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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废除教育分级制度教育分级制度是指学校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能力和表现等方面的评定结果，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或班级。
这个制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并被广泛采用。
然而，近年来，一些教育界的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对教育分级制度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教育分级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那么，是否应该废除教育分级制度呢？本文将从学生自尊心的发展、教育公平性和教育效果等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一、学生自尊心的发展教育分级制度常常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依据，将学生分为高分班、中等班和低分班，这样的划分不可避免地会给学生带来心理上的差异和压力。
学生在被分到低分班或被视为“差生”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他人的歧视和嘲笑，从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和自尊心。
这种心理问题可能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废除教育分级制度有助于学生的自尊心的健康发展。
二、教育公平性的考量教育分级制度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可能导致教育的不公平性。
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表现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将学生仅凭考试成绩进行严格分级，容易忽略其中的差异和个体的不同发展需求。
有些学生可能在某些科目上表现出色，但在其他科目上可能较弱，而分级制度无法充分反映学生的整体水平。
此外，家庭背景、教育资源的差异等也会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而分级制度可能加剧了这些差异。
因此，废除教育分级制度有助于提高教育的公平性。
三、教育效果的考虑教育分级制度可能对学生的学业发展产生影响。
由于分级制度强调差异化的教学和评价，学校和教师会更加关注高分班学生的教学，而忽视了其他班级学生的需求。
这样的教学方式可能导致学生在竞争中失利和挫折感的产生，对他们的学习动力和兴趣产生负面影响。
废除教育分级制度可以鼓励学校和教师更加注重全面素质的培养，关注每个学生的特长和需求，从而提高教育的效果。
综上所述，教育分级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学生自尊心的影响、教育公平性和教育效果的问题。
对职务犯适用分级处遇制度的探索当前，新的减刑假释规定的实施及财产刑的执行导致部分罪犯减刑无望，结合山西阳泉第一监狱的情况，笔者认为应根据职务的特点，调整现有的分级处遇制度，才能有效激发职务犯的改造积极性。
山西阳泉第一监狱押职务犯的特点。
一、结构特点1、年龄结构特殊：截止2017年4月底两个监区共押职务犯165名，其中60岁以上的占21.5%；50岁—60岁的占44.9%；40岁—50岁的占23.9%；40岁以下的占9.7%。
在押职务犯年龄在50岁以上的近70%。
2、身体状况不好，多数罪犯身患多种疾病。
职务犯在犯罪前曾担任一定的职务，由于整天忙于各种事务和应酬，致使生活几乎无规律可循，因此绝大多数职务犯患有各种慢性病。
3、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有一定的认知水平。
大专以上学历占54.1%，高中、中专学历占15.8%，中专以下占29.1%。
职务犯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认知能力较强。
4、从刑罚结构分析，短刑犯所占比例较大。
5年以下有期徒刑71人，占43.03%；5年以上，10年以下38人占23.03%；，10年以上有期徒刑56人，占33.94%.余刑3年以下的113人，占68.5%.5、多数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家庭关系稳定。
职务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在捕前担任职务期间，其配偶子女一般有良好的经济收入，且因犯罪而离婚的较少，家庭关系相对稳定。
二、行为特点1、关心身体健康。
职务犯高度关注自己的身体，每天户外活动，无论天气如何都能坚持锻炼。
2、兴趣广泛、爱好学习、关注时政。
通过对在押职务犯的调查了解，几乎每名罪犯都“身怀绝技”，同时这类罪犯也较为关注时政，关注国家各类政策的出台，关注自己所在地区及行业的人事任免，并不时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3、维权意识强。
职务犯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对法律法规和个人权利义务的了解相对较多，加之服刑后自感自己处于弱势，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弱势心理，导致职务犯十分看重自己的权益。
调整现有职务犯监区分级处遇制度的必要性。
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的困境与对策周士逵【摘要】我国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是按照争议标的、案件影响和案件类型的“三结合标准”对司法资源进行宏观配置的。
在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压力和新民事诉讼法再审提级制度的助力“双核”驱动下，“三结合标准”的先天缺陷和制度弊病被悄然放大。
取消最高法院的民商事案件初审管辖权，从数量上限制进入高级法院一审的民商事案件，强化中、基层法院的一审审判功能，运用提高争议标的标准等的手段实现初审管辖权的宏观调控，进一步规范上调性转移，取缔下放性转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困境的路径。
%China ＂s civil cases jurisdiction is macroscopical allo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bination standard＂. As the number of cases increased sharply, ＂three combination＂ congenital defect malady of system is magnified. Therefore, the article gives the way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n our civil jurisdiction. three s and cases【期刊名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28)004【总页数】4页(P101-104)【关键词】级别管辖;争议标的;再审提级;初审管辖权【作者】周士逵【作者单位】川北医学院,四川南充637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3管辖权是诉讼的分流器，它把不同的案件分配到不同的入口，就像蝴蝶效应，不同入口往往会给诉讼带来不同的命运。
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作为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划分不同级别法院之间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总体上的纵向分工，其和横向的地域管辖的交点往往就是确定民商事案件初审法院的判断标准。
谈分级护理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内容摘要：分级护理制度是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一项护理制度，我院实施四级护理制(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多年实践发现执行分级护理制度有些问题须加以改进。
分级护理制度是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一项护理制度，我院实施四级护理制(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多年实践发现执行分级护理制度有些问题须加以改进。
l医护分工问题分级护理由医生决定，通过医嘱再由护士实施。
其优点是能统一患者的护理要求和诊疗计划。
但是，实践证明其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医疗专业课程中无护理学的内容，绝大多数医学生不甚了解分级护理制度的适应症及具体要求，年轻临床医生，也对此缺乏深入的了解。
因此确定护理级别不能严格掌握适应症。
如一些病情不危重，但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本需一级护理，而医生则按二级或三级护理处理;有些不需要一级护理的病人，医生为了表示负责或人际关系而按一级护理处理。
据8月17日对我院10个科室448例住院病人统计，其中一级护理157人，最多科室34人，最少5人，平均巧.7人。
而晚夜班仅1名护士，按一级护理的要求是无法付诸实施。
医生也从不检查分级护理的实施情况。
护士因力不能及，也就习以为常，结果是分级护理对部分病人只是一种形式，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应当改革。
2护理工作量和编制的问题根据《护理管理学》对分级护理内容及所需时间的计算，1名病人实施一级护理需4.5小时/日，二级护理2.5小时/日，三级护理0.5小时/日。
我院现有床位600张，实际收住病人800张，全院共有护士354人，按8月17日调查的情况。
见附表。
从附表可见，8月17日一级护理病人157人，占当天住院病人总数的35%，按护理1名一级护理病人需4.5小时计算，共需706.5小时，按1名护士日工作8小时，仅此一项需88.3名护士，而当日值班护士总数仅77名，即使全部投入一级护理工作也无法完成。
所以尚有二级护理病人180名，三级护理病人nl名，要完成448名病人的各级护理任务需要151.5名护士，显然现有131名护士很难适应分级护理制度的需要。
近年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侵害行为的新闻报道屡现媒体报端。
这其中既有低龄未成年人涉重罪事件，如2018年12月湖南12岁男孩在家中弑母，也包括未成年人涉轻罪事件，如2019年1月2名14岁少年多地盗窃作案40余起后叫嚣“还能偷400多天”①。
犯罪低龄化的恶性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司法初衷本意形成巨大的反差。
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困境使各界目光聚焦于刑事责任年龄，以期通过立法调整，将上述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
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有其特殊性的司法发展规律[1]。
因此，势必要先研究剖析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特征及其原因，并以此为治理基点，进而才能探寻科学有效可行的应对突围路径。
一、目光聚焦：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与维持刑事责任年龄是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是认定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所在。
我国《刑法》第17条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界定为已满16周岁，将实施重罪行为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界定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而不满14周岁则不负刑事责任。
在新闻报道中，低龄未成年人涉重罪行为、未成年人涉轻罪行为均不受现行刑法的规制。
因此，在该类新闻事件不断涌现刺激下，刑事责任年龄成为众多治理切入的首选目标。
（一）以“降低论”为代表的调整呼声在“降低论”为代表的调整呼声中，主要存在两种思路，一种为“一刀切”式的刑事责任年龄整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困境及应对出路——以我国近5年90件未成年人涉罪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张垚1，严露婕2（1.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浙江杭州3100182.浙江财经大学浙江杭州310018）内容摘要：近年来，犯罪低龄化发展趋势明显。
以刑事责任年龄为突破口的治理路径遭遇“降低”与“维持”两种观点争议。
与其过分关注立法治理，倒不如将治理思维转向对罪错行为的研究。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具有罪错事件的低龄化、罪错行为的危害性、不良行为的渗透性三大特征。
其原因在于家庭、学校、社会、行为处遇四个方面。
我国实施分级诊疗制度的现状及其思考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分级诊疗制度也逐渐成为医疗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推行分级诊疗制度，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分级诊疗制度的执行力度还需要加强。
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医院、医生和病人的认知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
有些医院和医生往往会采取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来保证自己的收入，而病人也往往会选择直接去大医院看病，导致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其次，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还存在一定的技术和基础设施问题。
目前，我国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和技术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也制约了分级诊疗制度的全面建设。
此外，相关医疗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最后，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行还需要加强宣传和教育。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普及分级诊疗制度的相关知识，引导病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就医的合适层次，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医。
总之，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运行，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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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监管改造工作”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三等奖浅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罪犯分级处遇江西省赣江监狱孙细件江华斌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公、检、法、司等司法（行政）机关随即提出在实践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
一时间，“宽严相济”一词风靡司法界。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求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坚持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
换言之，也就是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监狱的刑罚执行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个程序，如何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一步落实进去，很多监狱工作者和专家都就此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为监狱机关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可是在对罪犯的刑罚执行具体工作当中，如何“宽”，如何“严”，“宽”到什么标准，“严”到什么尺度，这就是当前基层监狱民警面临的主要考验与挑战。
笔者认为，要破解这一难题，还需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不断完善和强化罪犯的分级处遇。
处遇，又称处置待遇，指监狱依法给予服刑罪犯的各种待遇的总称。
分级处遇是指监狱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罪犯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并分别施以不同待遇的管理方式。
其基本内容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罪犯的入监服刑时间和罪犯服刑改造表现等标准，将罪犯划分不同的级别，并分别施以从宽、普通、从严待遇，核心就是“区别对待”。
分级处遇是监狱对罪犯重要的引导和激励手段。
不言而喻，要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不断完善和强化分级处遇工作，就必须从正确理解分级处遇的“宽严相济”入手，解决当前监狱分级处遇工作存在的弊端，实行从“严”管理和从“宽”管理。
学校管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学校管理制度是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和有效管理的基础规范，旨在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发展环境。
然而，在现实中，学校管理制度面临着一些困境，包括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灵活性以及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本文将探讨这些困境，并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寻求学校管理制度的更好出路。
首先，学校管理制度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在某些学校中，行政层面的权力往往过于集中，导致决策流程缓慢，难以及时解决和应对新的问题和挑战。
这不仅限制了学校发展的灵活性和创新性，还可能导致管理者的失职和滥用职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管理者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如加强沟通和协作，建立多级决策体系，促进权力下放，提高决策的敏捷性和效率。
其次，学校管理制度的一大困境是缺乏灵活性。
学校作为教育组织，需要根据不同时期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管理策略和方法。
然而，传统的管理制度往往较为僵化，无法及时适应新的教育需求和发展趋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管理者可以借鉴企业的灵活管理模式，引入项目化管理和团队合作等方式，鼓励教职员工参与决策过程，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此外，学校管理制度的低效率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困境。
由于学校管理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层级，管理过程往往繁琐而冗长，导致决策的执行效率低下。
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学校可以探索引入信息化技术，建立统一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和流程优化。
此外，学校还可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培养，提高管理团队的专业素养和执行能力，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和执行质量。
然而，要克服这些困境，学校管理者应该不断改进自身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首先，他们应该树立一种开放的管理思维，鼓励员工提出创新性的建议和想法，并给予积极的反馈和支持。
其次，他们应该加强学习和进修，与时俱进，掌握新的管理理论和技能，以更好地应对学校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挑战。
最后，他们应该注重执行和落实，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学校管理制度的真正改革和提升。
分级处遇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林进文1 吴月悦2（1.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人民检察院 福建安溪 362400；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北京 100089）
【摘要】本文认为，分级处遇制度践行多年的结果并不理想，遭遇到“使
用者”动力不足，关注不够的困境。而要使分级处遇制度走出困境，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完善，更是司法权力的解构与重新分配。【关键词】分级处遇制度;司法权力;技术性措施处遇是监狱管理机关对罪犯施行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分级处遇是处遇体系的分支，它是指监狱对服刑人员分类调查，对其改造表现、服刑时间和剩余刑期、犯罪性质及恶习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之后，依据处遇方式和处遇内容宽严分级原则，确定对服刑人员的处遇方案。分级处遇制度践行多年的结果并不理想，批判的声音认为目前我国的分级处遇制度建立在粗线条的分级标准之上，存在分级处遇的激励效果下降，罪犯对此的关注降低，分级处遇的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本文并不妄求为处于困境的分级处遇制度找到万全之策，只是力图从该制度的困境及其背后的实质问题出发，力求为该制度的出路提供一种思考的路径。一、分级处遇制度考察1、分级处遇制度的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39条规定了分押分管制度：“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1991年10月，司法部监狱局出台了《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修改稿）》，首次正式将分级处遇制推向全国。同时，另一不可忽视的背景是2005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的讲话中，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随即有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关文件和领导意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分级处遇制度就成为监狱管理机关贯彻中央政策的重要制度。2、建立分级处遇制度的目的刑罚的执行永远绕不清的是惩罚和改造的博弈。分级处遇制度的改造目的显而易见，正如实证法学派代表人物菲利所说的那样：“刑罚(包括量刑与行刑)应当考虑服刑人员自身的特点。同样的犯罪，从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说由于犯罪的原因不同，对各种人格的服刑人员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是对服刑人员进行改造矫正的出发点和行为目标。对服刑人员进行分级处遇，实现行刑个别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矫正服刑人员的反社会人格，使其出狱后能够遵守社会法律不致危害社会。从这一层面理解，矫正服刑人员是目的，分级处遇是手段和方式。[1]而基于惩罚的维持监管秩序目的被纳入分级处遇制度的功能部分，功能和目的必须作出明确区分，功能是客观的而目的是主观的，主观的目的可以是高尚的，也可以是单纯的；客观的功能是即成的、描述的，所以，在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持分级处遇制度具备维持监管秩序和激励服刑人员改造功能之前，我们认为实行分级处遇制度以便更好的作用于对服刑人员的惩罚，维持监管秩序的严格有序是设置分级处遇制度的目的。出于惩罚的目的而设置分级处遇制度一方面是基于人道因素，18世纪的欧洲提出了关于惩罚的尺度和人道需求的基本法则，即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行刑个体化打开了整齐划一严格监管的缺口，这个缺口是基于人道因素区别对待制度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基于效率因素，以期花费最少的司法成本达到最优的惩罚效果。3、分级处遇制度的分级标准实际操作的问题是，以什么标准对服刑人员进行分级划分？目前，我国的分级处遇是建立在依服刑人员性别、年龄、犯罪性质、刑种刑期、犯罪表现等进行粗线条划分的基础上。通常将服刑人员划分为从严管理、一般管理、从宽管理三个等级。必须要澄清的是分级处遇和分类监管的不同，分级处遇应当是根据服刑人员的改造情况给予的一种动态评价，它的价值体现在其等级差异导致的人员流动；分类监管是根据服刑人员的初始状态处以不同类别的监管制度，当然也包括部分服刑过程中的再分类。二者的关联在于分类监管与分级处遇的交叉点，即分类可能与分级重合，处遇措施的内容包含监管措施部分。我们现在的分级处遇划分标准就是分类监管的标准，较之台湾地区的分级标准，[2]我们既没有专门的规定，也缺少可操作性。除了服刑人员的档案和判决书记载的信息，监狱管理机构无法获得更多可以参考的材料，当然这可能更多的是技术性措施所制约。4、分级处遇制度的处遇方案分级处遇的等级差异体现在什么方面？换句话说，监狱机关可以给予什么程度的优惠待遇和奖励？这个问题关系到分级处遇制度对服刑人员的吸引力，直接决定了它的实施效果。目前，在保障服刑人员基本待遇的前提下实施的差别待遇主要体现在：警戒、监控、管束、活动范围通信、会见、接受物品、文体活动、给养等方面。二、分级处遇制度的实质及其困境根源1、分级处遇制度的实质分级处遇制度是监狱机关张显权力的工具。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和量化的换算，将服刑人员再次划分等级，从而在高墙内，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形成一种严密的网格秩序，以期实现罪犯对处遇决定权至高无上的诚服。司法权力通过对犯罪的惩罚使社会“围绕着犯罪形成一个褒贬交织的气氛”，于是监狱成功地将罪犯隔离和标签化，[3]而在监狱内部，分级处遇制度将这些被过滤之后的人再次标签化。按等级分配具有两个作用：一是标示出差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二是惩罚和奖励。就像学生被分为优等生、中等生和差生一样，通过永无止境的考试这种方式张显学校的权力，但是学生与服刑人员不能等同视之，所有学生都依赖考试的结果获得自身价值的评价，而在服刑人员的亚文化圈，自由才是他们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所以，在服刑人员内部实行分级处遇制度，要充分发挥这种等级划分的效用，充分体现监狱管理机关的权力价值，关键在于分级处遇如何影响服刑人员的自由程度。2、分级处遇制度困境的真正根源那么，监狱管理机关的权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服刑人员的自由？诸如警戒、监控、管束、活动范围通信、会见、接受物品、文体活动、给养等等方面真正与服刑人员的自由相关么？恐怕只是隔靴搔痒。分级处遇的奖励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是监控处遇，二是生活条件处遇。先说监控处遇，以台湾为例，“住室不加锁”、“不加监视”的实质意义是什么？保障监管秩序是监狱的基本职能，而监控是最有效率的工具，所以，这些优惠处遇只是把那双无处不在的监视的眼睛藏到了暗处，权力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发挥作用，那就是所有服刑人员的精神。再说生活条件的优惠待遇，不论是八人监舍还是四人监舍，甚至是“星级”监狱，能够改变什么呢？让服刑人员快乐地承受惩罚？也许，监狱机关已经尽力而为，因为涉及服刑人员真正利益的自由却不在它的权力范围之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1条、222条的规定，罪犯的减刑、假释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同时受到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同时在实践中，减刑、假释的幅度还受到行政机关的比例制约。分级处遇为什么效益甚微，恐怕不仅是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它背后的权力之争才是问题的关键。三、分级处遇制度的出路探讨1、“糖不够甜”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说明为什么分级处遇制度的“使用者”动力不足，关注不够。实证主义学派曾经提出了一系列细致的分类处罚措施，并认为对所有人实行监禁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监禁为什么会成为典型的刑罚并经久不衰呢？因为公平的需要。人生而不平等，地位、身份、教育程度、财产等方面都是无法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自由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自由是等价的，因为它是无价的，每个人生命的无限价值是等值的，所以监禁是一种公平的刑罚。自由是罪犯唯一公平且统一的标准，刚好，获得自由正是他们服刑的目标。这里不妨套用民法的概念来解释监狱对罪犯自由的控制。自由是罪犯的财产，在服刑期间监狱拥有使用权，罪犯拥有所有权。鉴于自由这种财产不是消耗物，所以罪犯关心的不是你怎么用（不会因为使用不当而贬值），而是什么时候还给我。但是，目前的分级处遇制度都是在“怎么用”上做文章，而如何缩短借用的时间却没有涉及。因此，始终具有一种“糖不够甜”或者“隔靴搔痒”之感。糖不够甜的问题怎么解决？分级处遇制度必须跟减刑、假释这些与自由实质相关的制度相连接，这就意味着法官权力必须做出让步，司法权力的层次需要分解。法官的权力射程只在评价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判决书对于罪犯来讲是一种“先期判决方式”，因为对犯罪人的评价只能在动态的服刑过程中得出结论。2、技术性措施的欠缺及其改进首先，档案制度有待完善。分级处遇制度施行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分级，上文已经谈到分级标准的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服刑人员相关档案材料的缺乏。除了简单笼统的人事档案以外，缺少有关服刑人员的社会经历、家庭成员评价、医疗记录、身体检查报告以及心理测评等方面的资料。另一方面，分级之后的处遇流动需要罪犯服刑过程中各个方面的资料，劳动态度、纪律表现、出勤情况以及思想文化教育效果等等。档案的设计应当全面包括可能的所有项目，每个项目的量化公式，并且及时记载和更新。其次，司法资源有待进一步投入。一方面，监狱的硬件设施有限，要体现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需要很大的财政投入，监舍、文体设施以及饮食等方面都要求更多的投入；另一方面，监狱警察人力资源有限，分级处遇意味着区别对待，与整齐划一的处遇相比，必然需要投入更多的警力。再次，奖励制度的程序设计有待进一步简化。建议从两个方面简化分级处遇制度的程序，一方面是档案记录和处遇变动，应当由基层的管教干警直接负责，而对个人的不信任应该由警察的纪律监督系统规范，不能由服刑人员买单；另一方面是处遇的决定程序，由监狱管理系统直接负责，人民检察院作为检察监督机关行使监督职能，减少先由监狱申请，法院组成合议庭决定的程序。四、结语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人们不停地抱怨着监狱的失败，却同时主张维持监狱的存在，并且乐此不疲地设置监狱的改良措施。“徒刑的期限不应该是罪行的‘交换价值’的量化，它应该根据犯人在监禁期间的‘有效’转变来调整。”分级处遇制度走出困境，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完善，更是司法权力的解构与重新分配。【参考文献】[1]孙琳.服刑人员分级处遇制度研究.载政法学刊，2009年第4期[2]台湾.行刑累进处遇条例实施细则，第3条[3](法)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7页
