观历史，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因为独特的 出身、学养、阅历、禀性和思想特色，屈原成为楚国 知识、思想阶层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兼具后世 分别指称的文学、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特点，既是 窥见人群心灵的窗户，洞见历史发展的明镜，又是 时代精神的精华，楚辞可以作为战国时代楚文化 总体的代表。而这一时期的楚文化是先秦楚文化 的集大成产品，楚辞中所展现的正是楚文化的“集 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法国学者莫 里斯・哈布瓦赫著有《论集体记忆》一书。在刘 易斯・科瑟为该书写的《导论》中，作者归纳哈布 瓦赫的学说：“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 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也不是某种神秘的群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６ 体思想。……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 员通常经历很长时间才建构起来的。当然，进行 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 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 记忆或再现过去的。” 认同对于文化的意义，在 于它为文化成员提供了自身的身份证明，是形成 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础，而集体记忆则是认同的 基本内容。楚辞当中可以纳入到集体记忆中的内 容不在少数，笔者认为关注其中的宗教文化最为 重要。 一直以来，明确提出楚辞与宗教内在联系的 学者并不多，往往只谈楚辞中的巫风或巫文化特 点，似乎楚辞的宗教色彩不浓，而只能退而求其次 地谈巫风才名正言顺。诚然，巫风是楚辞宗教文 化的第一要义，但未尝不可明确提出楚辞的宗教 文化作明确标示，以使讨论更接近楚辞的文化本 质。早期中国宗教之有无曾引起过争论，不过有 宗教说显然更合理。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续 考》中提到：“以西方的眼光看问题（他们是上下 一个教，国王和百姓都是教民），他们宁愿相信，中 国的宗教，特别是早期宗教，是一种上下共享的通 用宗教。” 这种所谓“上下通用的宗教”即指宗 教与非宗教在实践上界限不严格。“研究中国古 代宗教，祝宗卜史，各有分工，祝宗跟礼仪关系大， 卜史跟方术关系大，两者都和宗教有关，但前者更 接近于教，后者更接近于术。”ｌ８ 作为中国巫术执 行者的祝宗卜史既然都可认定为是中国早期宗教 的有机组成部分，则巫术具有宗教特性无可怀疑。 这一点对楚人而言也不例外，对楚辞影响最大的 巫风其属性是宗教的，而非世俗的，只不过这种宗 教性是楚地特有的。 楚辞的创作过程能够说明这一点。姜书阁先 生说：“屈原《九歌》本是屈子依沅湘之间的祭祀 巫歌旧曲形式改作的”＿９ｊ。蔡靖泉先生的《楚文 学史》指出：“楚辞是楚人在全面融会南北诗歌艺 术的基础上熔冶而成的伟大创造，但它又正是为 巫歌创作所催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民间 巫歌的新诗体。”【１ｏ］１２ｏ屈原作品之所以为伟大的 “源头活水”正在于巫风。林河先生论日：“《九 歌》，既保留了南楚民间的野性美，但又舍弃了民 间巫文化的过分野性，成为中原士大夫也能接受 的文学。” １ 自然地，野性成分不独沅湘中原文化 有，其他地方文化的初始阶段及其底层俗文化中 也不乏野性的成分。不过，屈原等人的伟大正在 于对巫文化的吸收与改造。宗教文化是楚辞诞生 的母体之一，其所发挥的功用是有效而且适度的。 就楚辞文本形态而论，也从宗教文化获益良 多，并可看作宗教文化的文学底本。蔡靖泉先生 《楚文学史》指出：“《招魂》和《大招》都沿用了民 间‘招魂词’的形式，而且其创作的目的也是‘室 家遂宗’的追悼仪式和巫觋作法的歌舞演唱，其性 质同于《九歌》。”“《天问》的一问到底、只问不答 的形式，乍看起来与巫歌形式迥然有别，但它与巫 风却并非无缘。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连 发数问、一问到底的贞问之辞。出土的楚人卜筮 记录的简文中，也有一连贞问数事的命辞。这样 传统的和普遍的贞问方式，势必影响到楚文学的 创作。《庄子・天运》开篇连发数问的问难方式， 与《天问》同出一辙。楚文学中的这种问难方式， 显然为卜筮的贞问方式的大胆借鉴和创造性运 用。”［１ ０］啪 所论甚是。如此连续发问，不仅令人 陷入无暇索解的无奈境地，而且其本人也无意于 求解，正如“商代卜辞有验辞，而西周和战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