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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与楚辞的文化特点与影响楚国作为中国历史上七雄之一，其文化特点和楚辞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
楚国位于现在的湖北、湖南一带，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楚国文化。
楚辞是楚国文化的精髓之一，是楚国文人创造的一种文学形式。
楚辞以其豪放的情感，深刻的思考和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
楚辞的创作主题多样，既有对国家兴亡的悲愤切骨，又有对人生无奈的苦涩思索。
楚辞中融入了丰富的楚国文化元素，如楚地山川的壮美景色，楚地民俗的生动场景等，使其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的塑造，更在于其对后世文人的启发。
楚辞中的怀古思现、咏史抒怀的创作手法对后来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南宋文人陆游的《秋夕》到现代作家余华的《活着》，楚辞呼唤出了对人生、国家和社会的深思。
楚辞中反映的楚国文化特点也为后世文人所借鉴。
楚辞中的豪放激昂、悲怆凄婉的情感表达，使中国文学风格多元化，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命运的思考。
楚辞对后来文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情感上，还体现在对语言表达的突破。
楚辞的创作中采用的大量比喻、夸张、倒装等修辞手法，使得楚辞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楚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
楚国人民善于创新、勇于探索，这种创造力和开拓精神贯穿于楚辞的每一行。
楚辞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灵感。
从唐代的杜牧、苏轼，到宋元时期的辛弃疾、李清照，再到现代的鲁迅、汪曾祺等作家，都受到了楚辞的启发。
楚辞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楚辞中蕴含的楚国文化元素，如楚地的山水风光、楚地的民俗习惯等，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楚辞中反映的民情民俗对后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地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楚国与楚辞的文化特点和影响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瑰宝。
楚辞通过其豪放情感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古代文学注入了活力和灵感。
（完整版）屈原及楚辞第三讲、“楚辞”、屈原及其作品⼀、楚⽂化与“楚辞”1、楚国的地理及其风俗楚为南⽅⼤国，春秋之时，楚即兴盛于江汉流域，都城为“郢”（ying3今湖北江陵）。
楚占地千⾥，地⼴兵强，雄踞南⽅。
楚地⼈⾃称“蛮夷”，中原⼈也以“南蛮”、“荆蛮”相称。
楚地有江汉川泽⼭林之饶，物产富⾜。
所谓“楚、越之地，地⼴⼈稀，饭稻羹鱼，或⽕耕⽽⽽⽔耨（nou4），果隋（sui1）蠃(luo3)蛤(ge3)，不待贾⽽⾜。
地埶（艺）饶⾷，⽆饥馑之患”。
（《史记·货殖列传》，“货殖”是指谋求“滋⽣资货财利”以致富。
即利⽤货物的⽣产与交换，进⾏商业活动，从中⽣财求利。
翻译：楚越地区，地⼴⼈稀，以稻⽶为饭，以鱼类为菜，⼑耕⽕种，依靠⾬⽔就能除草，⽠果、⾁类、昆⾍、贝壳，不须同外地通商，便能⾃给⾃⾜。
这⾥的⼟地上能产出丰富的⾷物，没有饥荒这样的灾祸。
）因此，较之中原，楚国的地理条件优越⽽独特。
复杂的地理条件，衍⽣出楚地繁复⽽独特的民风民俗。
楚地风俗，民神不分，迷信巫⿁，重淫祀。
（淫祀：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记载：“昔楚国南郢之⾢，沅湘之间，其俗信⿁⽽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以乐诸神。
”不仅在民间，在楚国的上流社会，同样也是这样，据记载：楚灵王简贤务⿁，信巫觋（xi4），礼群神，躬⾃执⽻，起舞坛前。
吴⼈来攻，国⼈告急，⽽灵王⿎舞⾃若，顾应之⽈：“寡⼈⽅乐神明，当蒙福，不敢救。
”可见，楚地民神杂糅、⼈⼈都好祭祀，⽽迷信巫⿁、求神赐福，已经成为了楚地代代相传的民俗。
楚⼈操南⾳，歌南风，其语⾔、⾳乐极富地⽅特⾊，与中原⼤为不同。
例如在《史记·项⽻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夜闻汉军四⾯皆楚歌”，于是惊叹“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之多也！”更是“楚歌”别具特⾊的最好证明。
2、“楚辞”的定义楚⽂化与中原⽂化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交融，并驾齐驱。
中原⽂化以典重质是实为基本精神，楚⽂化则以绚丽浪漫为主要特征。
《楚辞》创作的背景之楚文化楚国历史悠久，自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丹阳至秦于公元前223年灭楚，历时800余年。
楚国经历油弱小变为强盛和最后衰亡的发展过程，并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楚文化。
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
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八音齐全的音乐、偃蹇连蜷的舞蹈、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代表同期的最高水平。
《楚辞》产生于这里，自然离不开楚国文化的影响。
巫文化：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故荆楚之地非特巫风盛行，其卜筮之俗亦有可观。
孔子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①孔子所说的“南人”，应即楚人②。
而所谓“巫”者，除兼行医外，卜祭祀更为其专司之事。
其实，早在孔子之前，楚人即以卜筮闻名，也出现了一些以卜筮著称的家族。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卜楚丘，当时的贵族们就曾多次向他问卜。
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齐侯有疾，鲁国的惠伯令龟，卜楚丘占之，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
令龟有咎。
”又如《左传·昭公五年》记鲁国的叔孙庄叔(名得臣)在他的次子叔孙穆子(名豹)初生的时候也占了一卦，遇《明夷》之《谦》，也去请卜楚丘为他解说。
另外，楚有太卜之官，而大卜决疑之法即有卜有筮。
《楚辞》中多次写到卜筮之术，《楚辞•卜居》就有云:屈原既放，……往见大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先决之。
"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试不能如事。
"屈原所见的郑詹尹即楚之太卜。
还有《招魂》中数句"魂归来兮"。
并且，楚人占卜方式多样，如《离骚》中曰:"索琼茅以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楚辞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楚辞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呢?下面就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希望对你有用!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
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
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
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
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
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
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
最后楚为秦所灭。
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
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
《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
”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
《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
”(见《史记·楚世家》)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
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楚辞•九歌》与楚文化的关系研究张蕊 本溪市卫生学校摘 要：本文以屈原的《楚辞•九歌》为例，从文学形式、创作内容及与楚地民间诗歌的比较中，阐述《楚辞•九歌》与楚文化的关系，展现我国古代独具楚文化色彩的千古传诵的优秀诗歌创作。
关键词：楚辞；九歌；楚文化作者简介：张蕊（1984-），本溪市卫生学校， 讲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66-01楚文化在地理、物产、风俗、民情、服饰、制度、语言、音乐、礼仪等方面都有异于中原文化，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就最高，它以神巫性、浪漫性、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为总体特征。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异常浓厚的地方色彩。
《楚辞》与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保存着古代楚地民风民俗和民间传说的一些素材和影子，这为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一《楚辞•九歌》是古代楚文化的一个缩影，是屈原在楚地民歌、巫歌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改作加工，再创造的一组个人抒情诗，是诗人创作个性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完美统一。
屈原《九歌》与楚地民歌、巫歌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
从文学形式行看，首先，《楚辞•九歌》保留了很多楚地的方言。
例如：《湘君》中“邅吾道兮洞庭”中的“邅”是楚方言，是转弯，改变方向之意。
《湘夫人》中“搴汀洲兮杜若”中“搴”是楚方言，是摘取的意思。
还有，《湘君》中“蹇谁留兮中洲”中的“蹇”，《东君》中“羌声色兮娱人”中的“羌”均为楚方言发语词；其次，语气词“兮”的运用是屈原《九歌》的一大特色，而且每句都有语气词“兮”“这可能是从楚地民间文学中吸取讨来的一种新形式”[1]。
另外，楚地民歌有注重对偶的特点。
例如，著名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楚辞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楚辞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呢?下面就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希望对你有用!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
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
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
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
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
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
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
最后楚为秦所灭。
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
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
《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
”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
《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
”(见《史记·楚世家》)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
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
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内容提要】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与尝试。
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逐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
一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
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
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作纪楚物”。
楚辞连同它最伟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产生于楚国，并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民族精神，爱国热情：(1)比如卞和献“和氏璧”；申包胥求秦救楚，血洒秦廷；楚怀王克死秦国等都表现出了楚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同时，这些精神在屈原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2)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就是有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
屈原《招魂》中就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楚国的贵族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也是楚文化发达和楚辞形成的原因。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1）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
（2）《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3）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
”（见《史记·楚世家》）
与楚地的民歌和地方音乐有密切关系：（1）检点古代文化典籍，其中有不少楚地民歌。
《诗经》中《周南》、《召南》，实为南方民歌。
《孟子·离娄上》载《孺子歌》，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该歌在《楚辞·渔父》中也出现了。
《说苑》中《至公》《正柬》分别载<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史记-滑稽列新序》载《徐人歌》。
（2）《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
其中《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
（3）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
这些都是楚国较早的民歌, 表明楚辞体的形成和楚地民歌有着密切的联系。
（4）78年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也证明了楚国是一个音乐和舞蹈发达的地方。
可以说，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1）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
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
（2）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
（3）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
其代表作《离骚》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4）据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65年江陵望山一号和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
前者竹简记录的祭祀对象除楚之先公先王外，还有山川神祗，后者竹简记录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等。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屈原作品中为什么有许多巫术方面的内容。
楚国方言的影响：（1）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歌之一《候人歌》云：“侯人兮猗，其“实始作为南音”。
“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
（2）屈原《九章》中的《橘颂》使用“兮”字，可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
（3）和屈原诗歌最有直接关系的一首诗《越人歌》，据刘向《说宛·善说》里记载该诗歌与<楚辞>内容和形式与其如出一辙。
(4)郭沫若《屈原研究》，《楚辞》中的“些”（suo）字和《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中的“思”字是同一个系统。
（5）从参考古注及其他古文献可以知道，楚语中方言极多，“扈、汩、凭、羌、婵嫒”等，这些楚方言我们在《楚辞》里能够找到很多，这些语言都是《楚辞》的物质基础。
楚国的地理环境的影响：（1）“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得以纵横于江汉流域。
《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食物常足”。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经济的高度发展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2）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
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
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
（3）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
姜亮夫先生说“楚辞是楚民族文化的精华。
以楚国的历史、制度、风俗、语言来创作楚辞，这是楚辞创作的特点。
”综观《楚辞》，是受北方文化、南楚文化、楚歌楚声，巫风，地方方言，地理环境等的影响，可以说《楚辞》是多种文化的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